传媒与消费中的市场叙事

在市场化年代,各种以市场化和现代性为身份的传媒活动与消费精神融为一体,形成了市场叙事,市场叙事在内容上包含流行叙事、大众叙事、消费叙事、时尚叙事等,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之结合的是传媒叙事,消费叙事成为其中的主导叙事倾向。     

《寻隐者不遇》的叙事翻译补偿

以《寻隐者不遇》为例,从叙事视角、叙事方式、叙事结构、叙事策略和叙事意象等方面来考查原文的叙事要素和叙事特征,在对比Witter Bynner,Burton Watson,吴钧陶,王大濂,孙大雨,万昌盛、王僴中,许渊冲等译者的七个英译文本叙事翻译质量的基础上,进行叙事翻译补偿。     

《尤利西斯》的叙事化与体验性叙事：认知叙事视角

叙事化和体验性叙事是认知叙事学的核心概念。叙事化是通过自然讲述、体验或目击叙事的方式去理解故事中看似违背叙事规约或“矛盾与断裂”的文本现象,体现了读者阅读和消费文本时的认知能力。体验性叙事涉及第一人称体验性叙事和第三人称体验性叙事两种叙事模式,强调读者在识解文本时的情感体验和认知语境。通过对《尤利西斯》的叙事化和体验性叙事文本分析,揭示了叙事化、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体验性叙事的叙事话语、表达功能以及认知语境与情感体验和认知语义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从认知叙事视角审视乔伊斯的意识流文本的语言和叙事艺术。     

窥探儿童的心灵世界——伊朗儿童电影的叙事特征分析

伊朗儿童电影富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而叙事艺术无疑是其最为鲜明的特征。通过从叙事视角、叙事节奏、叙事主题三个方面来探究其叙事特征,可以发现其叙事视角的儿童化心理化单一化、叙事节奏的散文化、叙事主题的家庭伦理化的艺术呈现,以此来深入认识并借鉴其叙事艺术手法。     

《易经》叙事要素与叙事意义论析

《易经》的叙事,在叙事要素上表现为明显的集体性和客观性的叙事主体、天人相应的叙事结构、吉凶因果的叙事逻辑、开放环形的叙事时空等,研究《易经》叙事,对于中国叙事文化基因的探讨和叙事学的中国化建构,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然会话叙事的基本特性及社会认知叙事分析模式的建构

在讨论会话叙事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特性的基础上提出社会认知叙事分析模式。会话叙事是日常会话中自发性的故事讲述行为,兼具叙事和会话交际特征;作为会话交际中的叙事活动,又具有语境内嵌性。社会知叙事分析模式强调会话叙事包含四个层次上的意义空间:经验、故事、叙事和会话;故事世界的建构和理解以经验世界为基础,以叙事世界为框架,而叙事互动又以话语世界的人际交往为框架;在会话叙事活动中社会人际工作、以真实经验为基础的叙事建构和认知理解同时在进行,叙事双方通过会话叙事完成经验、故事、叙事和会话四个层次上的意义建构与交流。     

网络文学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建构

新时代赋予网络文学讲好中国故事的重大使命,网络文学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是新时代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网络文学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多维叙事提供了可能性和可行性。叙事主题要以自觉的态度面对中国性,构建中国故事世界;叙事方式要探索中国故事在叙事情境、叙事话语、叙事符号、叙事视角上的呈现方式,提升中国故事的叙事能力和效果。还要尊重和把握网络文学特性,通过交互性叙事、超媒介叙事、媒介转换叙事、多模态符号叙事探索跨媒介叙事实践路径,实现媒介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真正承担起讲好中国故事的价值使命。     

大众传媒私密话语的叙事策略探析

作为一种新的传播现象,私密话语向大众传媒的扩张充分借鉴了文学叙述手法,采取了新的叙事策略。这既包括形式上的一种创新,也包括内容上的一种调整。形式上,私密话语采用一种口述实录体作业方式,利用双重或多重叙事视角,采取直接个体对应式话语和"场景"叙事。内容上,私密话语倾向于从宏大叙事转向微小叙事,从国家、民族叙事到家庭、个人叙事,从精英、主流叙事到大众、边缘叙事,从一元化、封闭叙事到多元化、开放叙事。具体体现在叙事主体由社会精英转向普通大众,叙事题材由主流话题转向边缘话题,叙述语言更加口语化、方言化。     

电影《贫民富翁》的叙事学解读

用电影叙事学理论对电影《贫民富翁》进行了叙事层面的分析,通过剖析叙事结构、叙事时间、叙事层次、叙事模式等叙事元素在影片中的应用,让读者对影片的内容和意义理解得更深刻。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影片采用了回环式套层结构、双叙事层、时间畸变等叙事手法,实质上是用两个爱情叙事模式架构起了一个社会问题影片。     

会话叙事标记“反正”的语用功能与语义缺省

基于自然会话叙事语料,以“反正”为例,通过对其共时平面使用模式的梳理,探究其在会话叙事中的叙事标记化过程中所具有的叙事提醒、叙事例举、叙事总结、叙事证实、叙事坦白、叙事补述及叙述者语气调节等七种语用功能。“反正”的语用功能建立在主观交互的情态和意图性信息交换中,叙/受述者根据信息量大小,彼此产生针对故事事件的共情,以此交互会话与叙事信息,形成叙事共情的语义缺省现象。     

天启《淮安府志》记载的《西游记》就是百回本《西游记》

天启《淮安府志》编成仅距吴承恩逝世40余年,是当时人记当时事,所记载的《西游记》肯定是小说。通俗小说能否入地方志问题没有硬性规定,天启志编者知道它是小说而将它记入,乾隆《淮安府志》编者又因为它是小说又将它删去,就是因为他们在认识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做法。     

书坊业与明清通俗小说评点

明清通俗小说评点经历了创作中心与刊刻中心由福建建阳等地向江南运河城市转移的过程,书坊业对小说评点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万历中期以前是通俗小说评点的起步阶段,主要完成地在建阳,可称之为通俗小说评点的建阳时期。万历中后期以后,随着坊刻中心的转移,通俗小说评点有了新的发展,文人型评点大量出现,提高了小说评点的水准,而此时书坊主评点通俗小说的现象继续存在,但也有了新的特点。自从文人型评点出现以来,通俗小说评点中假托名士评点的现象普遍存在。这种假托名人的评点不仅为通俗小说及其评点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声势支援,同时也有不少评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复仇:从"快意恩仇"到"御敌雪恨"--传奇性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与武侠小说之关系

从“复仇”这一情节模式出发,分析了武侠小说中的主导性因素,是如何被传奇性革命历史长篇小说所承继,又采用了哪些改造和利用,使之服务于政治,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艺术言说方式的,从而揭示出传奇性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与曾在新中国被根绝的武侠小说之间的内在联系。     

论英国哥特式小说

在我国的英国文学研究方面,哥特式小说因被认为是英国小说发展的支流而受到忽视。哥特式小说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催生因素之一,其影响延续至今。哥特式小说从诞生之日起就显示了特有的美学特征和影响。自华尔浦尔首创该类型小说后,哥特式小说就以哥特式历史小说、恐惧派哥特式小说和恐怖派哥特式小说三条线索并行交错地发展。本文探讨了哥特式小说的创作意图及其美学意义,哥特式小说与早期恐怖小说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关系,着重分析了几位作家的哥特式小说代表作,阐明了哥特式小说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晚清民初小说娱乐功能的被忽视与归依

晚清启蒙思潮的鼓荡,促成文学与政治的联姻。新小说家期待视野的扭曲和启蒙行动的错觉,在改变小说的文类地位的同时,也相对忽视了小说的娱乐文化。民初小说家检讨晚清小说观念,批评与扬弃了小说观念的载道趋向。小说趋向娱乐文化的归栖,既是对小说娱乐母体的沿袭与发展,也是对晚清启蒙思潮的反叛与弥补,中国小说观念近代化进程正是在由家国关注到情感娱乐的转变中,实现传统向现代的嬗变。     

论瞿佑的诗学才赋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从《归田诗话》看,瞿佑因早年耽于诗歌学习而形成了良好的诗学素养。因此,他在小说创作中流露出明显的炫才意识,将自己的诗学素养在小说中做了不遗余力的展示,从而使《剪灯新话》成为“有诗、有歌、有词”的“诗文小说”代表作,并使其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带有浓郁的自况意味。就题材而言,《剪灯新话》多“依红偎翠”之作,显示出瞿佑尚真主情乃至带有浓郁俗艳色彩的文学观念,而这与杨维桢在文学上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     

张爱玲自传小说《小团圆》索隐

张爱玲的小说《小团圆》于2009年春天在两岸三地出版后，立即高踞畅销书榜榜首位置，使这位已逝世十多年的作家。再次成为文坛的热门话题。不少读者把《小团圆》中出现的每个人物和张爱玲的亲友画上等号,把小说看成是作者的自传：另外一些读者却认为小说中不乏虚构成分，实在不应该把它当作张爱玲现实生活的写照。本论文从这个讨论焦点出发,尝试在作者的其他著作、作者亲友的著作和作者前夫胡兰成的《今生今世》里，找出与《小团圆》内容相关的资料，详细分析比较，希望能够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这位杰出女作家的生平和内心世界。     

“写不长”“写不完”——晚清海归派小说写作的一种奇观

晚清最后十几年,留洋之风盛行,由此形成了中国第一批较大规模的“海归”群体。此群体对中国小说的发展史影响颇大,在对小说功用的阐发、小说地位的提升、小说文体的重塑等方面均有不小贡献,但在其小说写作实践中,却存在着一个普通现象——“写不长”和“写不完”。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大约有四：一是态度的随意;二是精力和时间所限;三是才力不够;四是写作构想不切实际导致难以操作。     

古代通俗小说观念的起源:宋代说话之小说观念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观念随着通俗小说的发展而成熟，其成熟又促进了通俗小说的全面繁荣。宋代说话四家之一的小说在内容形式上有统一的特点和鲜明的文体特色，这标志着通俗小说观念的成熟。宋代说话四家之小说观念比同时代的正史子部小说观念成熟、纯粹，尽管宋代说话四家之小说观念与现代的小说观念还不完全相同，但是，它的出现使小说的含义从正史里包罗万象的兼有叙论式的残丛小语过渡到叙述虚构的完整事件，通俗小说观念的解放和成熟使通俗小说得到大步的发展。     

《说岳全传》辨疑——兼论《说岳全传》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关系

现在对《说岳全传》的认识通行三个基本结论：《说岳全传》的作者是下层文人、故事前后部分差异过大、前身是《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其实并不准确。通过作品内容自证发现：钱彩是评话艺人、金丰是小书商,文化程度必定不高;《说岳全传》前后部分差异自有原因,实出一人之手;《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对《说岳全传》影响极小,甚至《说岳全传》的作者可能就没有看过《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这中间的缘由,可以通过“钱彩原本《说岳全传》”和“今本《说岳全传》”即金丰增订本两个版本的形成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