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指成分应当取消

一通常说的复指成分,在不同的语法书里,名称和含义不完全相同。用“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编写的初中《汉语》课本①认为,“用两个词或者词组,指同一样事物,作同一个句子成分,这是一种复说的表示法。这样的成分叫作复指成分。”并把复指成分分为三类: (一)重迭的复指:有的“两个名词或者词组重迭在一起”;有的“两个代词重迭在一     

现代汉语“让”字的功能视角研究

现代汉语“让”字存在共时平面的多种意义，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现有文献主要认为在现代汉语中“让”字有动词和介词两种用法。这种传统语法研究视角使得学界对“让”字在语言实际使用中的功能考察缺乏一定的解释力。文章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中加的夫语法模式为理论指导，系统探析“让”的意义及句法功能。研究结果表明，现代汉语“让”字有动词、介词和“让”成分三种功能。作为动词，“让”说明小句的谓体，并体现过程意义；其中表致使义的“让”也应为动词而非介词。作为介词，“让”的功能是引出过程的施动者；在句法上，“让”与其后的名词词组组成介词词组一起说明小句的补语而非状语。作为“让”成分，“让”字为一种语气结构标记，没有经验意义。      

也谈“与范围副词‘都’相关的一个问题”

汉语中,不同的语言结构,有的能出现在范围副词“都”后,有的则不能;同是表时间的成分,有的可能出现在“都”之后,有的则必须置于“都”之前,这主要是由于主语和谓语的紧密程度不同和谓语的“向”的选择性及“都”的语义指向决定的。     

“爱人”与“情人”——一字之差的日、汉语二字词浅析

日语中有许多与汉语书写一致的词汇，这些词汇中有的与汉语词义一样，有的与汉语词义有出入，而有的与汉语词义完全不同。日语中也有一部分与汉语仅一字之差但词义一样的词汇，如日语的“爱人”、“原子力”、“異口同音”，分别相当于汉语的“情人”、“原子能”、“异口同声”。通过对日语汉字词中与汉语仅一字之差但词义完全相同的二字词举例分析，以期能对中日两国人民学习对方语言有所帮助。     

蒙汉语语序比较

蒙汉语的一些词在词组或句子里的先后次序,有的是相同的,有的是不同的。例如,一个句子里作主语的词,无论在蒙古语还是汉语里,一般都位于句首。定语一般在主语、宾语之前,状语在谓语之前。这些现象说明蒙汉语语序有许多相同方面。本文是就蒙汉语语序的一些不同方面作比较。讨论的内容是汉语的“谓宾”、“谓补”、“谓补宾”、“谓宾补”和“谓补宾补”等语序在蒙古语中的主要表示方法。为了比较方便,文中的“主、谓、宾、定、状、补”沿用过去句子成分的术语。一、蒙汉语的基本语序在汉语的句子里,一个词与另一个词的关系,句中甲成分与乙成分的关系,主要是靠词的排列顺序和虚词来表明。语序对汉语来说是重要的语法手段。如“我从北京来”不可以用     

析青海汉语中的让动形式“给”

笔者曾在《青海汉语中的某些阿尔泰语言成分》(《民族语文》1987.3)一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目前我们还不能从语言学角度把青海汉语中的某些独特的语言成分完全解释清楚,但是,从它们赋予句子的种种语义色彩中,我们不难窥见这些独特语言成分可能是受阿尔泰系语言的影响所致。”在谈到青海汉语中某些独特成分的成因时,有过一句推论性的语言。即,“我们推想,可能原来操阿尔泰语言的人们在转用汉语或使用汉语讲行交际     

汉语基本词组的语义结构模式

汉语基本词组的语义结构模式李芳杰研究语义结构可以多角度地进行。本文选取述宾、主谓、过补、定中、状中、联合六种基本词组，构拟其语义结构模式，引出汉语语义成分的主要类型。对模式的描写，不简单地，只标语义成分，而是让它们附丽于句法结构，如“吃西瓜”就是“述...     

“过”引申用法的认知分析

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对汉语“过”的基本语义结构进行形象的图示 ,对其基本引申用法做出统一的解释 ,并着重阐明、辨析表完结的体助词“过1 ”和表经历的体助词“过2 ”的意义和用法 ,指出对二者进行区分的必要性。     

谈汉语的完成体及其表现形式

谈汉语的完成体及其表现形式戚晓杰汉语中存有完成体，这早已为语言学界所公认，但至于什么是汉语的完成体，认识上并不一致。在早期的汉语语法学专著里，完成体的“完成”指的是动作行为的结束。王力在《中国现代语法》一书里指出，“凡表事情的完成者，叫做完成貌。此类...     

英汉差异与动态对等——学生英汉翻译错误简析

笔者在批阅学生的英汉翻译练习时,经常发现读起来生硬、晦涩的汉语译文,有的甚至读几遍还是不知所云。出现这样的问题,虽然也有对原文的理解问题,但有的英语原句并不很难,而译出的汉语句子还是很别扭,要是学生用汉语作文,他不会写出那样的句子。这说明,其主要原因是翻译时过于受原文的束缚,在努力传达原文的意思时,不敢摆脱原文的结构模式,只好照原文的句式写出汉语句子。这样的译文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看了觉得不象汉语,翻译味太浓,有时甚至看不懂。有的翻译家称这种译文为“翻译体”。本文试以学生翻译练习中的错误或不恰当的译文为例分析这种翻译体的根源和     

民国保守主义者深化西方精神科学论

民国保守主义者也是积极参与并大力推动"新文化运动"之士,而他们在输入西方学术理论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并不亚于"新文化"派。就人文社科——精神科学领域而言,民国保守主义者所引介并研究的西方政治、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内容无论在质还是量上都不逊于"新文化"派对西学的引介和阐发。实际上,除政治、哲学以及文学而外,民国保守主义者还对历史、教育、经济等其他源自西方的精神科学内容多有引介和深化。有些精神科学方面的内容固然不是由民国保守主义者首次引入,但民国保守主义者对之的研究、传播则深化了国人对这些精神科学内容的理解。此外,还有一些精神科学方面的内容往往是由民国保守主义者最先引入国内,并对之加以生发论述,而这则极大地拓展了国人对西方精神科学的认识。     

鲁迅与郭沫若译学思想比较研究

鲁迅与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人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双子星座”。在翻译方面,鲁迅与郭沫若均有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主要表现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及译文所表现的译者地位等方面。在翻译选材方面,鲁迅主张“为人生而艺术”,郭沫若则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在翻译策略方面,鲁迅坚持“宁信而不顺”,郭沫若则倡导“风韵译”。在译著及译文所体现的译者地位方面,鲁迅让译者“显形”,郭沫若则让译者“隐形”。但大道之行,殊途同归,他们都以自己丰厚的译著及译学理论共同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繁荣。     

屈原与惠特曼：《女神》抒情的方式、动力及其限度

郭沫若以《女神》为代表的抒情诗是中国新诗的重要成果,其在写作中所受到的多种影响值得探讨。其中,屈原辞赋的宇宙观和性别叙事对于郭沫若《女神》的想象力和抒情方式的构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女神》中的＂抒情自我＂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极其＂惠特曼式＂的,因而能够对屈原的影响有着精彩的发挥。屈原和惠特曼的影响既使郭沫若的独特抒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同时也正是他的局限所在。     

试析“泛神论”对郭沫若墨学态度的影响——从“扬墨”到“非墨”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界掀起的"扬墨"的研究热潮,让墨学在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成为了"显学"。而郭沫若却在这个时期抱有与大部分学者截然不同的、非墨的立场出现在这场思想风潮中。通过研究郭沫若1920—1923年的文学作品和思想研究成果,分析郭沫若对墨学态度由推崇转为批判,与"泛神论"思想有着直接且重要的联系。     

郭沫若翻译活动对其早期新诗创作之影响——以郭氏自述为考察视角

留学日本给郭沫若提供了大量阅读并翻译外国诗歌得天独厚的环境，也开启并深刻影响了其新诗创作之路。以郭沫若的自述为考察视角，以其译诗和新诗为观照文本，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厘清郭沫若新诗创作中那些来自外国诗人及诗作的影响因子：形式方面，郭沫若实践了自由诗体但也有民族化成分的保留，并主要使用了白话语言；内容方面，郭沫若在情调和思想上汲取了诸多有益的成分。     

试探“男/外.女/内”与“男/公.女/私”对应的源起———兼论梁启超和郭沫若的性别理论的影响简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女性史学者引介西方女性主义的“公私二元批判理论”,目前该理论已成为我国现代性别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接受“公私二元论”的关键是“男／外,女／内”与“男／公,女／私”的对应,二者之所以能对接起来,除了“二元划分”的形式契合这一原因,亦是我国性别理论的累积结果,关键步骤有两个：一是20世纪初以粱启超为代表的学者们,在秉承“家国同构”、“女正国治”的传统政治理念的同时,有意忽视女性传统的实际经济贡献和政治经济功能,将具有丰富政治含义的“内”转化成现代经济意义上的“非业”（非薪酬工作）;二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激进学者,在依照马克思主义史观解释中国古代史时,不得不压制“个体家庭”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的独特重要性,从而使古代中国明显的宗族社会形态与该理论中的基础概念“个体家庭”并存不悖。这两笔性别理论的遗产,有可能是“公私”与“外内”对应的源起,亦是“公私二元论”成为我国性别研究“重要分析工具”的理论铺垫。     

道教善书的“和谐”观及其当代价值

道教中有一类规模不大然而影响甚广的典籍。它以《太上感应篇》为先发，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包括《文昌帝君阴骘文》、《太微仙君功过格》、《文昌帝君蕉窗圣训》等，这就是道教善书。它以宣扬善恶报应、劝人从善去恶、积善成仙的伦理道德思想为主要内容。这类道教善书包含了大量有关日常生活诸方面的伦理道德内容，如商业的、家庭的、社会的、环境的等方面的内容，可以为我国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极为有益的伦理道德上的借鉴。     

《女神》中“大我”的双重时代诉求

《女神》是郭沫若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在《女神》中,郭沫若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抒情主人公——"大我"。这个"大我"一方面追求个性的解放与自由,反对封建的束缚与压制,追求立人这一时代主题,另一方面积极参与社会的启蒙与改造,追求民族的新生,参与到立国的时代浪潮中去,实现了立人与立国的完美结合。"大我"这一形象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和重要的艺术价值。     

重新解读被当代文学史书写遗忘的名家精品——郭澄清现象论

郭澄清以自成一家、成就卓越的短篇小说和史诗性的《大刀记》而跻身中国当代文学著名作家行列。但是由于所谓“文革文学空白论”、重写文学史反而对郭澄清产生了某种遮蔽与误读，这就是“郭澄清现象”。通过对郭澄清小说的解读，可以发现其对中国当代小说史的独特贡献，认识“郭澄清现象”的文学史价值，恢复其历史的本真面貌。     

女性意识与民族国家——以现当代话剧文学中的昭君形象为中心

在中国现当代话剧文学中,郭沫若、顾青海及曹禺的<王昭君>从不同侧面强化了"昭君出塞"母题的某一因子.郭著<王昭君>更多的突出了昭君形象的叛逆精神,女性意识相对较弱,民族国家意识也相对隐蔽;而顾著<王昭君>中的昭君,比郭剧中反抗王权的昭君更加理解女性的不幸,因而女性自我意识更加自觉.同时,昭君的种种爱国举动,表现出她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