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汉魏六朝陆氏家族文化

汉魏六朝陆氏声名赫赫,得益于深厚的家族文化。论文通过对陆氏的家学与家风、江东文化对陆氏家族文化的影响以及陆氏家族文化的转型与发展等的分析来考察陆氏家族的家族文化,借以管窥汉魏六朝的家族文化传统。     

唐代吴郡陆氏的文化转型

运用文献分析方法,考查唐代吴郡陆氏家族的文化发展历程,认为六朝兼擅经学与文学的陆氏,唐代前期以经学为家族文化的主要内容,玄宗朝开始渐重文学,中唐以后在继续保有经学优势的基础上,文学修养大为提高,对仕进意义重大。陆氏家族文化结构的转变伴随着内容与风格的转变,经学从章句、记诵之学转为义理之学,文学则更重现实功利性。文化结构的转变与家族政治地位相关,而内容与风格的转变与家族文化的功能转变相关。     

《文赋》“实体未该”非“知言”么?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对《文心雕龙·总术》这段文字评云:“此一节言陆氏《文赋》所举文体未尽,而自言圆鉴区域大判条例之超绝于陆氏。案《文赋》以辞赋之故,举体未能详备;彦和拓之,所载文体,几于网罗无遗。然经传子史,笔札杂文,难于罗缕,视其经略,诚恢廓于平原。     

陆秀夫事迹考

陆秀夫是盐城古代第一名人.由于他时处宋元交替之际,资料散佚,以致其生平事迹在<宋史>等史传和盐城地方史志的记载中,颇多遗误.建国后流传的两部陆氏家谱亦系伪造.按现有之史料,对陆氏之生年、享年、家世、师友、官职、家室、著作、遗迹等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异、辩正和补遗,将有助于对这个历史人物的进一步了解.     

宋代越地的文化家族——以明州鄞县史氏和越州山阴陆氏为中心

宋代是继魏晋以来越地家族文化兴盛的第二个密集期.以史浩代表的鄞县史氏家族和陆游为代表的山阴陆氏家族的崛起和发展,最典型地体现了宋代文化家族不同于六朝的文化家族诸多的特点.他们崛起于寒门,通过科举走上仕途,或在政坛上有所建树,或在文坛上声名卓著.与六朝文化家族相比,呈现出进士起家和秉持耕读传家的传统、注重家学和诗书传家的特点.鄞县史氏属于科举、仕宦型家族,重要的建树在政治上,学术文化是这个家族的起点和归属.而山阴陆氏则属于科举、学术型家族,主要重要的建树在学术文化上,仕宦仅仅是其安身立命的手段.宋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为越地的文化家族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更直接更有利的机遇.这两个家族虽然起于北宋,但辉煌期都是在宋室迁南建都临安后,这与彼时越地已成为京畿之地,得天时地利人和不无关系.     

《说文》大徐本反切考——声类考

陈兰甫曰:“陆氏《切韵》之书,存于《广韵》之内,澧校定《广韵》切语,粗得陆氏体例。”(《切韵考·声类考》)陈氏系联《广韵》,考得其声类、韵类,而定其书名为《切韵考》,此以《广韵》为据而定《切韵》之声类与韵类者,陈氏以后,学术界对此均以为系创举而无异义。唯陈氏所定系联之条例,现代学者尚多异义。陈氏定系联反切上字之正例     

《经典释文》引《说文》资料与大徐本《说文》比较

将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引《说文》有关释义的资料与今存大徐本进行分类比较,认为陆氏引文确有许多条目对于今存大徐本《说文》具有一定的校勘价值,然亦有陆氏误引以及流传中出现讹误等情况,在利用其校勘今本《说文》时,要注意分析、鉴别。     

论孙吴士风的变迁对陆机出处之影响

本文通过追溯陆机关于出处去就观念的家族渊源,发现孙吴数十年间,经明行修的江东学风还是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新兴思潮的影响,陆氏家族中陆瑁、陆逊等人在孙吴士风的变革中得风气之先,陆氏家风遂产生了陆喜尚道德名望和陆抗重立功立事的分化,陆机秉承了乃父之风而重视功名进取,因此他入洛以后,很快接受了乘时借势的中原士风.陆机趋利求进的行为方式遂成为江东士人中的一个较为独特的现象.     

论陆采改编本《南西厢记》

陆采对他改创的《南西厢记》颇为自负,他认为自己的改作必能取代李日华改编本而盛演于场上,然而实际上陆采的改作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接受和认可。陆采改编本为人所弃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其曲词过于标新立异,此外该作品在情节安排、人物关系设置、人物形象塑造及美学风格处理上也都存有明显的不妥之处,这些都使得陆氏改作只成为案头之作而未能成为场上之剧。     

汉魏六朝时期江东大族的形成及其地位的变迁

中古之世 ,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领域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影响。就江东地区的情况而言 ,儒学世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而且其社会地位也是随着江东地域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变动不居的。汉魏六朝时期江东儒学大族形成、发展有其一定的历史轨迹。江东土著大族初始于秦汉之际 ,在西汉时期出现了个别文士代表 ,但儒家化程度不高 ;两汉时期 ,部分中土人士或宗族陆续南迁江东 ,如陆氏、张氏、虞氏、贺氏等皆如此。在宗族繁衍过程中 ,其儒家化进程加快 ,比之汉魏以降南徙之北方大族 ,这些早先南徙者已成为江东土著 ,他们在东吴之世充当割据政权的支柱 ,势力急剧膨胀。西晋混一南北 ,江东大族势力遭受压制 ,沦为“亡国之余” ;东晋立国江东 ,起初借重江东土著 ,但从根本上说 ,整个东晋南朝时期 ,与侨姓士族相比 ,江东土著大族在政治上始终处于从属地位。不过 ,从民族文化的延续与江南地域社会的发展而言 ,江东大族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漠视的。     

六朝时期会稽虞氏之家风与家学

六朝世族门第之长盛不衰,与其家风、家学有关。会稽虞氏兴自东汉,历六朝之世,绵延至隋、唐,数百年间代有才人,成为江东著姓。虞氏门风尚忠义,重事功,讲孝友。在学术上以儒学为根本,兼容并包,南朝后期渐重文学艺术。     

宋代眉山苏氏家法试探

以文学、政事彰显于史的宋代眉山苏氏家族,在传统宗族社会建设方面也作出了有影响的贡献.眉山苏氏家族重视宗法礼制教育,素有孝友传统,其族人多忠信孝友、乐善好施,形成代代相承的苏氏孝友家法,传递着两宋时期的时代精神和文化共识,对苏氏子孙的发展与家族的昌隆是一个积极的推动.     

宋代吕氏家族学术特点述略

吕氏家族是两宋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家族群体.其成员学术活动的特点主要有四以儒为本、不名一师、浸染禅学、热心文事.他们对宋代文化的贡献特大,是一个在宋代历史和文化诸多方面都留下广泛影响的家族.     

族源、制度与家国：丽江《木氏宗谱》美藏整理本的人类学研究

丽江《木氏宗谱》美藏整理本是《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的重要文献,其以美国国会图书馆珍藏的被誉为纳西学之父洛克搜集整理的《木氏宦谱》为蓝本而重新汇编的整理本,是迄今关于丽江木氏土司家族最为完备的史料,对研究近古时期丽江地区乃至整个滇西北具有十分重要的史学价值。从人类学的视野看,《木氏宗谱》美藏整理本是追溯丽江木氏家族渊源最为翔实的记忆文本,是承载丽江木氏的一部家族制度史,也是丽江木氏与元明清王朝国家关系变迁的历史书写。     

试析唐代赞皇李氏之门风 --以李栖筠、李吉甫、李德裕政风之比较为中心

赵郡李氏,为魏晋南北朝以来所谓“崔卢李郑”四姓之一,至隋唐时代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和“优雅”的门风。其中赞皇李氏一支尤为突出,李栖筠、李吉甫、李德裕祖孙三代,在中晚唐政治史上都是颇有影响的人物,李吉甫、李德裕父子更是两次拜相,且分别在“元和中兴”和“会昌之政”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李氏三代在行政作风、政治态度、为人处世、道德文章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浓厚的传承性,正体现出华北世家大族所独有的家学门风。     

平民之家宗族文化的构成及转型--青岛流亭胡氏个案探究

生活在今青岛流亭的胡氏宗族已有600年的历史,这个从外来移民发展而成的平民宗族,主要靠宗祠、族谱、合族公议、家训、文化名人等维系其存在和运行,由此构成胡氏特有的宗族文化。在向新型城镇社区转化过程中,胡氏后人搜集、整理、保护、利用十世祖胡峄阳文化遗产,修建“胡峄阳文化产业园”,反映出胡氏宗族文化的现代转型。     

论中古时期世族家风、家学之特质——以江东世族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世族是中古时期据有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以家风、家学为主要内容的世族文化 ,是当时各大家族延续其家世、维持其门第、提高其门望的关键性因素。世族之家风 ,即其家族之精神传统 ,其表象虽然纷繁 ,但其核心则是儒家礼法规范 ,讲求孝义 ;至于世族之家学 ,其最重儒家礼学 ,并且包容文史、杂艺等 ,以增强世族的适应性和生存能力     

从黄氏家谱看家族文化基因对黄式三父子的人格影响

家谱文化中,蕴藏着家族成员文化人格的历史基因.黄式三、黄以周父子是定海黄氏家族史上最耀眼的两颗明珠,是名载史册的晚清学术名家,浙东学派的殿军人物.由崇教尚文、善良慈德和孝悌传家构成的家族文化背景对黄式三父子的治学精神与人格塑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宗族养老的嵌入性建构

宗族养老是扎根中国大地、浸润中华文化、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养老方式。以尊上敬上文化为本的宗族文化为宗族养老的形成提供了精神指引,是宗族养老得以开展的根基;宗族习俗从“礼”的层面明确了宗族养老的规范要求和责任担当;宗族成员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有助于互助养老的开展,实现了宗族互助养老网络的联结;多样化的宗族养老项目相互补充有助于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推进宗族养老的完善,形成具有浓郁文化性与民族性的宗族养老。     

偏见与认同:从“索头”称谓论拓跋氏的族别抉择

From the widely used words “cable prisoner” for the Tuoba Clan in the Eastern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 process of accepting “Xianbei” for the Tuoba Clan was a subjective process of identity Choice. At that time, the Murong clan were generally accepted as the orthodoxy of Xianbei clan while “cable prisioner” as unorthodoxy. This kinds of discrimination prompted the ethnic ident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