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跨界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其有效治理需要构建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性框架。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的多元行动主体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政府是责任终极承担者，军队是巨灾应对中的突击者，企业是应急产品提供者，社会组织是重要补充者，公民是关键支持者等。同时，多元行动主体在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又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政府为职责驱动与政绩追求，军队为军地平行关系下的合作驱动，企业为逐利导向下的社会责任担当，社会组织为公共价值驱动的自组织机制，公民为“经济人”理性与公共精神。多元行动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产生了不同的互动关系，主要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主体和公民等。遵循行动者网络构建的一般规律，从转译的不同阶段提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具体策略：在问题呈现阶段确立共同目标，在利益赋予阶段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在征召和动员阶段形成责任共同体。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型构:合作网络治理

治理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治理体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政府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等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采用一定的手段方式,合作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运行机制.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民主政治建设、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更涉及到政府与社会二元结构的调整等.     

社会协同治理：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

社会协同治理主张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平等性、协同性和有序性.实现社会有效协同治理,有赖于良好的社会资本.目前我国社会普遍信任缺失,正式规范先天不足、公民参与网络不健全、公共精神亟待培育等社会资本现状,这些都已成为社会协同治理实现的主要制约因素.强化公共精神和公民认同,规范协同主体权责边界、发展和壮大社会组织和健全协同运行网络,是实现社会管理中各系统、各组织、各阶层协同治理的有效路径.     

网络治理的体系、困境和中国化分析

随着全球化下政府治理范式的转换,公众要求政府回应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特别是在多元利益主体和价值主体要求提供公共服务的条件下,如何提供"更好、更快、更廉价"的服务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服务价值的新要求。当代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一大特点就是将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公民社会等众多的公共行动主体引入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具体的做法就是重构"国家—公民—社会"的关系,展开网络治理。然而网络治理也存在着许多显著的缺陷,加强对网络治理困境的反思和超越,无疑成为理论和实践日益突出的课题,运用规范性理论对上述问题展开分析,以期探索解决问题的初步方案。     

社会治理精细化的框架及其实现

社会治理精细化是一个实践命题,为一种增量治理方式,系针对以往粗放式治理的反思和矫正,它不是要实施颠覆性的改革,而是针对特定问题所展开的精准施策。从公共管理“过程论”的角度,精细化治理的框架可以围绕价值、主体和治理目标三个方面展开：以公民为价值归宿的精细化,目标是构建全民“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以多元主体能动性为导向的精细化,目标是激活“共建”诸主体的发展潜力;而以目标实现程度为参照的精细化,则是为社会治理提供管控的依据。     

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合作供给的治理模式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保障,但近年来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这对现有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模式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探索如何发挥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等多元供给主体的力量、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治理模式,直接关系到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果。对此,网络治理理论为农村公共产品治理模式的完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文章借鉴网络治理理论的理念,探索性地构建了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合作供给的治理模式,并提出了创造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的条件,构建合作供给平台,实施监控合作供给行为等对策建议。     

社会治理意义上的网络世界及其治理

网络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孕育了虚拟的网络世界,它在塑造了社会的网络结构的同时,也悄然实现了从“纯粹的虚拟”到“虚拟与真实兼备”的完美蜕变.网络世界的“虚拟与真实”属性决定了社会治理意义上的网络世界治理不仅仅局限于对虚拟世界的治理,而是特指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与人的全面发展而展开的对互联网所链接的虚拟世界及其派生的社会网络结构的合作共治.网络世界治理在实践中要达至既有的社会治理目标,必须遵循合作治理、更加注重伦理构建、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实现社会的有序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基本准则.基于此,政府在网络世界治理中的职能定位亟须变“控制”为“引导”,充分重视对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的运用.     

如何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绩效？——基于资源不对称依赖与控制权共享的视角

借鉴资源依赖理论和控制权理论,以嘉兴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文化有约”项目为研究对象,通过个案研究分析互联网情景下多元合作治理的深层逻辑。研究发现,多元合作中资源不对称依赖导致公共价值缺失,仅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生产社会化”;控制权共享能够降低资源不对称依赖程度,实现“供给责任社会化”,促使多主体化优势资源的发挥,合作关系质量的改善,增强了合作绩效;控制权共享源于政治机会窗口的出现和互联网平台的创新应用,为此,政府要为多元合作提供制度空间,善用互联网治理工具,构建合作网络生态系统;非政府主体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等,实现合作治理绩效的提升。     

国外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研究述评及启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已引起各级政府高度关注,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成为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采用文献回顾和比较等研究方法,以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内涵、治理结构、治理机制等为研究对象,详细评述了国外现有研究对什么是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理解,以及如何进行网络治理的实践,并以此为我国提供启示与借鉴,即:我国公共服务改革须以网络治理理论为基础,关键是要处理好多元主体间的责任关系,通过使用商议和信任等机制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与诉求,实现公共价值。     

农村贫困治理的范式转型与未来路径——兼议产业精准扶贫的推进路径

农村贫困治理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随着国家治理范式的演进,农村贫困治理将实现政府主导范式经由市场主导范式向公共治理范式转型。当前,主流的政府主导范式和市场主导范式在理论上遭遇到解释力不足问题,在实践中产生了精准扶贫不精准、久扶不脱贫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原因在形式上表现为过度依赖市场主导范式所产生的“开发”与“扶贫”之间的张力,在实质上表现为贫困治理过程中基于市场逻辑的效率、基于扶贫逻辑的公平、基于公共治理的参与等多元价值冲突。因此,推动农村贫困治理范式转型和产业精准扶贫目标实现,有效整合多元逻辑和多元价值是关键。具体路径应以公共价值为目标,实现对多元价值的整合;以平台构建为支持,促进多元主体协同;以公共能力建设为条件,支撑多元行为逻辑整合。     

社会整体利益实现机制探究

社会整体利益不是虚无缥缈的理念,而是可以生成的和应用的制度体系,是建立在国家与个人博弈基础上的共赢。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其面临着政府单一行政管理失效和公众参与渠道不畅等现实困境。构建社会整体利益实现机制需要转变政府治理模式,发展公民社会,各方利益主体合作参与决策制定,实现政府、个人与社会三方共赢。     

全球公共问题治理:制度与途径

全球公共问题的共同性和不可分割性,要求全球治理主体通过合作的集体行动来治理日趋增多的全球公共问题.在没有世界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借助国际制度的作用实现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对国际社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对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主要是通过国际组织治理、非政府组织治理和全球合作治理三种途径来实现的.     

治理视域下的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探析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多元利益诉求的兴起,中国各级政府顺应世界治理的发展趋势,推行各项改革以实现政府—社会的关系调整与权力配置,从而提升政府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但随着地方政府自主发展意识与权力的强化,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却陷入困境。从治理导向即分权化框架和治理的核心理念出发,剖析区域地方政府间低效合作现象的深层机理即分权化体制下的权责失衡与“经济人”的行动逻辑,继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以完善分权化宏观制度为支撑、以培育公民资格与多元治理主体为基础、以建立治理组织网络模式为依托的有效途径,构建区域地方政府引导下与市场、社会组织、公民高度融合的区域多中心治理体制,以保证区域地方政府间合作的高效运行。     

机理探析与理性调适:公共治理理论及其对我国治理实践的启示

公共治理理论是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里程碑,是克服"公地悲剧"和"囚徒困境"的有益尝试,被认为是新时代条件下对治理机制的"重新发现"。通过文献归纳和逻辑梳理可以发现,治理危机的频现、治理环境的复杂和市民社会的成熟是公共治理理论产生的主要动因;通过公共参与突显治理价值、通过协商合作建立治理结构、通过制度规则巩固治理体系是其内在逻辑;构建主体参与机制、制度网络机制、协调合作机制和责任追溯机制是实现公共治理之道。就我国治理实践而言,需要扬弃治理文化、培育公民社会和确定治理指标,结合具体语境和实践环境进行创新调适,避免多方劣势叠加效应和治理执行阻滞。     

长三角区域性社会突发事件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协作机制分析

利益主体多元、行政区分割、绩效评估价值与区域性社会一体化的悖论以及多中心体制与合作协调的悖论等使得长三角地区的地方政府竞争呈现出较明显的无序状态,由此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而形成行政区个体,区域性社会突发事件治理资源得不到最优配置。文章分析了长三角区域公共合作关系、区域公共政策协调、区域公共治理合作主体、区域性社会安全构建的社会基础和可行性策略,指出,社会性突发事件治理中长三角地方政府协作机制关键在于区域性社会一体化,区域内的利益冲突应该让位于区域性社会发展大局。     

多元化乡村治理主体的治理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乡村治理是包括政府组织和乡村社会以及其他主体在内的一种多元主体围绕公共权力与资源有效配置展开的活动。多元主体凭借什么样的治理资源参与乡村治理,这些治理资源是否配置合理、有效利用,直接关系到其治理能力的强弱和治理效果的好坏。文章在梳理了乡村治理主体可资使用的各种治理资源的基础上,分析了凭借各种资源参与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行为关系及治理资源配置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治理资源优化配置、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有效路径。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社会危机治理解读

现代危机的普遍威胁性与复杂性决定了社会危机的治理不可能仅仅是政府的职责,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及其相互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关系网络。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的观点,社会资本与社会危机治理之间存在天然的契合性和内在的关联性,社会资本对危机治理的达成起着明显的促进或制约作用。因此,在社会危机治理过程中,可通过鼓励广泛参与、培育普遍信任、促进整体认同和完善规范体系等途径提升社会资本存量,构建一种"新三权分立"即"政府——社会——公民"社会危机治理模式,以此增进政府同社会、公民之间的良好沟通和合作,实现社会危机的有效治理。     

经济法程序理念语境下公益诉讼的探析

经济法的价值取向是社会整体利益本位,从法学理论的体系构建上看法律有实体和程序两种形态.经济法追求实质公平正义的理念是协调政府公共权力与个人基本人权,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而经济法程序理念追求什么?对公益保护的必要性、可行性价值又何在?如何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益的法律保护?现从公益诉讼问题的角度进行分析。     

从新契约到新秩序:社会治理的现代逻辑

社会治理研究,需要从方法论上转向现代社会危机的因果关系的分析。这种分析使得人们认识到现代社会危机的源头,乃是契约论知识基础上所形成的集体意识,它包括三个基本共识:政府应当为主权范围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权利实现负责;政府应当执行公意;政府是公共权力的唯一合法主体。因此重新建构现代新契约的集体意识,既是现代社会危机的逻辑终结点,又是现代社会治理目标实现的逻辑起始点。这种新的集体意识必须包括三个新的基本共识:政府和公民共同为主权范围内的全体社会成员权利实现负责;政府应当协调公意;政府只是公共权力的合法主体之一。基于这样的新集体意识,中国社会治理的"善治"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并最终能够成长为一种具有示范意义的中国经验。     

网络公共领域的秩序建构

当下网络公共领域呈现“主体独立性”消解、“交往理性”缺失和“公共性”异化的状态,因此,建构网络公共领域的基本秩序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建构网络公共领域的基本秩序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完善互联网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实现政府业务流程再造,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增强政府驾驭新媒体的能力,构建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新平台;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正面引导作用;培养网民的公民意识和公民素质。就网络公共领域的治理而言,合作治理是一种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