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及其消解

廉政政策执行监督是廉政政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其目的是为了减少廉政政策执行失真,保证廉政政策执行目标的实现。化解监督过程中遇到的困境难题,需要通过健全监督主体、约束监督客体、建立监督责任制、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等方式加以解决。     

课程政策执行力:内涵、构成及评价

关注课程政策的"执行",提高课程政策的执行力,是课程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课程政策执行力,是指课程政策执行主体执行中央或上级课程政策、实现预期目标的能力.课程政策的组织执行力主要包括:战略规划力、人员配置力和运营力.课程政策的个人执行力主要包括:"知"的能力、情意能力和"行"的能力.课程政策执行力的评价有两种方式:整体性评价和项目评价.     

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路径分析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是指地方政府贯彻执行政策、实现政策目标时所具备或所拥有的一种能力和力量,它是地方政府内在品质与外在张力相结合的一种合力.优化执行主体、扩大公民参与、强化利益整合、完善执行机制、改善执行环境,是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重要路径.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评价体系的运用分析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评价体系重在运用,为此要构建地方政府内部和外部相结合的多元评价主体,做好思想认识、制度构建、机构完善、技术准备等多项配套建设。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评价可分为制定评价计划、确定评价主体、收集评价资料、实施评价方案、分析评价结果等多个步骤,评价结果对提升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促进政策的有效执行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廉政政策传播模式的缺陷与突破

如何及时、准确、有效地将廉政政策传播到位，既是廉政政策研究的薄弱环节，也是廉政政策执行不力的重要原因。我国既有廉政政策传播模式无论是在传播渠道、传播媒介、传播内容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缺陷。为了突破现有传播模式缺陷，提升廉政政策传播效果，必须因应新情况、新问题，大力推进廉政政策传播模式的创新：一是充分利用现代新媒体技术，导入全媒体联动传播模式；二是大胆进行传播内容创新，增强政策传播实际效果；三是构建政府、媒体、公众三方良性互动的政策传播新模式。     

跨域治理模式视角下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困境与出路

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行政区行政”管理模式导致环境政策执行不力,陷入执行困境。寻求有效的治理途径以提升环境政策执行力是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有力武器。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跨域治理对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力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不力主要表现为执行主体身陷冲突难自拔、跨界环境问题难治理、区域联动机制难理顺以及跨域事务难协作四个方面的困境。因此,应通过鼓励多方参与、完善执行机制、健全合作机制、培育行政文化等,提升环境政策的执行力,走出环境政策执行的困境。     

贫困地区扶贫政策执行影响因素研究——以河北省L村为例

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关键性条件在于政策的执行力，而执行力大小又受各种因素制约。文章以一典型的贫困地区河北省L村的政策执行为例，对贫困地区扶贫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针对研究目标，将政策执行综合模型进行适度调适后提炼出“问题的可解决性、政策和制度的规制能力、政策的外部环境”三个影响执行力的关键性因素，并以此为分析框架，对河北省L村的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做实证分析。希图通过对贫困地区扶贫政策执行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力的提升提供借鉴。      

影响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因素分析

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是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过程的核心要素,决定着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效率的高低。分析影响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主要因素有利于提高政府政策执行力,提高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效率。笔者认为影响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的主要因素有：政策本身因素、政策执行主体因素、政策目标群体因素、政策工具因素、政策资源因素、政策执行监控因素等。     

电子民主对我国现阶段廉政政策执行力影响分析

我国电子民主有了较大的发展,为应对电子民主对廉政政策执行主体、执行手段、执行程序产生的影响,政府需尽快制定"网络信息发布和网络举报管理条例",让民间网络举报网站和纪委举报网站形成合力;在腐败高风险的部门和领域,加快建设和推行电子监察系统;尽快建立国家网络举报管理中心和信访信息电子系统,探索廉政政策执行的新工作流程.     

地方政府与企业在节能减排政策执行中的博弈分析

在节能减排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利益倾向不同,存在信息不对称,政企关系向契约化和交易化方向发展,从而导致节能减排政策执行的变形走样。这些现象本质上是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博弈问题。从博弈论的视角来分析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建构政府与企业在节能减排政策执行中的博弈模型,设计相关参数,可以发现节能减排政策执行力不强的关键环节和原因,从而寻求相应的解决措施。     

基层治理中的政策执行波动及其消解

政策执行波动是指公共政策在执行的不同阶段出现波动现象,表现为政策消极执行和运动式执行。政策的适用性和政策执行压力是造成政策执行波动的最主要原因,并会引发一系列基层治理问题。分析政策执行波动的表现和影响因素,直观呈现政策执行波动与基层治理之间的逻辑关系,从政策适用性和政策执行压力着手寻求对策,以期消除政策执行波动,完善基层治理。     

基层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绩效考评研究述评

政策的根本在于执行。政策在执行阶段能否有效地实施,对一项公共政策来说至关重要。基于此,通过对国内外公共行政改革过程中基层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绩效考评的总结和比较,分析我国基层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现状,提出存在的问题并进行研究展望,以期为选择适合我国基层政府实际情况的公共政策执行绩效考评方式提供决策支持。     

论参与型政治文化对公共政策执行的作用

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指社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及其执行过程中所形成的对公共政策系统的政治参与思想、心理和道德习俗规范等的总和。在公共政策执行中,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建设与完善有利于促进公共政策执行的民主建设、廉政建设和法制建设;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执行对目标群体的需求偏好的有效回应,并确保政策执行主体重视公民政策权益的权威分配和公正落实;因而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执行的有效性,最终促进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     

公共政策执行研究

由于"复制"性执行、选择性执行、敷衍性执行、变异性执行、停滞性执行等问题的影响,公共政策不能有效实施。政府部门必须采取提升政策质量,扩大并优化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实行民主决策,创新执行方式,加强监督,实行问责制等措施进行改善和防治。     

论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

精准扶贫政策在执行中存在着明显的不精准执行现象,表现为识别不精准、帮扶不精准、管理不精准和考核不精准等问题。立足于基层组织的视角,考察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问题。基层组织在运动式治理和官僚体制的双重规制和压力下,面临着一系列的执行约束,基层治理资源有限、权责不匹配、压力考核等因素影响了基层干部的政策定位与具体执行。在国家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国家、基层组织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基层组织承担的任务剧烈增长,并接受来自国家与农民的双重压力和监督。在双重挤压之下,基层组织表现出权威导向的选择性治理、风险规避的规范化治理和硬任务的软执行,严重影响了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和政策的执行能力。为了避免国家资源浪费和政策执行偏差,各级政府在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时,应当在资源投放上注重分寸,执行政策时切合实际,对下考核时留存自主空间,从而保障精准扶贫政策有效落地。     

基于DEA模型的我国低碳产业政策执行效果研究——以我国电力行业节能减排政策为例

在低碳经济转型背景下,低碳政策的执行效果对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根据我国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电力部门2006—2010年的数据,讨论了我国电力行业节能减排政策的执行效果。研究发现：我国电力行业节能减排政策的执行效果从总体上来说不理想,存在地区差异。导致这种不理想的原因是：政策制定本身存在问题;政策执行过程中管理体制分散、执行主体决策不当、执行主体人员素质不匹配等;产业结构与生产技术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政策宣传不到位。     

惠农政策知晓度及基层执行满意度研究——基于农民视角及云南、河南省的调查

采用问卷方式就农民对惠农政策的知晓度与基层组织政策执行力的满意度状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对惠农政策的知晓率较高,但缺乏深入了解。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单一的政策传播渠道等因素影响农民对惠农政策的知晓程度。农民对农村基层组织政策执行力的满意度总体上居于中等水平。因此,应采取加大宣传力度,放大惠农政策效应;充分发挥村干部和新农村辅导员的作用;保证惠农政策信息传播的客观全面等措施提高农民的政策知晓度。同时通过对村委会和乡镇政府干部进行严格选拔;加强教育培训,提高村干部的政治素质和执政能力;加快推进乡镇机构改革,提高基层行政能力等途径提高农民对基层组织政策执行力的满意度。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社区自治探究

社区自治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形式,是对社区范围内公共政策执行工作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社区自治有利于推动公共政策执行的民主化进程,优化公共政策执行系统功能,降低公共政策执行成本等。公共政策执行中实行社区自治还存在制度、文化、关系等制约因素,这就要求社区自治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掌舵"作用、抓好制度建设、理顺各种关系、开展政策社会化工作和优化配置政策执行资源,以促进公共政策的顺利执行。     

论政策执行成本的困境与消解

研究我国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成本困境,有利于我们寻求合理的控制执行成本的途径。我国政策体制的不健全,是引起政策制定系统与执行系统、政策执行系统之间以及政策主体与客体相互脱节,进而导致执行成本过高的主要原因。降低政策执行成本的路径主要在于健全政策体制,加强政策系统之间的协调,实现政策资源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