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初儒士类型和特点

儒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儒士们以六经为务。汉初儒士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兢兢业业钻研儒学,弘扬文化。汉初儒士基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儒学实践型,以叔孙通及其弟子为代表,他们着重继承和改革先秦儒家礼仪,为汉立法;第二类是理论型,以陆贾、贾谊为代表,他们居官为政,直接从事儒家政治和理论文化建树;第三类是教师型,从事学术义理的研究,并开门授徒,薪火相传,以专门的学术集团为代表。儒士们的努力,为武帝时代经学昌明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秦末汉初儒士之精神趋向

秦末大乱,部分儒士以群体形式坚守＂士志于道＂的精神传统,个别儒士则随时知变。汉初天下一统,儒士主体自觉意识增强,于思想、精神和政治实体等诸多层面提升儒学的文化理性和社会实践功用,使儒学与现实政治密切结合。汉初儒士政治存在意识的强化,彰显了一种新的精神动向。     

试析汉初儒士的主体自觉

由于秦朝的统治严重影响了儒士,所以汉初之时,儒士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用儒家学说来积极推进汉初的统治,从而使儒士能在汉朝的统治中彰显出自身的人格境界和社会地位.     

曙光与暗流:汉初的儒学之兴——战国到汉初之间儒学发展初探

汉代儒学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本文试图探讨战国到汉初之间儒学的发展,以及这个时期儒家学者的活动,从而探讨汉初儒学之兴与汉代儒学的兴盛关系,重新思考此时期儒学发展在儒学发展史上的意义。     

论天主教文化与明末清初的儒学环境

明末清初 ,天主教文化第三次传入中国。明清两朝在改朝换代之时 ,天主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王学在批判传统、否定权威方面为天主教文化的传播 ,特别是为传教士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而实学的高涨 ,又为传教士在传教手段上走学术传教的路线 ,提供了一个可以实践的环境。但明末清初的王学和实学环境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明末清初对王学的批判以及实学自身的流变 ,均使得天主教文化传播赖以长期存在的基础变得十分不稳 ,再加上明末清初程朱理学的发展 ,传教士们在这样的儒学环境下择儒斥佛 ,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必然会遭到卫道儒士的猛烈批驳     

战国中、后期思想流变一瞥──庄周、荀卿、韩非比较

思想史是一条河流，不能象历史朝代那样武断地分期。战国中、后期到汉武帝时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特殊时期。它正好处于先秦儒学解体和汉代新儒学形成之间，是古代先哲们继独立创造之后的融通期，又是各种思想成果在实践中逐一检验，以确定其适应性的尝试期。秦、汉初分别表现为法和黄老思想，其媒孽则存在于庄周、荀卿和韩非的思想倾向中。     

儒学向少数民族地区传播方式探析

儒学向少数民族地区传播方式有三种:中央王朝向少数民族地区推广、传播儒学;少数民族统治者学习和推广儒学;边塞儒臣和少数民族儒士对儒学的传播弘扬。     

论儒士在五代历史上的作用

五代是个战乱的时代,也是重武轻文,儒学式微的时代;但儒士却得到了许多政权统治者的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儒士在政治上积极参与各国的礼仪制度建设,以儒学政治理念影响统治者,对君主的错误直言谏诤,努力推行仁德之政;在军事上,儒士为军阀将帅执掌书檄,运筹帷幄,化解危机,甚至统兵作战;在文化上推行教化,保存整理文化典籍,著书立说。儒士在五代历史上有重要的贡献。     

论中国思想儒道互补基本格局的形成——从《淮南子》的杂说起

思想综合是汉初思想界的特点 ,先秦的诸子百家到了汉初已经被太史公总结为儒、法、名、墨、道、阴阳六家 ,但是到汉武帝“独尊儒术” ,形成的却不是儒学独存的思想局面 ,而是儒道互补的思想格局。这一基本格局长期保持 ,直到佛教传入并发展成势 ,才改变成为三教鼎立。就汉初的思想形势而言 ,儒家能够取代道家成为思想的主流 ,却不能取消道家的独立学派资格 ,这是因为道家的“道”以批判现实的姿态敞开了一切可能 ,足以弥补儒家的“天”以现实为惟一可能的封闭倾向 ,因此成为中国思想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思想立场。     

叔孙通制礼再评析——以与同时期儒生的联合考察为中心

《史记·叔孙通列传》中所涉及的儒者群体主要有博士诸儒生、叔孙通之弟子及鲁生。他们在汉初儒学不受重视、武功之臣当用的社会背景下呈现出明显的分野:不愿妥协于现实政治和官场的人群,成为了秉持先秦儒家传统的、中规中矩的传统儒生,亦即"纯儒";为谋官职、利益而投身政治、迎合政治需求的人群,便成为官僚化、利禄化的儒生。叔孙通由于深受齐鲁文化滋养,其儒学素养、功底、基础都是十分扎实的,其儒者身份是毋庸置疑的;其以仕宦原则事汉,开儒生群体事君之滥觞,具有首创性及奠基性;而其所制之礼不同于古礼,很大程度上是由汉初社会历史现实与文献典籍的缺失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