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腐败治理体系转变发展趋势与动力探讨

我国的腐败治理体系是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从治理的具体对象角度衍生出的一个次级系统概念,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受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也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成效。因此,腐败治理体系要素的内涵结构必然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从治理机制、治理主体、治理理念、治理手段以及治理的运行方式上实现进一步的转变与发展,才能有效实现腐败治理的功能和目的。同时,我国根本的社会主义制度、公民主体意识的发展、纪检监察机关反腐效能的提升以及反腐败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也在为我国腐败治理体系的完善与发展提供着强大的动力基础。     

论农村社会治理生态之构建

农村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文章在梳理现代 社会治理模式的历史性演进基础上,针对我国现有乡村治理体制性困局,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概念命题,提出了面向公正发展中国农村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逻辑选择———构建农村社会治理生态的观点,并对农村社会治理生态概念、系统特 质、系统构建等核心内容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分析,给出了如何打造农村社会治理生态系统的系统 建议。     

和而不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三重属性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政治学关注的重要议题。人类对国家治理的探索已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诞生意味着重要的历史突破。与现代国家形态和现代国家原理相适应,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有其独特的制度、机制和要素。本文试图构建理解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三重属性"框架,即从一般属性、国别属性和任务属性来理解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通约性和差别性。本文的结论是:第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是没有终点的,它永远处于改进和调整之中。"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终结"与"历史的终结"一样都是虚假的命题。第二,国家治理体系的一般属性、国别属性和任务属性都是同等重要的,过度强化某一属性都会导致政治教条主义。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在以上三重属性的组合中展现出了政治文明的多样性。     

国家治理体系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关系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关系到政府与市场之间功能与地位的调整与理顺,因而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背后体现的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取向,那么在理论逻辑上是要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治理、第三方治理和多中心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石。目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还存在着范围不清、关系不顺、法律不健全的制度现实,因而必须构建科学规范的现代化的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和配套制度体系,以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现代化。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探析

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相继提出了"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二者的提出有着其内在逻辑和时代意义。现代国家治理中,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最根本的方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相辅相成、互为推进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国家治理法制化,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又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正确认识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对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具有指导意义。     

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的概念辨析和时代特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我国改革的总目标被确定下来。因此,经济治理现代化成为这一时期国家政治、经济的重要任务。经济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进行经济治理现代化实践的前提是准确把握国家经济治理现代化的概念和时代特征。经济治理现代化是指多元主体对整个国家经济进行治理的系统规则体系和相应设施的现代化,在新时代表现为产业体系现代化基础上的经济制度现代化和经济体制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研究--兼评学术界的几种观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的重点是“现代化”,而不是“治理”和“管理”的区别。“管理”和“治理”不是对立的,在学术研究中是两种相近的范式。“国家治理”和“国家统治”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前者表现为工具理性,后者表现为价值理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现代化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顺应我国现代化发展趋势的重大战略举措。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国家治理的逻辑理路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国家治理经验,概括党的国家治理理路,具有重要意义.国家治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和保障,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性基础研究,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国家治理的逻辑理路,以建党百年为背景,力图从国家治理的理论发展、现实依据以及价值取向三个方面展开研究,探寻由"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的治理逻辑理路,以求更为准确地把握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正确方向.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政府绩效管理的定位重塑与功能解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个重要概念的提出,对于我国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和政府管理改革实践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背景,探讨了其对于政府绩效管理概念的影响,厘清了其理论内涵与外延,并从公共价值生成与表达的角度探索政府绩效管理概念的重构及其实现路径,从而对政府绩效管理的定位与功能进行适应性界定,在此基础上对该背景下新型政府绩效管理的基本要素与核心功能进行了比较,提出未来的理论研究趋向。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执政新方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在深入研究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理论的基础上,科学地扬弃了西方政府社会治理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现阶段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际,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执政新方略,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成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决策的形成与实施,既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又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执政理念。     

环境治理模式研究综述

我国的环境污染日益严峻,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和综合性要求环境治理模式的不断优化,合作式的环境治理成为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共识。为促进我国环境治理模式的进一步研究与实践,通过整理与归纳国内外相关文献,分别阐述网络治理、协同治理、多中心治理和整体性治理4种主要的环境治理模式以及这些治理模式在我国环境治理研究中的应用。我国环境治理模式应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区域的环境状况,并促进治理模式的融合集成,以实现环境包容性治理。     

管治的起源、概念及其在全球层次的延伸

“管治”原意指控制、指导或操纵 ,但近十年来 ,其内涵脱离“统治”的概念 ,得到了新的发展 ,更着重于政府、私营机构和市民之间的横向协调作用 ;总结各种定义 ,“管治”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自组织调节方式、多样化的行为者、互动过程、国家的“元治”角色等基本方面 ;此外 ,“管治”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属于全球化和跨国组织的领域 ,即“全球管治” ,其作用的发挥首先在于如何实现全球自组织模式的问题     

我国公司治理模式之构建

由于各国公司所处环境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也有所不同。运用代理理论剖析西方发达国家公司治理模式的异同,分析其有效性、不足及发展趋势。结合我国目前的国情,构建适合我国公司治理模式——二元共同治理模式,提出分类实施的思路。     

略论公司治理之制度选择

公司治理是现代公司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产权的不同决定着相应的公司治理机制之不同。有基于国有公司产权与非国有公司产权的差异性,国有公司治理与非国有公司治理的制度安排应有所区别。国有公司治理应当重点针对代理人问题以强制性立法施以特殊规制,而对非国有公司治理则宜以市场机制来加以选择,并辅之以自律性规范作为指导。     

回应性治理视野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我国国家治理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陕西省石泉县社会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表明:推动形成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层社会治理,需要科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更离不开政府组织对社会的积极回应和有效治理;与单向度治理、科层化治理相比较,回应性治理以执政党和政府的使命驱动为根本前提,重视人民合理诉求的便捷式传达,治理过程注重治理主体的积极回应,把增强基层善治能力作为回应结果;通过治理主体协同化、治理理念积极化、治理方式精细化、治理目标人本化的实现机制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从而在党政部门与社会群众的双向积极互动中达成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公共事务预期治理效果,以此助推基层治理迈向现代化。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县域治理

回溯县域治理的横向历史进程维度,结合当前的县政改革实践路径,使得结构功能主义对其具备了较强的解释力.面对急遽变革的现代转型社情,县域治理的构成要素趋向多元化,在聚合关联要素行动的同时,通过形塑诸多子系统的价值回归,为县域治理提供了稳定的文化生态支撑.在治理理念关照下的县域改革,通过耦合治理要素所形成的新平衡,正视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张力,建构县域治理的一般理论分析框架,能够满足新发展理念下基层治理的理论和实践需要.     

公共资源的特性与治理模式分析

公共资源作为公共物品的一种,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竞争性、外部性等特征,容易诱发人们对公共资源过度的消费行为,以及在治理公共资源中的“搭便车”、规避责任及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致使公共资源面临耗竭性退化的困境。科层制治理、市场制治理、自主组织治理与网络治理正是人们为解决公共资源困境所作的制度安排。在公共资源治理中,应根据公共资源的内容和特性选择恰当的治理模式,以此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治理,使公共资源得以永续利用。     

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

“意识形态治理”是指或归属或依附于一定社会统治阶级的治理主体,运用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以及多样治理方式整合意识形态领域内外资源,通力协作地为实现共同目标的动态过程。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类型历经了从革命型、建设型到治理型的历史嬗变。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的基本方略是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思维战略转型;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时俱进;完善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模式;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防御型治理到引导型治理——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的治理之道

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挤占公共话语空间、消弭公共理性和破坏政府公信力,已经日益影响到当下网络舆论生态的正常发展。以“防”和“堵”为主要特征的防御型网络治理表现为事后的介入和适应性调整,它将网络话语视为管制和防控的对象,不能化解民间网络话语权膨胀,也不是长期有效的网络治理机制。与此同时,以“疏”和“导”为主的引导型网络治理方式,以保护公民网络话语权合法表达为前提,通过设立信息共享平台引导网络话语主体真诚平等沟通,能够引导形成多元主体自主自觉、合作共治的网络治理综合体系,所以从理论构建到实践运行都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