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自然保护地体系及其管理体制机制探析

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实现长江流域生态健康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各类“自然保护地”所依据的立法从外在形式上看,立法层级较低,统领性、综合性的立法长期处于空白状态;从内在体系上看,过于零散和碎片化,缺乏对自然生态系统整体性规律的考量.根据中办国办《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的精神,我国重构长江流域自然保护地体系和管理体制机制,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遵循生态系统整体性规律,科学整合现有众多杂乱的“自然保护地”;基于一体化流域管理,建立统分结合、整体联动的流域管理体制机制,通过配套法规规章对《长江保护法》涉及自然保护地和湿地的管理体制机制进行完善;推动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多元共治.     

论区域环境治理及其体制机制构建

传统的以企业或项目为管理对象的点源环境治理与环境问题的区域化日益相悖,环保历史与现实理性呼唤新的环境治理模式,与点源环境治理相结合的区域环境治理体制机制亟待建立.区域环境治理是指以自然区域整体为治理对象的环境治理模式,分区治理和合作治理是其基本要求和特点;需要建立环境分区治理机制、区域环境整体治理机制、区域环境合作治理机制和区域环境管理体制,四者是有机联系的统一体：环境问题的特殊性要求按自然区域进行分区治理,每个自然区域必须作为一个自然整体进行治理,不同的自然区域以及自然区域内的各行政区域之间必须相互合作,实现区域合作需要建立有效的区域环境管理体制.     

清代滇池海口治理研究

海口是滇池水唯一的泄出地,其通塞与否直接关系着滇池周围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因而从清初开始,地方政府就不遗余力地对滇池海口进行疏浚和治理.研究清代各时期滇池海口治理,对认识清代云南滇池区域的水利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对今日滇池治理颇具资鉴价值.     

论道家亲自然传统的环境哲学价值

对道家哲学蕴含的环境哲学意义可以从5个方面进行诠释:一,道家以“自然”基因定义了中国文化及其发展方向和模式;二,“自然”即自然常态的省略表述,这可以用来探索和建构广义的生态哲学;三,道家肯定自然万物具有“内在价值”,为实现深层环保确立了价值哲学根基;四,道家提出了“玄德”和“无为”的理论,为人类的超越和自律指明了出路;五,老子慈爱万物的理念,丰富了环境伦理思想.     

绿色正义：概念演进、构成要素与运行系统

全球生态治理赤字折射出全球生态治理价值的缺位。人类对于全球生态治理价值的找寻,经历生态至上的生态正义、人类至上的环境正义,落脚于回归地球整体性的绿色正义。绿色正义是全球生态危机下生态治理的价值导向与评判标准。绿色正义由绿色正义目标、绿色正义标准、绿色正义规范、绿色正义道德、绿色正义认知、绿色正义角色、绿色正义评价等要素构成。这些要素遵循“输入—转换—输出—反馈”机制耦合成绿色正义系统,于全球绿色空间中生产与传递绿色能量。绿色正义在追寻人类美好生活的正义目标下,分解为人类与自然协同演进的标准,通过赋值绿色规范与绿色道德,推动国家和个人绿色认知与绿色角色扮演,输出绿色行为结果。绿色正义是全球生态治理的价值重塑,有助于消除全球生态治理赤字,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善治”。     

论环境伦理实践的历史嬗变与当代特征

环境伦理实践是环境道德哲学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本文在梳理农业文明时期“依附自然”、工业文明时期“控制自然”和生态文明时期“尊重自然”的环境伦理实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当代生态文明视域中伦理关怀扩展的合理性、文化价值理念的生态性与生态道德律令的普适性等特征.     

论新闻报道中的人文关怀与生态关怀

新闻报道中的“人文关怀”一直为新闻传播学界、业界所重视,“生态关怀”却少有提及和研究.生态关怀强调的是对自然生态环境及其组成要素的关爱之情,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现有很多新闻报道在充分展现人文关怀的同时,却忽略了生态关怀,在无意中加剧了对环境的伤害和生态的破坏.重视和加强新闻报道中的生态关怀,可以从树立生态整体主义的报道思想、培养热爱与尊重自然生命的情感、避免对自然的“敌对”语言、增加生态损失及原因的报道内容、重视生态知识与生态反思报道等五方面进行着手.     

生态文明视野中的政治文明

本文从生态文明的视野把握政治文明建设问题。生态文明视域下的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是 “政治生态体系”观,这是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与其环境之间,以及人所组成的“政治体系”与“社会内部 环境”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模式。生态政治秩序建设目标:推天理明人事,建立以从生态社群 到生态城市,到生态民族国家或文化共同体,到生态系统,到生态存在的绿色差序格局,和遵循生态伦理 及“生态正义”的“理治社会”。为此,必须体悟既非自然中心主义,亦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人以自然而 存在,自然以人而存在”的内在关系。     

公共参与视角下的生态治理现代化转型

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是顺应生态环境问题日趋恶化、公民环保意识不断觉醒的大背景下,政府加快职能转变、提升公共治理能力和水平的大趋势.与传统的生态管理体制不同,“生态治理”强调更多的是生态建设目标从单一注重数量向数量、质量、结构和功能“四位一体”方向转变;生态建设模式从行政主导向合作共治转变;生态建设手段从刚性命令式向柔性协商式转变.公众参与的理念、方式和路径对于中国在处理可持续发展和进行大国治理等难题方面开辟了一种新的视野,是实现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当前以环保公共参与为突破口推进生态治理转型,需努力构建实现治理结构、制度体系、运行机制和功能水平等方面的科学布局合理配置,从而不断提高生态环境福祉、推动生态文明发展.     

海峡西岸城市群生态环保一体化的体制机制研究

基于生态治理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化和区域性环境问题的"脱域化"特征,海西城市群生态环境一体化建设要以协同发展为契机,从区域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和区域府际协同治理两大路径入手,统筹解决生态环保和资源利用的区域外部性问题。海西城市群应积极探索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新体制、新机制、新政策、新模式,通过建立区域环境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严格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制度、健全多维长效跨域生态补偿机制、推广生态环境治理市场化机制、推进环境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机制、完善政绩考核评价与责任追究制度,尽快建立统一的资源环境管理制度和共保共育的生态安全体系,形成区域协同的生态环境空间格局。     

当前我国社会生态的变迁及其治理

社会生态的变迁和发展,客观上要求社会治理内容和机制也应该不断适应和改善.文章从我国社会生态变化的总体性特征,提出了构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位一体"建设的重要性;指出现代社会治理应注重从社会三大结构要素之间的联结出发,建立综合性的治理机制.从建立和完善七方面机制入手,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支撑,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综合性支持,使之成为国家治理与社会文明建设的重要实践形态.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信息生态治理机制研究

教育数字化转型在持续深化的同时,也面临着“教育—技术”二元论的视域窄化问题。文章借助信息生态理论“视域融合”的优点,构建包括“信息”“信息人”“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等四个要素在内的教育数字化转型分析框架,遵循协同性、最优性、调适性和涌现性的原则,分别从公民教育、数据治理、关系治理、技术治理四个层面优化治理举措,通过提升公众数字素养、改善教育信息质量、优化教育发展环境、遏制技术伦理风险来优化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信息生态。     

论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衔接机制”的阐明与优化

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衔接机制”作为一项环境司法政策,源于人民法院对环境资源类案件审理经验的总结提炼,历经了萌芽、发展与逐步成熟的形成过程,其价值目标在于实现生态环境的协同修复。生态整体主义、系统论和协同治理论可分别从目标整体性、构造体系化与实施协同化等维度阐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衔接机制”的理论缘起。针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衔接机制”在实现生态环境协同修复过程中存在的理念滞后、适用受限和管理失序等实践问题,建议通过确立生态环境“修复优先”原则、推进生态环境修复措施的“扩展性”应用与生态环境修复过程“统合化”管理,实现生态环境修复在刑事制裁、民事赔偿与生态补偿中的体系化运用。     

政府间行政协议：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的法制创新

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跨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作用日益凸显。鲁豫两省签订的生态补偿“对赌协议”属于“政府间行政协议”,其实质是“公法契约”,具有“软法”治理价值。政府间行政协议作为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的主要机制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面临“决策难”、“执行难”的困境,其克服路径为通过政府间行政协议进行协同治理。政府间行政协议体现了绿色发展原则,以“软法”促进治理法治化、提升执法协同创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政府间行政协议的完善路径为：由《黄河保护法》明确规定、完善协议签订和管理组织体系、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缔结程序、凸显核心内容、建立信息共享和动态评估机制、建立纠纷解决机制,以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学业负担综合治理的基本理路

学业负担是典型的多因单果问题,从其丰富的内涵及形成的机理看,应着眼于政府、社会和学校“三方协同”的综合治理。其中,政府的治理应凸显“政策高地”作用,承担规范治理导向和构建政策保障体系的责任;社会的治理应注重“舆论阵地”作用,承担健全舆论机制、营造良好舆论生态的责任;学校的治理应夯实“治理基地”作用,承担自主变革课程、教学和评价等以有效治理学业负担的责任。由此形成政府“法治”、社会“德治”和学校“自治”的“三方协同、三治联动”的义务教育学业负担综合治理体系,力争从根本上解决学业负担过重问题。     

新形势下农村基层走向善治的路径选择

我国农村基层走向善治,需要建立完善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其中,优化农村基层政治生态、健全村级民主治理机制、构建农村利益协调机制是其必要的路径选择.优化农村基层政治生态,应通过调适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协调村党组织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协同村级政权组织与农民自组织的发展,理顺农村基层治理三大主体关系；健全村级民主治理机制,应通过加强党组织领导的“四个民主”建设,落实农民的“四项权利”；构建农村利益协调机制,应以农民为本位,以建设农村社区利益共同体为载体,通过新农村建设满足农民不断增长着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等五个方面的利益需求.     

中国共产党生态治理模式的演进与启示

回顾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治理发展历程,生态治理模式的演进是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发展状况和历史背景密切相连的.从建党初期的以农村生态治理为主的土改型生态治理模式到建国初期的中央控制型生态治理模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政府—市场二元生态治理模式到新时代的多元主体协作生态治理模式,百年生态治理模式的探索为我们党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在百年历史长河中,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一直都是中国共产党科学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治理模式的改革与实践进程呈螺旋式升华.中国百年生态治理的现实启示是:生态治理模式的顶层设计、生根见效以及协调各参与主体间的合作离不开党的领导;只有持续提升党的生态治理能力,才能最终实现"为全国人民实现美好生活提供环境保障"的宏伟目标;坚持生态治理深化改革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必由之路,必须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坚持多边主义生态治理原则.     

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危机传播的治理体系初探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对政府危机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政府危机传播具有了网络化、全球化、移动化、交互化、生态化和颠覆性等特征.在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媒体、大众等主体之间彼此关联、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具有多元、共生、演进等特征的生态圈,这促使政府危机传播策略从“危机管理”向“危机治理”的过渡.当前可从危机传播周期、危机传播生态治理和传播保障体系三个方面建立政府危机传播治理体系.     

从"人类中心观"到"生态文明观"--生态文化的环境生态学视角

本文简咯介绍了环境与生态的基本知识,从环境生态学视角讨论了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根据生态学规律的客观性阐述了人类与自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唇齿关系的环境伦理观,科学认识与对待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生态价值观;认为人类应当重建人与自然和谐与统一的关系,人类不仅要爱护自然和保护自然,还应当为自然生态的自身进化和达到新的平衡创造条件.强调以"尊重自然与善待自然"为基本思想的生态文明观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的组成部分,也已成为生态文化的基本内容.     

工程—环境悖论的伦理反思与超越

当今时代,工程—环境悖论凸显,这一问题关系到人—自然—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延续.工程—环境悖论的实质是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紧张.资本逻辑下逐利的工程价值观、工程活动主体的复杂性,及工程“座架”对自然的暴力是这一悖论的根源.生态价值观的引导、构建“工程—环境—伦理”的价值生态、呼唤工程共同体的环境伦理责任,是人类超越工程—环境悖论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