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国家形象：向谁塑造？

现实国际政治矛盾的复杂性决定了向一个国家塑造良好形象的同时，会不可避免地损害自身在与该国存在矛盾的国家心中的国家形象。这种国家形象塑造的单向性问题。现有研究均未给与应有的关注。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了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对于缓解崛起国的结构性压力的作用。进而将国际政治矛盾划分为三类，论证了国家形象塑造的单向性。基于上述分析，作者在最后给出了中国崛起过程中国家形象塑造对象的排序建议。     

国家形象的话语塑造：基于社会心理语用学视角

从社会心理语用学视角，以其三大理论即礼貌原则、面子理论和言语适应理论为基础，探讨语言使用与社会心理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运用及其重要作用。首先介绍国家形象塑造和社会心理语用学的相关概念，然后从上述三种理论入手，具体分析如何使用委婉语和语码转换等语言手段，选择言语内容来塑造和提升国家形象。最后，构拟了一个示意图，以解释语言使用与国家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     

浅论我国的国家形象及其塑造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极其重要的无形资产,其定位和塑造直接影响对外政策的执行和国家利益的得失。国家形象及其塑造一方面与国家自身综合国力密切相关,又离不开国际传媒和舆论的塑造。我国应该充分利用国际传媒的作用,提高对外宣传水平,在国际社会上树立改革开放、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国内形象,又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大旗,树立我国爱和平、要发展、求合作的国际形象。     

试论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的音乐承载力

在当前新的历史时期,崛起的中国亟待塑造和传播大国国家形象。音乐对于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有着重要的承载意义。音乐承载着国家的思维与创新的最高水平,承载着国家的开放与融合的特性品质,承载着国家的实力与活力的强弱消长。我们理应破除在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中对音乐承载力的认识误区和实践误区,从国家层面进行宏观的战略设计,着力构筑和重塑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中的音乐承载力。     

当代文学对外传播中的中国形象建构——以莫言作品为个案

文学在塑造国家形象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较之新闻媒体、政治经济以及国际关系领域所展现的中国形象,当代文学塑造的中国形象具有较高的价值信任度和可接受度。莫言的作品关注当下题材,在对外传播中建构了批判和反思的中国形象。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及获诺奖后西方媒体的评价,折射出中国文学对外传播中的西方想象中国问题。     

中国崛起的进程与意义

由于大国成长是社会性成长与物质性成长的统一,因此有必要从大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角度来研究中国崛起.迄今为止,中国崛起的进程可分为成长准备期(1911～1956)、成长探索期(1956～1979)、迅速成长期(1979～2009),并开始向平衡成长期(2009～)转入.从国际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崛起有至少八个方面的意义:即实现了古老文明延续与现代文明对话,发现了开放性革命与开放性改良相连贯的复兴之途,树立了大国社会性成长规律的又一典范,探索了依托发展中大国群体共同崛起的新模式,推动了国际格局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以中庸、和谐、和平共处的思想丰富了国际政治文化,维护并缔造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多维和平,开辟出东方发展中大国跨越式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等等.     

中国崛起的国家形象:向谁塑造?

现实国际政治矛盾的复杂性决定了向一个国家塑造良好形象的同时,会不可避免地损害自身在与该国存在矛盾的国家心中的国家形象.这种国家形象塑造的单向性问题,现有研究均未给与应有的关注.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了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对于缓解崛起国的结构性压力的作用,进而将国际政治矛盾划分为三类,论证了国家形象塑造的单向性.基于上述分析,作者在最后给出了中国崛起过程中国家形象塑造对象的排序建议.     

国家形象塑造与我国传媒的未来发展战略

在全球化传播背景下,作为"他者"角色存在的部分西方强势媒体,肆意行使话语霸权,单向度地塑造着我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形象,以此形成了国际传播格局中国家形象塑造的"钟摆现象".这种"钟摆现象"使得我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形象丧失了被理解被尊重的权利,使"我者"形象没有任何安全保障.基于此,我国传媒应将国家形象塑造上升到维护国家形象主权的战略高度来加以重视.要彻底摆脱"钟摆"的控制,掌握属于自己信息版图内的形象主权,我国必须大力推进传媒发展战略的"软环境"建设,提升其国际传播力而努力开创国际传播的新局面,为我国国家形象塑造创造良好的对外传播新格局.     

话语权力与农民形象的建构——以《哦，香雪》和《陈奂生上城》为例

身份作为一种社会事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受社会性意义与价值的调整和塑造。本文关注文学作品对农民形象的建构。文学作品的内容来源于社会生活，同时它们又塑造一幅幅建构秩序的图景，这种图景往往是社会分类的图景。农民形象的“抽象化”与“他者化”即为社会分类的结果并反衬着都市社区和精英群体的“先进性”以及国家的现代性诉求。     

对外传播中西藏形象建构的策略和方式

由于特殊的历史和政治原因,西藏时常会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西藏在西方人视野中的形象往往影响着他们对中国国家形象和“西藏问题”的认知与判断。目前,西方人视野中的西藏形象与真实的西藏形象有着很大的不同,甚至有的是对事实的歪曲。对此,中国应该加大针对西藏的对外传播力度,在西方人中建构真实、全面的西藏形象,主导西方的西藏形象话语权。本文认为,在对外传播中建构西藏形象,需要打破西方的西藏话语权和“想象中的西藏形象”,争取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以主动、灵活、多元化的传播策略和方式构建西藏对外新形象。     

市民社会与我国社会结构合理化的理论求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在其分化中出现了贫富悬殊、社会整合机制缺失等非合理性的因素,社会结构基本上还是前现代的金字塔型。而一个发达、健全的市民社会的存在对于有效克服我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的非合理化因素,实现社会结构的合理化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与西方国家有较大的不同,只能是自觉的、政府主导的和合作性的。     

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的勃兴

从 1 9世纪中叶到 2 0世纪初 ,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 ,西方社会福利思想及制度开始传入中国 ,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研究和关注。很多思想家从中西社会比较研究入手 ,批判中国传统“宗族福利保障”的狭隘性 ,并试图综合中西社会福利思想主张 ,构建新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他们还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结合起来 ,将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推向了新的发展高峰 ,掀起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社会福利思想的研究高潮。     

传教士与中国社会救助事业的近代化

近代以来,西方传教士通过创办慈善救助事业以实现其传教之目的。传教士在华创办的医疗、慈幼、灾荒赈济等慈善救助事业广泛地践行了西方社会先进的施救理念与模式,为中国社会救助实践树立了新的榜样。在中西救助实践的比照下,中国社会救助事业逐渐开启了学习西方,扬弃传统的近代化之路。     

立足中国 借鉴国外 创建中国特色社会调查学

中国是世界上开展社会调查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社会调查经验教训最丰富的政党西方现代社会研究方法的引进,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又存在着许多问題中国至今尚未形成充分体现自己特色的社会调查学必须立足中国,借签国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和中国社会调查史实基础上,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西方的关系”“历史与理论、方法的关系”“现实与历史、虚拟的关系”以下简称“马中西”“史论法”“实史虚”关系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创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阒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调查学。     

中国文化形象的世纪性转折

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自我反省和不断批判之后,中国文化的形象日渐地“矮化”和“空洞化”,逐渐疏 离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生机勃勃的现代性文化之创造,而成为遥远的历史记忆和片断性的残梦旧影。在“欧洲中 心主义”的强力冲击和全面影响下,中国文化的声誉不但在本土一落千丈,就是在西方也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转折, 使得中国文化的形象长久以来变得非常微弱和模糊。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腾飞和国力的日渐强盛,中国的地位正 在发生着历史性的改变,也为其文化形象的重新塑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究竟以怎样的“形象”来面对当今的 世界,已成为对中国文化之复兴的重大考验,也孕育着一种最为重要的历史见证方式。     

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必要性、瓶颈和路径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绝非单纯从文化角度来考虑文化问题,而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但并不天然就是文化软实力大国。资源要成为实力,还需要有一个转化过程和国家的转化能力。长期以来,中国缺乏把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软实力的能力,这已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瓶颈性因素。解决这一瓶颈的关键,是要克服文化自负导致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自卑导致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这样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为此,当今中国仍然需要重新整理国故,然后才能传承国粹,并在此基础上对文化进行时代化的创新。文化创新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以塑造国家品格为目的。     

西方合作经济理念在中国的早期本土化

20世纪初西方合作经济理念与当时以互助进化为核心的社会思想相交融,开始了其在中国的早期本土化用现代性的汉语资源表述西方的合作理念,借助初步中国化的“主义”话语来论证合作制度对中国社会的正当性,视合作制度为中国经济改造的适当工具等。其旨趣在于促成一场社会化的合作运动,改善平民经济,建立合作自治社会。此种理念性因素奠定了政府在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但是,植根于西方“个人主义”土壤中的合作经济制度,不可能在笃信“集体主义”的中国社会得到很好的生长。合作社组织在20世纪中国的“异化”或多舛命运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评析民国前期基督新教的大发展

民国前期与基督新教在华获得大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相重合,这种长足的发展不惟体现在信众群体扩大和教堂数量增多上,也反映在从事宣教活动的教会组织机构和教职人员的增加上,更表现于基督新教的外在形象在民国转型社会期间的改观上.基督新教在文化上所蕴涵的内在张力,通过联合其它社会团体反对尊孔教为国教的斗争而得到最大的释放,教会人士的自信心由此大增.而"中华归主"所导引下的相关运动,其实质无非就是一场动员全教会力量的大传教运动.但它不久即招致来自中国社会各界,主要是知识阶层的杯葛,声势浩大的"非基运动",正是在教会大规模宣教运动刺激下孕育乃至最终爆发的直接后果.     

“中国梦”内蕴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

自近代以来就已经开启的“中国梦”,在今天被从一个历史的新高度提出来,形成了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这意味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在改革开放已经行进了三十几年的今天,“中国梦”的实现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是可以期待的了。也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前提,使“中国梦”具有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支撑。“中国梦”的合规律性,具体体现为它在性质上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在方向上符合历史前进的趋势,在时间上具有可持续性,并且最终体现在它的实现是客观的、不可抗拒的。合规律性使“中国梦”从根本上具有了科学性。而“中国梦”的合目的性,则具体体现在它包含着合理的计划性,蕴含着强大的创造力,作为强大的精神动力可以指导实践、改造客观世界,同时,它可以指导人积极地行动。合目的性赋予了“中国梦”以强大的精神动力,只有做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伟大的“中国梦”的实现才得以可能。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探析

西方马克思主义紧紧抓住了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关注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不同的问题,体现了强烈的人本主义精神。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关注社会现实、强调社会批判性和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方面给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应在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挖掘丰富的哲学思想资源;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及构建宽松的学术环境,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样化、个性化方面积极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