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贝卡里亚的刑法思想——读《论犯罪与刑罚》

《论犯罪与刑罚》是18世纪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切萨雷·贝卡里亚的代表作。笔者认为,对贝卡里亚的刑法理论建构产生巨大影响的莫过于古典自然法学派的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思想,正是在此理论基础上,贝卡里亚总结出了一个"普遍公理",其中包含了罪刑法定主义、罪刑均衡思想和刑罚人道化思想。因此,本丈主要针对贝卡里亚的以上刑法思想做出评价,以期能更深入理解这本经典名著之精神内涵。     

贝卡里亚功利主义刑法思想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

贝卡里亚的刑法思想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以需要为内容的人性观上的。而这种需要人性观的外在表现就是趋利避害。而贝卡里亚从这种需要人性观出发,论证了犯罪和刑罚,建立了贯穿《论犯罪与刑罚》的功利主义刑法思想。     

贝卡里亚功利主义刑法思想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

贝卡里亚的刑法思想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以“需要”为内容的人性观上的。而这种需要人性观的外在表现就是“趋利避害”。而贝卡里亚从这种需要人性观出发,论证了犯罪和刑罚,建立了贯穿《论犯罪与刑罚》的功利主义刑法思想。     

刑事古典学派对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历史贡献

罪刑相适应原则是近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西方启蒙思想家和法学家为罪刑相适应原则上升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以贝卡里亚为代表的刑事古典学派为罪刑法定确立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奠定了直接的理论基础。他们关于罪刑相适应的思想至今对贯彻刑法的罪责相称原则仍具有指导意义。     

论贝卡里亚的刑法思想

贝卡里亚是刑事古典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的罪刑法定、罪刑相称、刑罚人道主义，成为近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他所主张的客观主义的犯罪论、刑罚目的论与刑罚的公开性、及时性、必定性与适度性等原则，对后世刑法理论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贝卡里亚死刑思想探析

死刑自产生千百年来,都被历代当权者或统治者视为“治国法宝”,从未有人胆敢质疑其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被誉为“近代刑法学之父”的贝卡里亚,运用启蒙思想倡导的自由、平等和人权等观念,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阐发了新的刑法思想和原则,最先对旧刑事制度进行无情披露和尖锐批判,并力求主张废除死刑。     

论贝卡里亚刑法思想的正义和功利根基

贝卡里亚的刑法思想中，亦无例外地兼含着正义和功利的双重价值基础。在他那里，报应正义、契约正义与功利正义刑罚目的观并不矛盾，反而相互为用。本文从分析贝氏的犯罪本质观和刑罚正义观、“近代刑法三原则”、“双面预防”的刑罚目的观等方面入手，强调指出，后来的评论者常囿于刑法学史上“新派”和“旧派”之争所造成的门户之见，以为贝氏是单纯的报应刑主义或功利主义者，这是偏执之见     

论贝卡里亚的刑法思想

贝卡里亚是刑事古典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出的罪刑法定、罪刑相称、刑罚人道主义,成为近代刑法的基本原则。他所主张的客观主义的犯罪论、刑罚目的论与刑罚的公开性、及时性、必定性与适度性等原则,对后世刑法理论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霍布斯与贝卡里亚刑罚思想比较研究

尽管都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但霍布斯刑罚理论还没有彻底地抛弃宗教神学的色彩;而深受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启蒙思想影响的贝卡里亚,在理性、自由、人道、主体性等方面坚持的比霍布斯更加彻底。对二者刑罚思想的比较分析,意图在强调两者理论之间的衔接性与差异性的同时,还霍氏在刑罚理论上的重要地位。     

论无罪推定原则在侦查程序中的贯彻

一、无罪推定原则对于人权保障的意义无罪推定,是指“普通法国家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大意是被指控犯罪的人必须被推定为无罪,直到或除非他本人承认或有无可怀疑的充足证明相反时为止。”[1]从历史上看,无罪推定作为封建社会有罪推定和刑讯逼供的对立产物,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在否定中世纪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一项法律原则,其思想最早是由十八世纪意大利著名的刑法学家切萨雷·贝卡里亚在其《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的,并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首次成为法律原则被载入《人权宣言》。如今,无罪推定原则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     

欧洲刑法的人道主义之光——评《论犯罪与刑罚》

18世纪以前,欧洲的刑法是非常残忍的。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饱含着人道主义精神,为欧洲的刑法带来了人道主义之光,对后世影响深远。它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刑法理论的著作,被学者们奉为经典,在全世界广为流传。该文从人道主义的视角对这本书作一解读。     

论“婚内强奸”

婚内无奸由于其具体的社会背景和婚姻契约论、报复论、暴力伤害论等理论的支撑 ,在中西方都有悠久的历史。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女权运动的发展 ,这一命题受到了刑法理论和实践的挑战。该文从民法的角度对性权利这一人身权进行了深入剖析 ,明确婚内强奸行为侵犯的社会关系 ,并提出应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解释我国刑法第 2 3 6条 ,承认婚内强奸     

论罪刑法定的宪政维度

作为宪政精髓的制约国家权力、保障人权是罪刑法定原则与生俱来的实质内涵。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通过刑法的契约性,在国家的刑罚权与公民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正好契合了宪政的价值理念,从而使刑事法治在宪政框架内获得了合理性。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需要在制度层面上保障司法权的独立性、刑法的谦抑性以及构建违宪审查制度。     

论刑事古典学派内部死刑观的异同及其借鉴意义

刑事古典学派内部对死刑的态度,可分为两派：保存论和废除论。贝卡利亚、边沁基于社会契约论和功利论,认为死刑存在许多弊端和坏的特性,极力主张废除死刑。费尔巴哈、康德、黑格尔等人,基于心理强制论、等量报应论和等价报应论,认为死刑有其特有的有益性或功效,主张死刑存在是合理的。但其具体观点又有差异。     

刑法契约观

政治刑法只强调对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保护,崇尚重刑主义;市民刑法则把人权保障作为其首要的价值,强调罪行法定原则和罪行相适应原则。体现转型期社会特点的1997年刑法其实是一种过渡刑法模式,其仍然遗留有许多政治刑法的明显不合理的规定,并且在实施过程中受到传统刑法思维方式的阻碍,而其向市民刑法的真正转型,则有赖于中国市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民众对刑法契约观念的真正认同。     

刑法解释的客观性及其实现路径

刑法解释的客观性应该是一种社会认识或社会解释上的客观性。当前,我国这种客观性主要表现为刑法解释以及根据刑法解释作出的刑事判决的公众认同。因而刑法解释客观性的标准是社会公众对刑法解释及其结论的认可和接受程度。刑法解释客观性的具体样态一方面表现在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表现在司法实践中对案件定性的罪名进行有意识的选择甚至变更。刑法解释客观性的实现有赖于刑法解释的主体、结果导向主义的刑法解释方法以及公众意见的反映机制三个方面。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的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民事案件主要是民间借贷案件。借款合同与保证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超出了民法的阈限,触及到刑法评价与民法评价的关系这一根本,成了困扰民事审判的一大难题。对此,理论上与实践中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方法论立场,即刑主民附论与刑民分离论。然而,这两种立场都有失偏颇。只有消除立场上的偏颇,才能将合同效力认定纳入正确的轨道。吸收资金不应被认定为违法所得,不应适用追缴或责令退赔。如此,由于追缴与责令退赔的适用所引发的刑民间评价矛盾及其对效力认定造成的干扰,才能被彻底消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是行政犯,合同违法性评价,应以《商业银行法》第11条第二款规定为根据。从规制对象来看,作为准入规制的《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不意在规制合同行为;依法益权衡而言,认定合同有效也并不阻碍该条规制目的之实现。因此,《商业银行法》第11条并非《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定。对该条的违反,不应成为认定合同无效的理由。     

风险刑法理论研究中的错位与检讨

社会风险不能等同于刑法危险，但二者存在动态交叉关系，社会风险可以通过刑事政策转变为刑法中的危险。风险刑法首先是现代刑法应对风险过程中"自觉"的结果，是现代刑法体系的同质组成部分。从贝克划分社会形态的时间考虑，我国早已进入风险社会，且是全面而非局部风险社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使我国社会风险在质上表现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在量上表现为风险的相对增多，从刑法的应对上来看，似乎只能选择刑法提前介入。风险刑法理论的中国展开应该从实然和应然两个层面出发，前者旨在突出风险刑法的教义学研究，后者需要从社会风险自身的特点出发，有针对性地调整刑法体系，以期防控风险、创造安全。     

论我国刑法的法律特性及其对刑法品格的塑造——以刑法法益结构为分析视角

传统刑法法益由国家法益、社会法益和个人法益组成,并且刑法以保护国家法益为其最重要的任务。在这种法益结构影响下,人们往往将刑法的法律特性归结为刑法是公法,虽然有学者很早就提出了刑法是保障法的论断,但至今仍未超出刑法是公法的羁绊,这与刑法的发展趋势是不相符合的。在刑事法治视域中,刑法法益除了国家法益、社会法益和个人法益之外,还应当包括生态法益,而且其中个人法益具有优先性,社会法益和生态法益具有基础性,国家法益具有保障性。在这种刑法法益结构的影响下,刑法的法律特性应当归结为刑法只能是保障法,这一论断,不仅表明了刑法的法律特性,还意味着对刑法法律品格的重新塑造。     

实质违法性理论及其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意义

实质违法性判断是大陆法犯罪构成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实质违法性理论的研究有很重要的立法与司法功能。我国刑法理论中的社会危害性说所揭示的就是刑事违法的实质 ,但由于将其置于犯罪本质的地位 ,造成诸多弊端 ,如果借鉴实质违法性理论将其作为刑事违法的实质层面 ,并纳入犯罪构成体系中 ,就可发挥其应有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