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商业谣言的成因探析——以湖南隆回金银花事件为例

从湖南隆回金银花事件可以看出网络商业谣言的传播实质上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信息传播过程。这一过程包括若干不可或缺的要素,而要素间的制约/影响关系又是与特定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网络商业谣言从生成到传播扩散至一定规模,与社会环境、媒介环境、受众基础有着很大的关系。市场竞争激烈而商业道德缺失的社会环境是网络商业谣言产生的温床。金银花产品自身的鉴定问题增加了事件的模糊性,导致自身易发谣言。受众恐惧心理和科学常识缺乏等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谣言的传播。而媒介既是网络商业谣言的传播渠道,也是治理网络商业谣言的有力工具。     

网络谣言问题的诠释学结构分析

网络谣言是一种社会现象,互联网是网络谣言赖以生存的媒介和平台.在这一虚拟化的网络平台中,相较于传统口口相传的谣言传播形式,网络谣言呈现出“文本化”和作者原意隐退的双重诠释学特质,从而引发了网络谣言的核心问题——理解问题.同时造谣者对网民“前见”的熟知和加以利用、网民与网络谣言“文本”之间存在的客观时间间距,是网民对网络谣言进行深度诠释的核心要素和基础条件.因此,网络谣言所造成的现实困境实际是一个诠释困境.可以从网络谣言“文本”本身直接下手正本清源,化解网民不合理的“前见”,以及注重网络谣言形成和传播过程中“他者”的监控等三个方面人手,消除网络谣言,创造和谐、健康、民主的网络环境.     

系统理论视野下的突发事件信息传播与干预机制分析

信息传播对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性质演化、影响广泛程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将信息传播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传言”阶段——群体意识唤醒时期、“流言”阶段——群体意识形成时期、“谣言”阶段——群体应激行为时期等,其作用机理为媒介传播、群体关注、政府介入等相互推进与相互协作.同时,基于系统的整体性、非线性和自组织性,提出预警、干预和评价等三种突发事件中信息传播的有效干预机制.     

城市空间信息传播框架型媒介的新载体--基于框架型媒介的传播学分析

将框架型媒介置于城市的空间信息传播的场域之中,从城市空间与框架媒介的关系、框架媒介的传播模式与传播形态、框架媒介的影响力三个方面进行传播学的解读。探讨了在城市空间信息传播中框架媒介的定位、属性及核心功能,表明了其作为城市空间的传播载体所体现出的“分众传播”的延伸建构;重点分析了框架媒介“固定-强调”的传播模式及其“强链接”复合动力系统的传播优势,即两者均体现出了框架媒介灵活化的拓展应用功能;解读了框架媒介对受众、社会及传播效果方面的影响力,即促进了媒介空间化与空间媒介化现象的形成。     

网络对谣言的自我净化:可能及影响要素——对人民网研究院调查结果的一项检验与补充

网络既可能是谣言的温床,同时也是辟谣的有效工具,单纯地把网络当成谣言的“罪魁祸首”或把之誉为谣言的“自我净化器”,都有失偏颇,本质上是一种“媒介决定论”思维。人民网研究院一项调查报告显示:针对不同类型的谣言,网络的自我净化能力不同,科普类谣言自我净化能力最强,涉官、涉警、涉富之类的谣言往往是越讨论越极端;涉及公共安全类的谣言,网络是否具有自我净化能力,有赖于诸多外部条件,因而属于“可控型谣言”。从几则“可控型谣言”案例分析后发现,如果谣言漏洞能够在第一时间被指出,政府能及时提供权威的信息,大众媒体、意见领袖、当事人等提供多元化的信息渠道,网络的自我净化功能有可能实现。     

自媒体时代媒介与受众的价值关系转型简

自媒体时代,传媒的认知场结构由单一的“反映-应变”模式向主客体互通反馈式的结构转化。在此过程中,受众的主体意识逐步张扬;受众与媒介的价值关系开始由传统媒体环境中的依赖转向媒介怀疑甚至是质疑。但是,对于大众媒介而言,自媒体并不是其终结者;充分发挥自身的信息整合优势,是其价值重塑的重要途径。     

灾难性事件中的谣言传播解读——以汶川大地震为例

灾难性事件对民众生活及心理影响很大,容易滋生谣言。谣言会引起民众恐慌,扰乱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致使高信度信源说服效果衰减,使政府公信力和媒介公信力受到损伤。谣言的产生与传播环境、传播者动机、传播渠道、受众等因素都有关系。因而,保持信息传播途径的公开和畅通,不断提高科技水平和灾难预警水平,提高受众认知能力和谣言判断能力,才可以从根源上杜绝谣言传播。     

论媒介图像文本与受众互动关系的重构

从艺术图像文本到媒介图像文本转向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由于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图像文本越来越具有“拟像化”的特征.媒介图像文本的不同特征,构成了与受众不同的传播互动关系;在“图像转向”时代,大众传媒构建了与受众互动关系的三重维度,即客观现实、媒介现实(拟态环境)、主观现实,媒介图像文本作为联结受众的介质,使这三种现实在受众视域中的融合成为可能,创造了具有虚拟化特征的媒介现实;同时,大众传媒语境也催生了基于媒介图像文本与受众传播效果关系的媒介修辞方式,受众通过对媒介图像文本的解构,还原并重构了关于现实的图像与意义.     

全媒体语境下的公民政治参与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有利于传播政治知识,培养公民政治兴趣,影响政治文化的形成;媒体对受众的政治社会化影响程度进一步加深,进而影响到受众的政治立场,型塑受众政治人格;媒体与公众、政府的有效互动有利于形成完整的政治传播链条:民众通过媒介手段表达政治立场和利益关切实现政治参与.为有效引导公民政治参与,政府应当变管理为服务,重构政府与媒介、公众之间的话语体系.     

微博谣言对人们决策与判断的影响及法律应对

微博谣言指的是以微博为媒介,内容则缺乏事实证实,或者是扭曲事实,或者是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是已经被官方辟谣却在群众之间传播的各种信息。微博谣言具有极为鲜明的特征：首先,微博的字数的限制有利于发布者将谣言伪装成为客观事实;第二,微博谣言的生命周期在多中心的原因下得到大大延长;第三,微博谣言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政府和公共往往极易陷入“塔西佗陷阱”。以法律视角,应对微博谣言应该从司法人员具体操作和信息公开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对于谣言的判断应以“内容”而非“行为”为标准,另一方面政府及相关企事业单位要做好信息公开,向公众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让信息更加透明化。     

文化产业的视野:媒介融合与积极的受众

文化离不开传播,传播需要媒介,媒介依赖受众.文化产业意义下的媒介融合,不应当只是媒介的简单结合,从经营的角度上说,这是一种跨媒介的联合,媒介融合的视野也要涉及到与其他机构、产业等的结合,媒介融合的重点也应是发展文化产业的第一生产力.文化产业的第一生产力就是“文化创意”,这也是文化资源用之不竭的源泉,受众的积极意识是发展文化产业第一生产力的催化剂.学界把大众媒介与日常生活及大众文化之间联系起来,打破了单纯政治意识形态对媒介与社会关系考量的垄断.     

公共政策传播机制的优化路径

公共政策传播机制是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受众等要素之间传递、交流和共享政策信息的互动方式及其行为过程。优化公共政策传播机制,需要从硬件修复和软件优化两个方面着手：在硬件修复上,要重视“政策信息服务人”的塑造,加强政策信息的编排,实现媒介力量的整合,强化理性受众的培养;在软件优化上,要全方位完善政策传播制度,重启政策传播的互动模式,重构政府-媒介-受众之间的关系,注重政策传播效果的评价。     

对Web.2.0时代我国网络传播的透视

按弥尔顿的观点可以说媒介的发展史,就是人类对传播民主权利的追求史。随着博客、播客等个人媒介的兴起,2005年被称为“Web．2．0”年,很多人高呼真正的网络传播民主时代到来了。事实上,我国网络传播受众的媒介素养尚低,博客等个人媒体的边缘化身份仍难转正,某种程度上处于失范的状态的网络传播必然召至外力介入,以上这些因素决定了所谓的网络传播民主不过是幻想而已。     

网络行为:一个网络社会学概念的简要分析

在当今的信息网络时代,互联网络为人们的行为活动构建出了一个新的“场域”。网络行为就是人们依托于这一新的“场域”所作出的一种全新形态的现实行为活动。本文结合互联网络发展和“新场域”建构的现实背景,对网络行为这一网络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从其内涵、类型、特征和社会本质等方面,展开了一定的探讨。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流行语与文化话语权变迁研究

社会流行语作为文化的重要表征与隐喻,记录了中国当代历史和社会变革的足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社会流行语的发展和变化历史,无论从生产主体到内容选择,还是从传播平台到解读与再传播,都代表着传媒场域中我国文化话语权从官方到民间、从权威传媒机构到互联网的变迁过程。这一话语权的变迁,为社会公共治理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带来了问题和挑战。但是,这一变迁是传媒变革以及技术力量赋权所带来的公共话语权力空间再造,并不是对原有格局的颠覆与对立,管理者需要的是:以民心所向为指引,读懂大众话语实践背后的社会实践倾向,将大众“话语实践”转化为管理者的政治经济“社会实践”。     

电视文化的涵化培养与“消费示范”——电视媒介的“消费示范”功能

电视媒介以其广泛的普及性占据当前社会传播的优势话语地位.电视媒介通过其符号的叙事与抒情形成对消费的引力,电视文化场的磁力.正是通过电视意识形态对消费态度的培养,完成了电视媒介培养社会消费态度、引导社会消费舆论的功能,即电视媒介文化通过其涵化特质对受众消费行为起到示范作用.     

政府传播机理初探

政府传播是政府利用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信息传播。政府传播既是一种传播行为 ,也是一种管理行为 ,传播行为是管理行为的延伸 ,是管理行为落到实处的必要步骤。这种传播的特点在于 :传播主体的权威性 ;传播主体对核心信息源的独占性 ;媒体与权威信息源“取与予”的关系格局 ;受众对其所传大部分信息的无选择接受性。政府传播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 ,非常时期尤其如此。我国“非典”时期的报道 ,美国两次海湾战争期间的报道 ,都是以政府为主体的传播。由于政府传播突破了 (大众传播 )效果的有限性 ,可以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形成普遍的注意 ,并形成相对统一的舆论、相对统一的意志、相对统一的行为 ,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传播者适时、适当发言就是十分必要的。     

论传媒文化对受众心理的消极影响

传媒文化是建构未知的受众或拥有想象中的受众的传播系统.它的触角已经伸向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为了实现其最大限度地吸引大众这一恒定目标,传媒文化建立了一整套自身的话语系统,其话语策略是:设法邀请受众"参与自我建构的过程";视觉中心主义的幻象复制;戏剧化的表演或作秀.传媒文化的这套话语系统对受众接受心理具有相当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使"观看"仅仅成为习惯;从理性堕入欲望;引发受众的戏剧化心理趋势.     

文化诗学视野中的谣言传播

谣言不仅是一种文化现象,它还以易传播、传播速度快、矛盾性和跨学科性等特点构成类似于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谣言诗学将口头流传的传说、逸事与现在的社会现象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社会性文本,通过谣言本身与现实对话。在中西方已有的众多对谣言的界定中,都过分注重于谣言这一消息是否具有确切的来源。落脚点都在“来源处”。其实恰恰相反,谣言不是在其来源处产生的,而在于其传播的过程。因此,谣青的界定应着眼于其传播本身,事实上,谣言不管其来源准确与否,都会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变异,只有发生了变异的消息才是谣言,这就是“传播的偏向”,可以说,谣言是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转移或偏向的消息。这“转移”或“偏向”是由谣言听传者完成的,它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     

符号化：空间媒介视阈下的城市形象建构

近十几年来,传播理论的空间转向催生了“空间媒介”的话语建构,其知识来源可追溯至传播思想史中的“泛媒介论”。基于空间媒介的视阈重新审视城市形象传播的理论建构,彰显了符号学的方法论意义,即城市形象建构可被视为城市空间意象的符号化过程,这一进程凸显了空间媒介各异其趣的解码潜力：符号呈现、符号重构、符号互嵌。通过对城市文本的话语、象征与隐喻分析,也揭示出城市形象建构是充斥着权力博弈与话语争夺的复杂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