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诗歌英文自译翻译伦理之透视

卞之琳将自己的诗歌翻译成英文的过程所遵从的翻译伦理与其在英诗汉译过程中所遵从的翻译伦理不一样。英诗汉译过程中,其遵从翻译的再现伦理,不仅再现英文诗歌的内容,还能再现英文诗歌的形式;自译过程中,其遵从广义的翻译规范伦理,译文虽再现了汉语新诗的内容,却没有完全再现汉语新诗的形式。在诗歌意象传达方面,其译文传达了原诗的意象所指,却没有保留这些意象原有的表现方式;在格律和韵律的传达方面,其译文保留了原诗的诗行数目、跨行方式,却没有保留原诗的节奏和押韵方式。指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弱势话语地位,是导致卞之琳在自译过程中践行广义的翻译规范伦理的主要原因。     

范式、缺陷、新视角:国内卞之琳翻译思想研究之透视

著名翻译家卞之琳的翻译思想是中国翻译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现有研究呈现四种范式,即卞之琳英诗汉译研究,卞译《哈姆雷特》研究,卞之琳汉语新诗英译研究以及卞之琳的翻译与其汉语新诗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现有研究中也存在部分研究者的研究重复,一些研究论据不足,结论牵强,研究者尚未就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当中的“似”原则和“译”原则的所指达成共识等缺陷.新语境下的卞之琳翻译思想研究不仅要解决上述问题,还可以从翻译伦理的视角开展.     

传承、超越——卞之琳“信、似、译”翻译三原则面面观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是对翻译原则中的“信、达、雅”,“形似与神似”,“直译与意译”的传承和超越.卞之琳的“信”继承了严复“信”对原作对译作诚信的要求,但所指范围比后者广,尊重原作的程度比后者高;卞之琳的“似”继承了“形似与神似”对维系译文与原文的适当关联性的强调,但破除了“形似”与“神似”之间的无谓争论,为译者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更好的理论支持,同时对译者创造性的发挥在范围上作了限定;卞之琳的“译”继承了“直译”和“意译”对翻译与创作关系的定位,但破除了“直译”、“意译”理论的二元对立,为译者的实践操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国内卞之琳翻译思想研究述评

卞之琳的翻译思想是对“信、达、雅”“形似、神似”“直译、意译”的继承和扬弃,在过去50余年内一直为国内学者们研究。该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以“信”“似”“译”翻译三原则研究和卞译莎剧（主要是卞译《哈姆雷特》）研究为特色;20世纪90年代为第二阶段,以拓展第一阶段研究内容为特点;21世纪以来的研究为国内卞氏译论研究的第三阶段,最具新意的是卞之琳中文诗歌的英文自译研究和卞之琳诗歌翻译与诗歌创作的关系研究。     

土建工程术语的翻译剖析

土建工程文献的翻译主要涉及工可、标书、合同等文献。此类文献行文正式、严密、规范 ,译文当尽量信于原文、达于原文和切于原文。为此结合工程翻译实践就土木工程术语翻译进行了简要探讨 ,意在提醒相关译者注意以下事项 :力戒望文生义、望文生译 ,慎译行话、惯用语、新词新语 ,于无意处“捡拾”现成译文 ,批判地审视部分参考译文 ,审读原文并于必要时进行补台 ,科学对待工具书等     

卞之琳翻译理论探析

卞之琳是活跃在我国文坛的著名诗人和翻译家,建国以后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和文艺研究,是我国重要的莎学学者和诗歌翻译理论家,在中国译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仅对翻译理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翻译实践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通过对卞之琳的翻译实例进行分析,以更好地了解他在翻译理论上提倡的＂以诗译诗＂,＂信、似、译＂,＂亦步...     

卞之琳的翻译策略研究

卞之琳作为著名的诗人、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其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非同一般。在翻译外国诗歌方面,卞之琳提出了"以诗译诗"、"以顿代步"、"全面求信,形神兼备"翻译原则,体现出译者忠实于原文的形式和内容的翻译思想,表现出对原作者和读者负责的态度;在自译诗歌方面,其翻译中又体现出诗人特质,以读者为中心采取了灵活的处理方式,体现了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译文三合：义、体、气--文章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中国的翻译学传统本质上是一个文章学的传统。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是从文章学的角度对译者提出了要求。“信达雅”的实质就是传统文章学要求的“德学才”。“译文三合义体气”是对“译事三难信达雅”的继承和发展,同样也从文章学的角度,对翻译过程和译文质量的检验提出了更具体、可操作的要求。“义”指的是译文和原文在意义上的契合,“体”指的是译文和原文在文体和形式上的契合,“气”指的是译文和原文在气势和文章内脉上的契合。“信达雅”是译者条件“,义体气”既是翻译原则,又是翻译标准。     

“创优似竞赛”溯源

"创优似竞赛"是许渊冲先生提出的观点,译界对此褒贬不一.本文旨在对该观点进行追根溯源,进而对其内涵以及翻译中的译文与原文、译者与原作者、翻译与创作的关系问题作出探讨."创优似竞赛"的翻译观,既是许先生个人经验所出,又是中外翻译理论的结晶,蕴涵着深刻的道理,值得译界重视.     

翻译主体间伦理的构建:真善美的和谐伦理观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是译者通过对话方式构建主体间人际关系的过程.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遵守再现、服务、交际和规范等伦理,求真于原文作者、求善于译文读者、求美于文化"他者"以及求和于赞助人.译者应该坚守真善美的伦理诉求,才能走出伦理间的矛盾冲突所带来的伦理困境,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交流.     

“知·信·说”与“是”

认知问题是哲学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认知问题的核心问题是“真”的问题。人的认知成果最终由语言来呈现,语言的基本单元是词,每个词都蕴含一个“是”,由是什么(词所指代的对象域)与何以是(该对象域确定为一类的标准)两方面构成。那么这个“是”如何而来?所知学认为一切由“知”而来,一切都是所知。认为“知”对于认知活动必不可少,但并非唯一来源。“信”与“说”有其自身不能等同于“知”的特点,与“知”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认知过程中共同起着重要作用。     

《左传》中的“年、时、月、日”

本文对《左传》中表示时间单位的“年、时、月、日”等词语的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日、时”具有多种与时间相关的意义,这些意义的体现除了与它们不同的结构形式有关,还与它们在句中的句法位置和语法功能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月、年”的主要功能相对单一,主要是与数词组合,但由于上古汉语没有序数和基数的区分,导致这种组合同时具有表示时点和时段的双重意义,而对这两种意义的区分,同样需要依靠其在句中所处的句法位置予以判定。     

试论类后缀“界”“圈”“坛”

“界”“圈”“坛”三者作为类词缀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是：都附缀于代表某一行业、领域或表示具有同一特征的某一社会集群之类的字眼后。因此，“界”在组合上不受音节限制，基本上可以和任何行业结合，多用于严肃场合并且虚化程度不高；“圈”多与双音节结合，语用范围比“界”窄，多用于时尚的场合，且虚化程度最弱；“坛”基本上只与单音节结合，多用在文艺界和体育界，常出现在轻松、随意的场合，虚化程度最高。     

论"O"与"0"的起源、演变及功能

"O"与"0"是两个不同的数字符号.关于它们的起源与演变、功能与用途以及用法差异等学术界存在着分歧."O"是一种汉字,它的起源地在中国;"0"是印度数码,最先由印度人创造.虽然"O"与"0"在符号的创造上是极其相似的,但它们仍然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数字符号,不能等同与混淆.     

"画眉"张敞

西汉名臣张敞,曾连任京兆尹九年。期间,先后发生过两件引起轰动的事:一是他亲自为妻画眉,被人在汉宣帝面前告了状;一是他在待罪即将离职的五天时间内,逮捕处决了拒不执行工作命令的絮舜。但综观他的一生:刚正不阿,直言敢谏,才识过人,他了解体恤民情,治郡严宽相辅而行,成绩斐然;特别是他系心国是,忠于职守,不计个人功名利禄,甚至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其忠诚、才识、业绩,在历史上都堪称第一流。只因曾为妻画眉,而与“飞将军”李广一样终身不得封侯。     

“哭、泣、啼、号”辨

"哭、泣、啼、号"是一组常见的同义词,但并非浑然无别,而是同中有异,古往今来都有人对他们进行过辨析,但众说纷纭,讫无确说。通过考察,可以认为"哭"是哭泣的通称,古今皆然;"泣"是多泪之哭,多指小声或无声流泪之哭;"啼"是大声之哭;"号"是声言交杂之哭。     

试析《褰裳》、《静女》中“赋”的运用

<褰裳>、<静女>是<诗经>中的两首反映劳动人民爱情生活的情诗,虽然是从不同角度描写男女相约相见的场景,但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都运用了赋的手法来展示诗歌内容,体现诗歌的内涵.     

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天理就是人欲"

宋明"理学"作为我国文化思想史上一个特定的概念,其思想内涵在发展历程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文章主要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天理就是人欲"这一根本的思想转变入手,分析论述其转变的过程及重大意义.     

文化、他者与"小文学"

文化研究可以有多种方式:自我体验或他者旁观;理解一种文化就是分析其表征模式;文化表征是一个他者与他者权力角逐的过程;文学、艺术、语言正是文化表征的场域,对它们的分析就意味着一种文化霸权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