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叙事中的目标追求——以《西游记》和《堂吉诃德》为个案

＂游走式＂情节是长篇小说在发展演变中形成的展开情节的重要方式之一。在以＂游走＂情节作为主体的文本中,人物在漫长游走中的目标追求和无休止地游走与渴望归宿的目标期待对于丰富深化文本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游走＂情节的角度还原分析《西游记》和《堂吉诃德》,认为《西游记》是魔幻浪漫主义的游走叙事,《堂吉诃德》是写实主义亦庄亦谐的游走叙事;明晰两个文本的救赎与救世的目标追求,以及由此产生的＂悲剧中的喜剧性,喜剧中的悲剧性＂的独特审美感受。     

狂欢与孤独——《西游记》及其20世纪90年代的再创作

《西游记》为当代小说创作提供了神话叙事原型。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始．将“西游”人物、“西游”故事原本的关系进行交错作为叙事主题的文本在非主流叙事中占据着相当的空间。其中《大话西游》和《悟空传》是典型代表。两者在各自的创作理念中暗含着孤独与狂欢的矛盾与悖反,也体现了不同的取舍与选择。从两部再创作品与《西游记》的比较分析中可以见出该叙事类型发展的内在动因,并可从艺术样式和人文诉求等角度丰富当代神话叙事的外延研究.     

《西游记》中的“七七”与“九九”

古代文学用“七”与“九”乃至“九九”作为章节、情节联系之数度的并不少见,但是用“七七”之数,特别是以“七七”、“九九”两循环之数错综交互为章节、情节的结构素,却是《西游记》的首创。由于儒释道思想的影响,《西游记》叙事并用“七七”、“九九”之数为度。两者交叉互补,形成《西游记》章回布置与情节结构的数理机制。这一做法虽然主要是古代佛道中人才容易感知寓意,但一经揭明数理,普通读者也不难理解其加强文本叙事层次性、整体性结构的作用。     

亦幻亦真的游走叙事——漫论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标志性作品.小说以一个没落的乡绅堂吉诃德和邻居桑丘的充侠游走,嘲笑了以昨天的思维做今天的事和用今天的头脑做明天的事的诸多错讹.在叙述方法上,如黑格尔所首评的以不变的主角在游走中随境遇之变而结构情节;在风格上庄谐互渗,虚实相生,亦幻亦真,展现了如海涅所综括的“堂吉诃德主义”中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矛盾,成为世界文学中公认的杰作.     

试论《西游记》对山水的艺术关照

《西游记》多以词赋形式描摹山水画卷,画卷中的山水多为妖魔鬼怪的藏匿之地、神道仙佛的居住之所,且小说故事的演进基本完成于山水之间。吟诵词赋,描摹山水,设置与山水密切相关的情节,并不是作者在简单地表达对山水的喜好或炫耀才情,而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通过故事的构设与情节的推演,全面阐释山水的文化品格,充分展现中华民族坚忍执著的民族精神,同时也为《西游记》巧妙地铺设了一条贯穿小说始终的叙事线索,从而成就了小说的叙事策略。     

耐人寻味的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堂吉诃德》与《西游记》之比较

耐人寻味的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堂吉诃德》与《西游记》之比较何峰《堂吉诃德》与《西游记》这两部东西方文学史上的奇书如今早已超越时代与国界，几乎传遍了世界各地，作品中的主要艺术形象也早已成为东西方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长期以来，对这两部世界古典名...     

《西游记》取经故事文体与叙事结构分析

从《大唐西域记》到《西游记》,随着游记文体的不断弱化,作品的叙事结构、语言特征等也在不断演变:从《西游记》取经故事的单个故事结构而言,其中的侦探小说、军事战争小说、神魔故事等多种题材因子交错转化,推动情节发展,改变叙事方向。它们在表达神奇多变故事内容的同时,又形成相对固定的叙事结构;西天取经途中的故事排列有序,环环相扣,逻辑严密,不容置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论梁羽生的《金瓶梅》批评

梁羽生的《金瓶梅》批评合理吸收了"金学"的已有研究成果,不乏表达自我精当的创见,或剖析人物性格和命运,或分析小说叙事技法和写作手法,具有浓郁的现代品格。梁羽生大力点拨《金瓶梅》高超的讽刺手法,挖掘文本寓讽刺于幽默之中的写法效能,阐述其不落俗套的情节设置,展现小说文本起伏顿挫的情节演进节奏。梁羽生贴近文化生态,注重物我双会,其《金瓶梅》批评话语成为他挥洒才情和展示史识的重要文化承载。     

从虎意象看《西游记》神魔叙事的传奇与志怪性质

小说《西游记》在分类上属于神魔小说,但是作者在情节安排和人物形象塑造上经常有超出神魔叙事的笔法。整个故事中安排了多次打杀猛虎、虎精以及人虎互变的情节,从而使得神魔叙事带有了传奇和志怪性质,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令小说叙事呈现出更大的综合特征。     

论《堂吉诃德》中戏拟手法的艺术表现

滑稽模拟骑士小说的戏拟手法,给《堂吉诃德》带来了丰富的艺术效果。《堂吉诃德》中戏拟手法主要表现为讥讽嘲弄与文本互涉(互文),它们使得文本在滑稽模拟骑士小说的过程中,展现给读者的不仅仅是解构与笑谑,而更多的是读者在文本理解中所不断发觉的文义自增性与多重性。     

论叙事文本中的抒情因素——以《驿站长》为中心

道德情感是重要的情感类型之一。叙述者、情节和环境描写是叙事文本的三种重要抒情因素,也是道德情感抒发的主要渠道。《驿站长》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的叙事名篇,其成功塑造了维林形象,是描写"小人物"命运的开山之作。文本中叙述者与维林的视角融合,对道德情感抒发产生影响;《浪子图》、作者、维林叙述视角各异,分别呈现三种情节模式,共筑道德情感的抒发渠道;环境描写则借助于叙述者、小人物、自然环境进行道德情感抒发。揭示三种抒情因素在作者道德情感抒发中的作用,剖析叙事文本抒情性的源起和脉络,为《驿站长》乃至叙事类文本的解读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电影编剧视域下《聊斋志异》叙事艺术考察

从电影编剧角度看,《聊斋志异》大量运用插叙、补叙,容易削弱小说的悬念感和吸引力,而一个叙事文本中出现多条情节线索时,作者未必仔细考虑了这些线索之间的互文或者对话关系,这就导致其文本缺乏情节设置上的严谨性和主题表达上的力度;缺乏结构意识或者说对叙事节奏把握的不理想,导致《聊斋志异》的叙事要么铺垫阶段过长,要么人物在“对抗”阶段遇到的障碍没有强度和挑战性,其障碍的解决方式则过分依赖“神迹”。此外,《聊斋志异》的叙事重心在于“事”,尤其是关注 “事”之“奇异”,而对人物刻画似乎并不在意,其人物刻画方式单一。《聊斋志异》的叙事手法在当时可能具有合理性甚至超前性,但在进行电影改编时,其需要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之后,才能符合电影编剧的要求。     

巴金《激流三部曲》的循环叙事

叙述者通过将叙述前提进行"恶化",以提供叙事推进的动力。在反抗"恶化"的过程中实现情节的"改善"。巴金的《家》《春》《秋》显然通过不断设置"恶化"障碍,推动觉慧等人对旧家庭的反抗,以求得自身生存状况的"改善"。在这些"恶化"的循环设置中形成了叙事张力,进而实现了巴金《激流三部曲》的循环叙事。     

论《殇妖传》对《封神演义》的借鉴与发展

借鉴与模仿是文学发展的必经之途。蒙古族本子故事《殇妖传》在其情节设置和法宝、阵法、坐骑等方面的设置上有显明的借鉴与发展中国古典小说《封神演义》的叙事特征。这种创造性的模仿和借鉴,使《殇妖传》成为了具有较为显著的蒙汉文化特征的文学佳作。     

论《苦喜传》叙事特点

借鉴和模仿外来文学,是蒙汉文学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现象之一。蒙古族本子故事《苦喜传》的叙事内容虽然是中原故事,但它不是汉文本的翻译小说,而是有目的、有选择地借鉴不同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典型情节,加以编创之后用本民族语言创作出了蒙古族文学中令人惊异的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叙事特点。     

《西游记》成语研究

对《西游记》文本中的600多条成语进行了梳理,从来源和结构两个角度分析了这些成语的特点,并通过将其与现代汉语的对比,阐述了《西游记》成语在近代汉语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禳灾母题聚焦模式与叙事效应探异——以《西门豹治邺》与《乔势天师禳旱魃,秉承县令召甘霖》为例

因聚焦模式即叙述眼光、叙述声音、以及叙述者对人物心理介入程度的变化,使史传文本《西门豹治邺》和话本小说《乔势天师禳旱魃,秉承县令召甘霖》在主要人物形象塑造和叙事情节结构发展上,有着极为明显的叙事效应差异。传统叙事模式有不断丰富发展的历史过程,不同文体有各自的叙述习惯,不能一概而论为＂零聚焦叙事模式＂。     

论《思家饭店的晚餐》的空间形式

安妮·泰勒的作品《思家饭店的晚餐》在叙事结构上摆脱了传统的历时叙述模式,巧妙地采用了并置、陌生化和弱化情节等隐喻性的空间手法,打断故事在时间上的连续性,使文本产生空间共时性的效果,体现了空间形式在叙事功能方面的建构作用:并置和弱化情节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创作主题的表达和深化起到重要的作用；陌生化增加了对艺术形式感受的难度,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审美快感和艺术的创新性.     

从三封书信看《西游记》神魔叙事的文人气息

近年来学界从多角度多层次对百回本《西游记》展开多元阐释，而文化研究就是其中的一个维度。作为文人士子的吴承恩无疑是一位神魔叙事的行家里手，同时也在情节展开中流露出浓厚的文人情结，而《西游记》中的前后三封书信更加充分地展示出其中的文人气息。     

不可靠叙述:《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的叙述策略

不可靠叙述是当代叙事理论中一种重要的叙事策略。美国短篇小说家雷蒙德·卡佛在其短篇小说《毁了我父亲的第三件事》中,对重要情节的省略、空缺以及含混的叙述,造成了叙事和文体层面上的不可靠。作者运用不可靠叙述这一技巧,邀请读者与文本中人物、叙述者、隐含作者积极互动,以感受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彰显人物性格的异化。文本中所发生的事件对叙述者"我"的深刻影响,深化了小说主旨,于冷静疏离的叙述中,展现出生活中荒谬的客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