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七上书”的进化论思想

康有为“七上书”的进化论思想陈可畏进化论思想是戊戌时期维新派的理论结构。康有为作为戊戌维新的领袖．他的进化论思想是学以致用的，梁启超在为乃师作传时称康有为的哲学是“进化派哲学”［１］．可以说，进化论思想几乎贯穿于康有为戊戌时期的所有著作和言论之中．长...     

孟子在康有为视界中的身份归属、传承谱系与近代命运

立孔教为国教的康有为在推崇孔子的同时,将孟子视为孔教的正统传人;在追溯孟子学术谱系的同时,抬高孟子的地位。这是康有为推崇孔教的需要,也奠定了孟子在近代的命运。康有为以今文经学发挥微言大义的方式对孟子思想的诠释和转换影响了近代思想家。     

康有为“孔子为教主”意图和意义

“孔子为教主”是康有为的基本观点,并由此推出了一个孔教时代。无论是康有为的“孔子为教主”还是由此推出的孔教时代均具有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意图,是为通过保教来保国、保种的救亡路线服务的,表达了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整合。这使孔教成为中国近代以中学应对西学的第一个国学称谓,也是以西学为参照,对中国本土文化进行内容转换和现代化的最初尝试,因而具有不可忽视的多重维度和意义。     

"权利"优先于"功利"——戊戌时期的功利主义思想浅析

戊戌时期的功利主义思想是中国近代功利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小高潮。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开创出了不同于西方功利主义的基于群己平衡的功利主义。这个时期的功利主义者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大多肯定了功利主义的启蒙意义,但并没有把功利原则作为最终原则,而只是“民德”思想的一部分。这种功利主义并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而是强调了群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平衡。造成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人对“权利”与“功利”关系的理解不同于西方。戊戌时期的思想界认为权利意识是高于功利意识,权利意识最终表现为群体权利,才是戊戌时期功利主义思想形成的原因。     

中西交融下的富国富民内涵

从传统富民到近代富国 ,在寻求民族富强之路上凝聚着康有为一生的探索 ,戊戌时作为改革家的康有为在富民思想中溶进了西方求富的内容 ,戊戌后作为思想家的他提出以物质为强国的基础 ,理财为救国的手段 ,既注目于社会现实的危机 ,也遥望国家富强之未来     

康有为戊戌之前的政治伦理思想研究——基于《康子内外篇》的考察

康有为于戊戌前所构建的政治伦理体系,建基于自然主义的人性论,否弃了性之善恶的两分模式,将人性归于生存之本能。在康的诠释中,他称之为“阳教”之孔教,能够实现“顺人之情”与“节人之性”的中和,既易于使人遵循,又可安顿社会秩序。“孔教”之落实,则需借由上古政教合一的模式,通过再现敷教在宽、治教一体的国家理想,以拯救中国之时弊。纵观康有为前期的政教伦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始终是其构思的动力所在,而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弥合,则是康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然而,限于儒学的内部困顿及近代中国遭遇的外在压力,康有为此一拯世救民的思路,最终只成为了他个人的一厢情愿。     

《新青年》陈独秀与康有为孔教思想论争的历史重探

在《新青年》上,陈独秀与康有为就孔教问题展开思想论争,是20世纪重要的思想史事件。陈独秀与康有为共同享有"国民"的思想平台,两人都是就对方省略搁置的论域大加发挥,表面上看两相对峙,究其实质竟似两相补充。陈独秀及《青年杂志》并未从一开始就把康有为和孔教作为论辩对手,至袁世凯这一头号敌人逝去、康有为派又强势推动孔教第二次国教化运动之际,《新青年》第二卷才将矛头对准康氏,并咬定孔教与帝制有因缘这一政治语言展开了攻伐。对照康有为的文章言论,可知陈独秀实际上大体接受了康氏救国基础在国民个体道德修养的观点,并有所补充。康、陈冲突,理论之本底端在个人独立主义与儒教"亲亲"伦理的摩擦。随着宪法会议"孔教定国教案"失败,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到第三卷第三号上,对孔教的讨论朝多元化方向敞开。然而康有为参与张勋复辟后,陈独秀排击孔教再趋严厉,并终其一生将康有为及"孔教"之名定在"复辟"的耻辱柱上。     

孔教与佛教——康有为、梁启超宗教思想比较

康有为具有孔教情结,终生都在为立孔教为国教而奔走呼号,孔教也随之成为其学术和政治的不懈追求。梁启超早年跟随康有为提倡孔教,后来由于认定宗教与自由相悖,转向"揭孔教之缺点";再后来则宣布佛教是"全人类文化的最高产品",而对佛教顶礼膜拜。康有为始终如一的孔教情结与梁启超宗教观的嬗变生动再现了两人一个"太有成见",一个"太无成见"的性格差异,同时带有那个时代共同的矛盾和困惑。     

论康有为与谭嗣同的思想契合

在戊戌启蒙思想家甚至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中,思想最为接近的不是具有师生之谊且一起出入政坛而被合称为"康梁"的康有为和梁启超,而是康有为和谭嗣同。对于这一点,两位当事人——康有为、谭嗣同均有明确肯定,梁启超更是对此大加渲染、津津乐道。康有为、谭嗣同的思想契合反衬了康有为与梁启超思想的分歧,同时也使戊戌启蒙四大家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而微妙起来。     

康有为孔教观视域中的汉唐哲学

大声疾呼立孔教为国教的康有为极力推崇孔子,这使先秦诸子成为其关注热点。在对先秦诸子传承谱系的追溯中,汉唐哲学成为不可逾越的环节。通过孔学、老学和墨学对汉唐哲学的影响,康有为勾勒了汉唐哲学的概貌,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孔教观展开的。康有为视界中的汉唐哲学受制于其孔教观,正如孔教观使其在审视先秦哲学时将诸子皆视为孔子后学,断言＂百家皆孔子之学＂一样。     

以孔释佛还是以佛释孔——康有为、谭嗣同孔教观比较

在对传统文化的梳理中,康有为、谭嗣同将诸子百家都归为孔子之学,致使孔子之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并被称为孔教,以与佛教、耶教(基督教)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他们对孔教与佛教位次的排序截然不同:康有为坚持孔教立场,谭嗣同将佛教置于孔教之上。这使两人所讲的孔教演绎出以孔释佛与以佛释孔的原则性区别。这种分歧在对孔教内容的理解上充分展示出来,致使孔教具有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作为孔子之学现代化转换的最初尝试,康有为、谭嗣同的做法发人深省,孔教称谓引发的儒学是否是宗教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     

论康有为的儒学和近代化

为了适应变法和近代化的需要,康有为站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以大胆怀疑精神和对西学的粗浅理解,“援西入儒”,对传统的儒学进行了重新解释和整合。康氏儒学中的近代意识可概括为:哲学上的变革思想;政治上的民权思想;伦理上的博爱平等、合群竞争思想;以及信仰上的崇拜孔教。康有为的理论虽然难免有牵强处,以致成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混合体;但他对儒学的改造是对正统儒学的第一次真正的冲击,其思想启蒙的功绩亦不可没。     

康有为《戊戌奏稿》研究综述

《戊戌奏稿》是康有为戊戌年间的变法奏议辑录,戊戌政变后,由其长女康同薇搜集抄存,麦孟华编辑,清宣统三年(1911)在日本横滨铅印出版,收录康有为戊戌年正月至七月(1898·2—8)间所撰奏疏20篇,附录进呈编书序文5篇,共计25篇。此外,还开列有奏疏存月13篇,无正文。据麦孟华《南海先生戊戌奏稿凡例》所称63篇之数,所收录者仅占三分之一。《戊戌奏稿》所收康有为奏疏虽不完备,但刊行以来,长期被人们视为信史,成为学术界据以研究戊戌变法运动以及戊戌时期康有为思想和政治主张的重要史料。70年代,台湾学者黄彰健首次对《戊戌奏稿》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黄彰健根据《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等有关材料,对《戊戌奏稿》进行考察审核,认     

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兼论梁启超与康有为思想的歧异

康、梁、谭、严是戊戌时期思想界的四员大将。可是多年来,治思想史的人们,大多倚重康、谭、严而鄙薄梁启超。对于梁启超在戊戌时期的宣传功绩,人们交口称誉,对于其思想尤其是民权思想的特色,则少有论及。在人们的印象中,梁启超颇有点象康有为思想的一台录音机,录啥放啥,音响确实不错,创见绝对没有。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和主要助手,思想受康有为影响最大;治史者对梁启超思想剖析不深,特别是与康有为思想比较研究不够。于是,讲变法则康梁并提,论思想又以康盖梁。     

康有为早期礼学思想发微

康有为早期礼学思想的形成以其早年教育为主要背景,集中体现在《教学通议》一书中,以尊崇《周礼》为其鲜明的特色。康有为早期礼学思想继承了儒家经世致用的政治传统,并孕有近代维新变法的政治因子,是康有为戊戌时期维新变法思想的重要前提和必要准备。     

论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起源——以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为中心的再考察

许多学者依据康有为《戊戌奏稿》中“开国会、立宪法”的相关资料,认为戊戌变法是中国的第一次宪政运动。然而,1911年出版的《戊戌奏稿》经过康有为的重大改篡,已经不能反映和代表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真实的政治主张。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变法举措与立宪目标毫无关系,康有为在戊戌时期最主要的政策目标是设立制度局推行新政,他自己明确反对当时设立议院的政治主张。现有的档案资料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都足以充分证明,戊戌变法不是一场君主立宪运动,而是一场维新改革运动。     

论戊戌时期康有为的“创教”、“保教”主张

<正> 戊戌时期,康有为作为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积极倡导新学,鼓吹改制变法,投身于维新政治运动,试图通过改革的道路在中国建立起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实现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和富强,堪称是十九世纪末先进中国人的杰出代表。然而与此同时,康有为在戊戌时期又极力尊孔,并主张创设孔教会,奉孔子为中     

康有为保皇思想探源

康有为集新旧思想于一身,对中国政治前途的分析是他一生坚持保皇的思想基础.而传统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则是其保皇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支柱,特别是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是康有为戊戌以后政治思想活动轨迹的巨大推动力.     

儒学、孔教与国教——论康有为保存与重建儒学的努力

清末戊戌间,康有为欲变法以救中国,然而,其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使儒学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因此,康有为借鉴了基督教等宗教的某些理论与仪式,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上将儒学建立为宗教.康有为的这种努力不仅是出于变法的需要而保全儒学,而且,他试图通过对儒学的重新阐释,使儒学能够在现代社会依然发挥普遍的作用,甚至能够融摄西方文明的某些方面.然而,康氏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而儒学承担政治功能的一线希望亦最终破灭,其旧有的制度基础亦不复存在.文章主要论述了康有为建立孔教的种种意图和实践活动,以及儒学在现代社会重建的可能性,包括其面临的机遇与问题.     

康有为孔教情结的历史影响

19世纪末,康有为对孔子学说进行改造,并赋予宗教地位,试图利用孔教来抵制西方宗教的入侵,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民国初年,再次掀起倡立孔教运动,试图利用孔教规复人心,却被指为为复辟张目而遭到批判。康有为的孔教情结对他本人和儒学的历史评价都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也涉及到对传统文化现实功能的定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