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政策执行组织结构碎片化的整体性治理

环境政策执行是环境政策的核心环节,事关中央环境政策目标的实现,其组织结构碎片化表现为央地关系碎片化、同地关系碎片化、部际关系碎片化,产生根源在于复杂的府际关系、倒置的权责关系、逆向的政策执行、同构的职责关系。基于环境政策执行中组织结构的碎片化困境,要整合政策执行理念、完善政策执行机制、创新政策执行技术,以此构建环境政策执行的整体性制度体系和策略系统。     

基层治理效能衰减的制度性原因与对策

基层治理效能衰减主要表现为行政过程效能衰减、行政协调效能衰减、行政成本隐性膨胀。从政策执行的角度看,我国职责同构的行政体制主要以政策复制和配额管理作为行政控制和执行策略,其在有效保证中央大政方针落实的同时,也对行政机制形成了负反馈,这是基层治理低效的主要原因。提高基层治理效能,应调整纵向各层级政府的职责结构,建立行政组织间的协调裁决机制,以增强基层政府对社会服务需求的回应性为导向,将基层"一票否决"刚性要求纳入行政裁决的法治化框架,激励基层干部敢做事、做实事。     

“互联网+基层治理”：以数字化手段推进整体性治理

碎片化是中国基层治理不可忽视的问题,突出表现为权力体系碎片化、利益诉求碎片化、空间结构碎片化。浙江省绍兴市杨汛桥镇"4+X"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互联网+大桃"模式有效证明了数字化手段与整体性治理的耦合性。基层政府应借鉴和学习相关经验,疏通多向互动整合渠道,整合多元主体参与治理,重构弥合互补网络关系,树立服务导向治理观念,实现权力、利益与空间的整合。     

数字治理背景下地方政府领导注意力分配的影响因素与优化策略

在公共治理实践中,地方政府领导注意力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普遍存在于现实政策议程体系之中并直接影响着政策工作的设计与执行。数字治理语境下,地方政府领导注意力融入了网络化现实治理成分,不仅受到职业晋升、财税激励与问责压力等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同时非正式关系、领导任期不连续、领导注意力碎片化等非制度性因素同样也影响着领导注意力的实际分配。由于数字化发展所带来的治理问题复杂性、治理工具多样性与治理流程敏捷性,领导注意力分配呈现出非连续性与碎片化等特征。为此,需要从发挥制度引领优势、健全激励考核机制和理顺央地关系等层面来培育领导注意力公共理性,提升领导干部注意力和优化领导注意力分配方式,为合理公正有效地发挥地方政府领导注意力探寻行之有效的方式。     

跨界水环境政策执行受阻的博弈分析--以黄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间责权关系变迁、政府治理价值导向以单位行政区为主体、环保监督乏力和追责无头等构成跨界水环境政策执行受阻的根源。提高跨界水环境政策执行力,要明确各级政府的管辖范围,改变以单位行政区域为治理主体的政府治理价值导向,构建体制化、标准化的多层系区域协同组织,推行环保督察"回头看"。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领导工作中的政策梗阻及其消解策略

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领导工作的政策梗阻主要表现为政策敷衍性执行、选择性执行、口号式执行和停滞式执行四个方面。政策梗阻发生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政策设计先天不足、关系结构错综复杂、纾困目标缺乏聚焦、利益分配分化失衡和决策信息难以对称等。消除政策梗阻,应强化政策决策论证过程,提升政策执行的持续性;理顺纵向横向结构关系,减少政策传递的摩擦力;建立健全精准施策制度,确保政策目标的精确化;完善公众参与议程机制,扩大政策利益的辐射圈;借助数字通信技术工具,提升政策信息的可达性。     

扶贫工作中的政策执行与基层治理

正农村扶贫工作暗含两套逻辑:一个是政策执行,具体表现为相关政策自上而下逐步落实,遵循行政逻辑;另一个是基层治理,是各利益主体围绕政策及其资源展开的博弈和互动,遵循治理逻辑。在扶贫工作实践中,存在治理消解行政的现象,即国家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并非完全按照科层制的逻辑自上而下严格执行,而是会受到基层治理     

领导放权一定带来组织创造性提升吗——基于组织管制“结构—过程”的基层创新激励分析

传统管理观念认为，基层创新不足除了受限于员工自身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还在于缺乏相应的资源和权限。基于此，放权赋能成为组织治理改革的重点之一。然而，客观现实表明，激发基层创新热情并非简单地取消管制或充分赋权即可实现，还需要与之匹配的制度环境和制度结构进行辅助。领导者若只关注是否放权以及放权的范围大小，忽略对管制结构和管制过程的同步优化，反而会加剧权力运行的无序、随意和混乱，容易为投机者所利用而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组织管制对领导放权效果和基层创新热情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管制结构影响基层调配力、管制过程影响基层兴趣度，且管制过程复杂度的提高还会放大管制失灵效应。从组织管制“结构—过程”视角来看，提升上级放权效果应做到：保持组织管制红线的稳定性，明确基层主体创新试错边界，杜绝责任推诿；注重组织管制过程的精简度，减少碎片化制度和模糊监管行为；优化组织管制结构的边界性，将组织管制集中在法规建设、权责约定和对标监管三个方面，减少中间层对基层执行者的频繁干预；加强管制主体的常态化法治教育，避免其在放权过程中的寻租行为。     

危机情境下公共政策与公民权利克减的公共冲突治理路径分析

危机管控政策是政府治理公共危机的常见工具和有效手段。通过对危机情境下管控政策实施必然性与公民权利克减正当性之间所引发的公共冲突的分析,可以发现,公共安全需要、责任担当压力、政策执行失衡、公共精神缺失是危机情境下公共冲突产生的主要诱因。据此可探索"地方政府主导—基层协商众治—公民自律"公共冲突三级协同治理路径,形成以地方政府主导为走向引领力、基层协商众治为中介聚合力、公众自律为内生原动力的公共冲突治理体系,希冀三方共同发力,为健全公共冲突治理体系助力。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县级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依循整体性治理理论进行审视后发现,我国县级政府社会管理存在"职能碎片化"、"责权碎片化"、"协作碎片化"、"公共政策碎片化"等问题,需要从"转变政府职能"、"再造组织结构"、"推动协同治理"、"改善决策机制"4个方面进行系统性、整合性的创新。     

“央强地弱”:农民政治信任的层级差异研究

作为衡量民众政治参与状况的重要指标,农民政治信任度关乎国家治理绩效。政治信任具有层级性差异,即农民政治信任度与政府层级呈正相关关系。社会转型期,"央强地弱"信任级差归因于利益分化、央地资源掌握程度、压力型体制及政治社会化等因素,并影响地方政策执行、社会稳定、社会信任及国家治理能力。为此,从基层治理能力、普遍信任、央地财权事权划分、惠农政策与基层反腐、利益表达机制等路径解决农民政治信任层级差异问题迫在眉睫。     

负向强激励背景下基层政府“层层加码”行为的逻辑阐释——以H省部分基层政府返乡防疫政策实施为例

基层政府"层层加码"行为的逻辑是制度结构—风险收益—行为策略。在层层分包体系、向上级负责制、属地管理原则、负向强激励等制度结构的现实情境下,基层政府在政治风险和政治收益的博弈互动中会选择最优执行策略。基层政府的"层层加码"行为是在负向强激励强力介入、正向激励介入不明显的情况下出现的,一方面可以有效规避政治责任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基层政府工作压力和强度,是基层政府自利性行为选择。对此,可按照激励—反馈—监督路径健全和完善制度结构,通过正负向激励机制介入的平衡、对自下而上政策受众反馈的重视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与结果监督的并重,有效治理基层政府"层层加码"现象。     

乡镇政府、基层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逻辑与进路

随着单位制和公社制解体,乡镇政府常因对基层社会的脱嵌而陷入弱治理境地。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乡镇政府在治理资源匮乏情境下实现有效治理的一种治理机制:乡镇政府通过参与基层党建引领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完成向基层党组织、社群组织借力;通过党的政治性和组织有效性确保上级政策的贯彻;通过区域化、网格化、枢纽型基层党建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嵌入;通过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制度化,各个治理主体各归其位并有效配合,以规范化、程序化的制度保障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模式重塑

我国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出现公共性不彰显、组织结构裂化、治理重心偏误、多元主体协调沟通不畅、资源保障不足等碎片化问题,这与现代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需求存在逻辑错配。整体性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整体性、系统性取向的治理范式,高度契合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需求。为此,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碎片化的现实样态和整体性治理理论出发,分别从树立整体性价值理念,强化责任意识与公共意识;推进整体性政府改革,实现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和组织方式的网络化;重塑全过程并重流程,重视事前预警、事中处置和事后评估每一环节;实现多元主体共治,相互沟通、协商与配合,形成伙伴关系;提高资源整合能力,合理配置资源,完善信息共享机制等入手提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整体性治理模式的构建方案。     

技术变革助力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路探讨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需要将技术变革转化为基层治理的优势。技术变革不仅能够催生更多的基层治理资源,还能萌发新型基层治理结构、派生新型基层治理关系,同时也能衍生新型基层治理制度、推动基层治理理论发展、催生新型基层治理定位。     

党建引领基层适应性治理：制度优势、不足与改进——以B县适应性环保治理为例

适应性治理的优势在于能够有调适性、有弹性地实现治理目标,其负面效应在于没有固定模式可以参考,实施过程中容易出现失控或偏差,出现远离治理初心和目标的情况。面向适应性治理,中国创新性地采取了党建引领适应性治理的方式,借助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使适应性治理的优势得以发扬,而负面效应得以有效控制。然而,也需要看到,由于缺乏规则化、制度化,实践中的党建引领依然存在不足,有时难以使党建科学嵌入到适应性治理当中。未来需要进一步实现改进,要完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制度规则、疏通党内上下沟通的正式渠道、凸显基层道德"隐秩序"的优势、创新基层政府效能评价体系。     

基层数字治理的悬浮化及其克服之策

作为一种外在型的治理资源，数字技术嵌入基层治理的过程，暗藏着数字化技术与基层社会结构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数字技术凭借其工具性优势赋能基层治理时，也面临着来自基层社会的场域压力。基层治理结构的科层化、基层治理主体数字素养欠缺、基层治理方式的路径依赖等诱发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之间处于“试图接近但又无法融入”的悬浮化状态，消解了数字技术治理功能实现的支持机制，造成基层治理的数字技术“负能”后果。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可以通过优化数字治理结构、提升基层社会数字素养、革新数字治理方式等路径，将数字技术与基层治理融凝一体，助推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     

属地管理背景下我国基层政府执行疲态及其消解——对基层权责失配的审思

基于权责适配逻辑,当前属地管理的认知偏误引致行政层级延长下的资源过度虚耗、基层政府权责失配与执行惰性以及刚性绩效考核制催生基层执行的副作用,生成显性的基层执行疲态和基层属地政府权责失配困惑。提升属地管理效能,增加基层治理实绩,有必要嵌入行政扁平化的良性制度安排,赋能"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重置弹性灵活的基层绩效考核体系,以裨助基层靶向施策、辨证治理。     

实现城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

正以治理重心下移解决社会治理的权力配置问题,目前已成为关键的政策话语之一。管理、服务与资源则是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突破口。管理下移,就是在纵向上重新界定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和资源配套制度;在横向上界定条块之间的权责关系,并将其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要建立基于社会综合管理绩效的考核与激励机制。以社会综合管理水平为中心,设计一个正向激励的基层综合管理指标体系,是实现管理下移的重要步骤。     

基层社区治理格局的耦合机理与建构路径——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

重塑基层社区治理逻辑思维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思路在领域建设、价值遵循、发展目的方面具有高度耦合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当前我国基层社区治理的目的要求和执行结果相悖，具体体现为精细化治理要求与基层减负放权的实践逻辑相悖、民主协商制度与治理共同体聚合力不足相悖、智能高效治理要求与数字鸿沟难以跨越相悖。基于此，应通过党建引领以提升社区治理管控效能、主体联动以强化社区治理服务效能、科技赋能以激发社区治理创新效能、文化渗透以释放社区治理的绿色效能等，将“四维蓄力—四重效能”作为重塑基层社区治理格局的路径选择，将构建有序高效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作为开创中国现代化建设新布局的强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