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活态史料的发掘与保存——以《重庆诗歌访谈》为例

《重庆诗歌访谈》是近年来重庆诗歌研究收获的颇具代表性的史料性著述,通过围绕诗人自身创作总结、诗歌历史与现状、诗歌存在问题及未来展望三大重点话题,对现当代重庆诗歌发展作全面“摸家底”和深度观照,是一项充满积极诗学意义和深刻影响的新诗活态史料发掘工作及诗歌基础研究工作,对当前及今后的重庆诗歌发展和中国新诗活态史料发掘保存工作不无裨益及启示。     

现当代诗学研究——关于现代诗人与诗歌思潮重释（二）：“景观诗歌”视野中的穆旦

从王佐良的《一个中国诗人》为整个穆旦研究定下基调，到穆旦的《饥饿的中国》标志着穆旦创作走向“世界”，“景观诗歌”视野中的穆旦，其主题词显然是“中国”；“中国”的存在以及它的被凸显，标示着穆旦诗歌意义被争夺的焦点所在。穆旦提供的一种“景观诗歌”，“可译性”是其重要特点，我们应当由此进一步探讨“景观诗歌”对于“中国现代新诗史”的意义，并由此考察穆旦诗歌中备受争议的“中国”问题。     

论诗歌的艺术美

论诗歌的艺术美刘晔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刚刚兴盛起来的新诗彻底摒弃诗的格律，主张无任何格律束缚的自由体。针对新诗创作上的这一极端自由主义的倾向，新月社的代表诗人闻一多在《诗镌》上发表了《诗要格律》一文，提出重建新诗格律，要求诗人“戴着脚镣跳舞”。闻一多所...     

胡适与朱湘诗歌翻译对比探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诗歌翻译对白话新诗的草创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胡适与朱湘作为这一时期诗歌翻译的领军人物,他们在诗歌翻译目的、译诗题材选择以及译诗语言与诗体采用等方面存在着不同.他们通过译诗分别为中国白话新诗的草创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情之魅：内在的音乐精神——论戴望舒中期诗歌的音乐性

戴望舒在写出《雨巷》以后,开始了对新诗音乐性的背叛,因为现代新诗格律要求严重束缚了现代人的情感表达,他主张诗歌“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然而他的诗歌创作并没有抛弃音乐性,他将外在的音乐消解转化成内在的音乐精神,体现出戴望舒对新诗音乐性的现代性追求,为新诗发展树立了新的界碑.     

试论“湖畔诗人”汪静之的诗歌

(一)在我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诗坛上,汪静之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诗人。他是较早作新诗的诗人之一,从一九一八年开始汪静之就学作新诗,一九二一年开始,在《新青年》、《新湖》、《小说月报》等主要杂志上发表新诗,一九二二年,汪静之与应修人,潘莫华、冯雪峰一起组织了我国新文学中最早的诗歌团体——“湖畔诗社”。湖畔诗社的诗人们“以淳朴的爱情诗开始走上文坛,他们的作品流露了青年的坦率的感情,对自由婚     

平实的深刻: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话》

《新诗杂话》是朱自清先生研究中国现代新诗的一部著作。朱先生在这部诗学著作中,坚守诗歌文本的分析,坚持对诗歌意义进进缜密详实的“解读”,并认为这是新诗研究的基础。论及范围宽泛,富于创见性,是这部著作的显著特点。以“解诗”为出发点,《新诗杂话》探讨了诗与感觉、诗与哲理、诗与幽默、抗战与诗、诗与建国、诗的形式、歌谣与译诗、新诗的进步性、新诗的发展趋势等诸多关系,平实而深刻,精确而简洁,“将深化为浅”是《新诗杂话》最富于生机与活力的语言叙述原则。     

试论新诗歌派

<正> 新诗歌派是三十年代初出现于中国诗坛的一个现实主义的诗歌流派。它是在左联的关怀、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的流派。1932年9月成立的中国诗歌会是它的基本力量,该会所办的《新诗歌》杂志(1933年2创刊)是它的主要阵地,并由此而得名。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新诗歌派为坚持现实主义的传统,繁荣新诗创作,抵制和批判资产阶级的诗风,实现诗歌大众化,起过积极的作用。并产生了蒲风、王亚平、柳倩、任钧、温流等具有一定影响的新诗人。本文作为尝试,对新诗歌派的形成、发展过程,诗歌创作的特点,它的成就以及缺陷等方面作一初步探讨,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辛笛诗歌的意象系列及其外在美感——辛笛诗歌意象艺术谈之一

四十年代,我国诗坛上出现了一个被称为“新现代派”的诗歌流派——九叶诗派。这派诗人,“艺术上,结合我国古典诗歌和新诗的优良传统,并吸收西方现代派诗歌的某些手法,探索过自己的道路,在我国新诗的发展史上构成了有独特色彩的一章。”辛笛是其中的年长者,也是其中卓有成就,较有特色的一位。借鉴外国诗歌的表现手法,吸收外国诗歌的养分,这是中国新诗得以产生、发展的重要条件。辛笛早在中学时期,就曾翻译过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特莱尔的诗集《恶之华》片断;大学时代,“曾广泛吟味了西方诗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五四”诗歌革命在理论方面的倡导和建设——《五四诗歌史》片断之一

“五四”前夜,诗歌在文学革命的旗帜下,要算是革命军里的一支劲旅,是革命的急先锋。诗歌革命的结果,出现了富有反帝反封建精神的白话的自由形式的新诗。这次革命在手段上采取的是急进的方式,而不是渐进的方式。 在“五四”前夜,较早地对诗歌革命从理论上加以号召的是鲁迅,他于1907年发表了《摩罗诗力说》这一充满革命精神的诗论,虽然当时无人响应,但却为中国新诗的诞生起了拓荒与催生的作用,给即将到来的“五四”前夕萌发的新诗运动做了思想与舆论的准备。     

诗歌的属性与汉语的属性——周作人对于现代汉语诗歌可能性的诠释

“五四”诸大师中,周作人最早从有关“古文”与“白话”、“旧文学”与“新文学”、“旧诗”与“新诗”、“地方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相互对立互相取消的立论中走出来,也是最早超越文学的纯粹启蒙立场的“新诗”倡导者和理论建构者,他对于汉语诗歌在“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善”的效用与“美”的天性,尤其是对于汉语的属性与汉语诗歌可能性之间的关联所作诠释和清理,至今具有重要的启示性。     

鲁迅和中国诗歌会

中国诗歌会是“左联”领导的群众性诗歌团体,它对我国新诗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诗歌会紧密配合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为反帝反封大喊大叫,它大力倡导诗歌大众化,推动新诗与群众结合,使新诗放一异彩。我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与中国诗歌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是诗歌会的热情指导者和     

中国近代诗歌语言和形式演变试探

首先探讨近代诗歌的先在形式——文言古诗 ,考察了其演变的原因 ;其次探讨了“诗界革命”在演变中起到的作用及“五四”时白话新诗产生的过程。     

在现代化与民族化的双重变奏中 ——论穆木天的前期诗论和诗创作

“五四”文学革命在创作实践上是以新诗为突破口,而新诗革命则是从诗歌形式上的解放入手。诗体的解放,关键在于外国诗歌形式的输入。没有外国诗歌形式的输入,就没有中国现代新诗。朱自清在《新诗杂话·真诗》中提出:“按诗的发展的旧路,各体都出于歌谣,四言出于《国风》、《小雅》,五七言出于乐府诗”,而新诗却是直接“接受了外     

翻译诗歌与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生

以新诗文体为例,首先论述译诗集中体现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特征,引领中国新诗朝着“现代”的方向发展;进而认为翻译诗歌是中国新诗现代性的推动力,反映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诉求;最后从具体的角度出发,分别论证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形式、精神情感以及先锋特质、颓废色彩等现代性因素与翻译诗歌之间的关联,从而说明翻译诗歌在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论闻一多诗歌的音乐美

人们常说,诗是“音乐的语言”,是最美的语言艺术。闻一多在创作实践中对新诗的抒情美、形式美作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和开拓。一九二六年他在《诗的格律》一文中,提出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就是对新诗形式美的理论概括;而音乐美则是诗歌形式的本质特征,诗歌的其他形式要素统摄于音乐美。 “一切艺术都趋向于音乐”。在语言艺术中,诗歌的音乐性是最强的。离开了音乐美,就没有好诗。“古人诗即是乐”。诗在其源头上,与乐同为一体,是以歌唱的形式流传。直到今日,诗歌仍然是一种可诵性的语言艺术,往往更重视作用于听觉感受。音乐性,是诗歌的一个重要特质。黑格尔说:“音乐和诗有最密切的联系,因为它们都是用同一种感情材料,即声音。”郭沫若说:“人类的语言发明之后,一种兼含着明确意识的音乐出现,它便是诗歌。”他们从不同角度一致肯定了诗与音乐的直接的内在联     

诗歌本体研究的扎实拓展——评王泽龙《现代汉语与现代诗歌研究》

<正>王泽龙教授编著的《现代汉语与现代诗歌研究》于2017年12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是从语言知识与语言修辞的视角考察诗歌形式问题,从语言物质基础探究现代诗歌的发生问题。对新诗创作来说,该书对其未来走向具有镜鉴意义;对诗歌研究而言,该书是诗歌本体研究的扎实拓展。一、在历史语境中审视诗歌语言本体研究该书并非对某个新诗本体概念进行单一的语言学研究,而是将新诗语言本体概念放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与学术背景下去考察。一方面,作者"重返历史现场",将新诗散文化、人称代词入诗、现代汉     

现代主义诗潮与“第三代”诗——新时期十年诗歌研究之一

五十多年前,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曾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新诗归纳为“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三大流派。新时期第一个十年诗歌的发展,如果从诗歌潮流方面着眼,亦可“强立名目”分为传统诗潮、新诗潮和现代主义诗潮三大诗潮。三者的交相起伏构成新时期第一个十年蔚为壮观的诗坛风貌和基本格局,所体现出的总体趋向则是新诗的现代化。     

抓住现实,诉诸大众——读穆木天诗论札记

一九三二年,穆木天在为中国诗歌会主办的《新诗歌》创刊号起草的《发刊诗》中,根据“左联”的倡导,明确提出了“要捉住现实”,“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的主张。从此,伴随着蓬勃展开的革命诗歌运动,他开始了对革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