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里尔克：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辨正

北岛在评价里尔克诗歌时,对译诗和原诗之间的距离缺乏警惕,这透露出他的某种＂世界诗＂观念,这一观念使得北岛的诗歌写作暗含一个＂便于翻译＂的维度,并与他后期诗歌写作的困境有一定关联;北岛对里尔克缺乏广泛和深入了解,在行文中过度倚重单本里尔克传记,在资料使用方面出现诸多错谬,对里尔克诗歌的理论阐发也含混不清;北岛对里尔克诗歌汉译情况较为陌生,他用以作为批判对象的译本并非现有最佳译本,同时,他在引用他人译本时也不够严谨。     

中西方读者对北岛诗歌的接受差异

中西方读者对北岛诗歌的接受表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中国读者对北岛诗歌的关注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影响,而国外读者则一直倾向于从政治性角度出发解读北岛诗歌。造成两者接受理解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审美心理。     

诗歌翻译观对比研究——以《天净沙·秋思》的英译为例

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的难点。在长期诗歌翻译实践中,我国学者曾提出"散文释义"、"形式对等"和"三美"等三种不同的诗歌翻译观。以《天净沙·秋思》的英译为例对上述三种诗歌翻译观进行讨论,认为"三美"观优于"散文释义"观和"形式对等"观。     

哲学诠释学观照下朱湘的诗学观对其诗歌翻译思想的影响

朱湘对中国传统诗学的"前理解"与其翻译观相互交融。他的翻译观源自其诗学观,后者影响了其诗歌翻译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并渗透到其翻译实践中,尤其体现在诗歌翻译的"形美"、"音美"、"境象美"等方面。在哲学诠释学中的"前理解"视角下,诗人的诗歌翻译思想更为清晰。     

从文化视角解读诗歌翻译“种子移植”论

苏珊.巴斯奈特将诗歌翻译置于自己一贯坚持的文化翻译观视阈下,提出了诗歌翻译的"种子移植"理论。文章从文化视角出发,对巴斯奈特诗歌翻译"种子移植"论的产生背景、理论源头和理论内涵进行了全面剖析,阐述了她的"种子移植"论对全球文化背景下的诗歌翻译的启示意义,并揭示了其诗歌翻译观的局限性。     

从许渊冲的“三美”观解读唐诗《春望》的英译文

许渊冲先生提出了诗歌翻译的＂三美＂观,即翻译诗歌理应传达原文的意美、音美、形美。本文从＂三美＂观理论对其翻译的《春望》进行解读,分析说明其＂三美＂观在具体翻译实践中的运用和体现。     

从许渊冲的"三美"观解读唐诗《春望》的英译文

许渊冲先生提出了诗歌翻译的＂三美＂观,即翻译诗歌理应传达原文的意美、音美、形美。本文从＂三美＂观理论对其翻译的《春望》进行解读,分析说明其＂三美＂观在具体翻译实践中的运用和体现。     

面向中国的"灵芝"译论与面向世界的"海变"译论

日本学者小畑薰良于1922年在美国英译并出版了《李白诗集》,影响巨大.闻一多与他就中国古代诗歌翻译的讨论分别提出了"灵芝"译论和"海变"译论.两人的译论显示了中日学者不同的翻译观,即面向中国的翻译观与面向世界的翻译观.这两种翻译观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翻译价值认知不同,对中国古代诗歌向外传播的影响也不同.     

从接受理论探讨诗歌翻译的多元化标准——以《露西诗组》第二首的汉语翻译为例

诗歌是文学里的一种精品,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中的高难领域。传统的诗歌翻译观要求原文与译文在内容、风格以及形式上一一对等,忽视了译者在解读原作时的能动参与作用。而接受理论的翻译观则认为:诗歌本身存在一些意义未定点和空白,在诗歌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特殊读者对原文有不同的期待视野,不同译者因期待视野的差异会生成不同的译文。本文以《露西诗组》第二首的汉语翻译为例,从接受理论的角度探讨诗歌翻译的多元化标准。     

论北岛诗歌中的悖论意象

洪子诚认为北岛诗歌的质地是坚硬的,诗人于坚也把北岛的诗归入硬性诗歌类,他本人则属于软性一流,洪子诚和于坚的此种见解是在阅读北岛诗歌的过程中形成的.北岛善于把悖论的意象组合在一起并进行概括,将理想世界的意象和现实世界的意象,公共、革命意象与私人意象,废墟意象与生机意象进行并置.这些具有异质性的相反意象互相冲撞、牵扯,在诗内部形成一股强大的张力,使其诗歌获得了坚实的力量.与此同时,悖论式的意象还可生成悖论漩涡,在悖论漩涡的挣扎中北岛实现了内心的平衡.     

意象诗歌的翻译单位

诗歌的意象性特质要求诗歌翻译单位的特殊性和多元性。在梳理翻译单位研究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之上,探究意象溯源与分类,考察诗歌翻译实践和翻译单位的建设要求,在坚持翻译单位动态观的同时,认为意象是诗歌动态翻译单位层面的核心,其他翻译单位的建构应该在意象的统领下完成。     

庞德意象翻译观下的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翻译

诗歌的意象集中体现了诗歌的意境和神韵。如何对诗歌的意象进行翻译显得十分重要。本文从庞德的意象翻译观入手,提出了在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时应该进行"忠实性"和"叛逆性"的创造。"创造性"的翻译充分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因此,本文对诗歌意象翻译的译者主体性也进行了介绍。     

诗歌翻译与皮尔士的认知符号学理论阐释

皮尔士符号学理论和认知语言学理论存在着契合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体验观、行为主义和范畴观。从认知符号学的角度分析诗歌翻译的符号特征,包括物理特性、指示性和心理性,能够以此为原则指导诗歌翻译的具体实践。     

斯坦纳阐释学视角下唐诗英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以寒山诗歌英译为例

从斯坦纳提出的阐释学翻译观出发,研究诗歌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现象,并以加里.斯奈德翻译的中国唐代诗人寒山的诗歌为例,分析了诗歌如何创造性地进行翻译以及创造性叛逆的具体体现,从而进一步解释了翻译不是对原作的简单模仿复制,译者对原作的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     

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诗歌翻译观

在郑燕虹＂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同情’诗歌翻译观＂的基础上全面深入地讨论肯尼斯·雷克思罗斯的诗歌翻译思想。郑文认为＂同情＂是雷氏诗歌翻译观的要旨,但没有指出是什么要素支撑着＂同情＂观,因此对＂同情＂的认识有欠深刻。从＂诗人即译者＂和＂罗马诗译论＂两篇文章的系统观点来看,雷氏的＂同情＂诗歌翻译观是建立在＂灵感＂和＂平等＂这两个要素上的。作者和译者都是靠灵感进行诗歌创作和翻译的,他们之间其实没有主与仆的区别。非但如此,在雷氏看来,创作也是一种翻译,由此作者也成了译者,译出语也化为译入语。随着作者和译出语概念的消解,译者之间和译语之间实现了平等。雷氏的观点改变了传统译学的理论格局,具有创新意义。     

北岛海外诗歌的传播与接受

北岛海外漂泊及其再度被边缘化,对此,国内外反响不一。目前,海外已有普通受众、著名诗人和汉学家通过多种途径传播北岛的诗;而汉学界对北岛海外诗歌采取了文化性读法、思想性读法、政治性读法、系谱性读法、修辞性读法和综合性读法。这些＂合力＂共同塑造了北岛在海外的多样化形象。     

中国当代儿童诗歌翻译的探索与思考

儿童诗歌是由成人为儿童创作,反映儿童生活情趣,适合儿童吟诵的诗歌。目前,中国的儿童诗歌的创作如火如荼,涌现出一批批优秀的诗人与杰出的诗作。但儿童诗歌的翻译研究却不容乐观。儿童诗歌的翻译要立足于分析儿童诗歌的特点,以等效翻译为原则,考察诗歌语言的精炼化与音乐美,诗歌的意境美以及形式美等审美内涵,在翻译实践中力求将儿童诗歌原汁原味地呈献给西方的少年儿童与研究者,实现真正意义上平等的文化沟通与交流。翻译者要慎重抉择儿童诗歌的翻译对象,力求翻译经典大家之作,兼顾新秀作家。翻译实践中要体现儿童本位观,并兼顾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中国古诗翻译模糊美中的隐秀观

中国古代诗词的模糊美在英译过程中的流失成为诗歌翻译的一大憾事。刘勰在《文心雕龙》提出的文学文本的隐秀观给诗歌翻译提出了借鉴方法。译诗应当像原诗一样有隐有秀,隐秀适宜。本文试图在隐秀观的观照下,对原诗词的模糊性特征进行分析并根据相应的翻译策略,对诗词模糊美在翻译过程中的保存和实现进行探讨。     

洪堡特语言观与诗歌翻译

洪堡特的语言观在语言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对诗歌翻译也有重要的启示。语言既同一又有差异的观点揭示了诗歌的可译性;语言具有创造性说明诗歌翻译是译者的一种创造性活动;语言的相关性理论说明诗歌翻译是一种复杂的活动,需要译者深入了解原语读者和译语读者的世界观。     

汉英诗歌第一人称指示词隐显模式的美学比较

第一人称指示词在汉英诗歌中有着迥然不同的表现形式,即汉语诗歌中第一人称指示词常常处于隐匿状态,而在英语诗歌中则表现得彰显,这种不同的隐显模式并不只是由于汉英两种语言的差异,而且反映了汉英诗歌不同的美学追求与审美实践,该文旨在从诗歌观,诗歌解读以及读者的期待视野等方面对汉英诗歌中第一人称指示词隐显模式的美学功能进行探讨,以期引起人们的诗歌阅读和翻译中关注这一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