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语境中的乾隆下江南传说研究

广为流传的乾隆下江南传说,是对1751年到1784年乾隆6次南巡这一历史事件的戏说。文章借鉴类型分析、传说圈分析等方法,对100篇流传较广的乾隆下江南传说进行了分析,发现：乾隆下江南传说以“解难题”为核心母题,可分为“乾隆吃瘪”“乾隆获救”“乾隆赏赐”三大类型,它以运河流域为主要流传区域,连接起南北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以民俗文化为主要叙事资源,运用了大量民俗文化形式;以文化自信为传承动力,展现出运河流域繁盛时期民间文化的自信面貌。     

乾隆庚子扬州设局删改曲剧始末

公元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冬,由清政府最高统治者授意,在扬州设局删改古今杂剧传奇。这是扬州文化史上颇值注意的事件。一设局的时间《扬州画舫录》卷五:“乾隆丁酉,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于扬州设局修改曲剧,历经图思阿并伊公两任,凡四年事竣。总校黄文旸、李经,分校凌廷堪、程枚……。”据此,设局是在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历时达四年。身为总校的黄文肠在他手编的《曲海总目》前的序中却说:“乾隆辛丑问,奉旨修     

渥巴锡承德之行与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刚刚从国外归来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等来到了承德,受到了乾隆皇帝的热情接待。乾隆在承德接见各族领袖本是清政府政治生活中的常例,但这次却较为明显地体现出清政府民族统治政策的一个重要侧面,即对土尔扈特蒙古所采取的收抚的政策方针。本文仅就渥巴锡承德之行这一历史事件,试图对清政府收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略作剖析。     

朝贡、礼仪与衣冠——从乾隆五十五年安南国王热河祝寿及请改易服色说起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皇帝庆祝八十大寿,除了满汉文武百官、蒙古王公之外,安南、朝鲜、琉球、南掌、缅甸以及四川、甘肃土司、台湾生番以及哈萨克等使团,都赶到承德贺寿。刚刚打败清军夺取政权的安南新国王阮光平,不仅亲自率团来贺,而且主动要求在典礼上改穿大清衣冠,行三跪九叩礼,这使乾隆格外高兴,却引起朝鲜使者的不满。为什么安南国王改易服色,会引起乾隆的意外欢喜,却引起朝鲜使者的格外不满?为什么典礼和衣冠对于东亚政治和文化秩序格外重要?为什么这次典礼和衣冠的处理方式,在三年后英使马嘎尔尼来华时,却不能同样得到皆大欢喜的结果?通过图像与文字资料,我们将讨论这一事件背后的意味。     

乾隆十一年固原营兵劫掠案及其影响

乾隆十一年（1746年）十二月,固原发生了兵丁因操演过严及粮饷发放迟缓而引发的“营兵纠众夜劫提督并抢掠铺户案（简称‘营兵劫掠案’）”。这原本是由于清廷弊政而导致的诸多事件中的一例,但由于固原是回、汉等多民族聚居地区,且固原营兵中有相当多的回族士兵,致使这一事件被广西提督豆斌等地方官吏歪曲为是由于“其中大半回民”而发起的“夺门闹市案”。对此事件的处理,不仅关乎固原地方的稳定,也关乎清政府对回族的基本政策。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次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处理对策及其影响进行考述。     

福康安与乾隆末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

乾隆末的中安宗藩关系屡经波折,频受考验,至乾隆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更跌人深渊,见诸兵戎,中安宗藩关系中断近两年之久,成为清代中安关系史上的一件憾事.但两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双方友好交往的愿望是真诚的、强烈的.因此中安宗藩关系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于乾隆五十五年解冻回春,全面修复.但中安宗藩关系的修复非一蹴而就.在这一过程中,时任两广总督的福康安力肩重任,秉乾隆之命,实心办事,确立务实的安南问题处理方针,与阮惠进行外交斡旋,打破僵局,在保存清朝颜面的前提下赢得了和解,并促成阮惠进京展觐祝厘,且一路陪同,辛苦万端,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将中安关系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假如乾隆遇见华盛顿

乾隆与乔治·华盛顿,一个留长辫子的古代皇帝,一个穿西装的美国总统,他们怎么可能碰到一起呢？ 糟糕的是,这真的不是一个与穿越有关的问题。乾隆与华盛顿是同时代人,而且都是在1799年去世的,乾隆死在年头,华盛顿死在年尾。     

试论中俄交涉阿睦尔撒纳事件

中俄交涉阿睦尔撒纳事件大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月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双方围绕是否引渡阿睦尔撒纳展开交涉;第二阶段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二月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双方围绕是否归还阿睦尔撒纳尸骨展开交涉。双方围绕各自的核心利益展开了激烈斗争,随着清朝在准噶尔地区统治日益稳固,清朝最终放弃了对阿睦尔撒纳尸骨的追讨。此事使清政府进一步认清了俄罗斯对中国领土的图谋和觊觎,提高了对俄罗斯的警惕。     

章学诚的袁枚批评考述——以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三年为中心

章学诚对袁枚的批评是清中叶重要的文学事件,其发生时间集中在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三年间。乾隆三十七年,章学诚随朱筠在安徽校文时,就对袁枚印象不佳。乾隆六十年以后,他在信札和《诗话》里对袁枚展开抨击,将其文学思想的弊端归咎于道德的沦丧。从嘉庆元年到二年,章学诚的批判视界转向袁枚的妇学观。嘉庆三年以后,他又因袁枚的《尺牍》与《诗话》中所记轶事,再次对袁枚文论及其伦理基础进行批判与清算。章学诚的袁枚批评涉及文学与伦理两个层面,且把文学问题推本溯源于伦理基础,这是理解清代学术与文学批评理论的重要视角。     

清代乾隆年间两淮盐引案

乾隆年间两淮盐引案,发生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这是一起特大经济贪污案,为乾隆年间大案之一。本文就此案的起因、内容、乾隆的态度以及最后处理结果,作一些论述,以求教于大家。一、从“提引”谈起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引案,实为预行提引案,几任盐政、盐运使勾结两淮盐商营私侵蚀预提纲引余息银两,数额在一千余万两。这年六月,新任两淮盐政尤拔世发其弊。尤拔世芷任两淮盐政后,“风闻盐商积弊,居奇索贿,未遂”,乃上奏乾隆:“上年普福奏请预提戊子纲(乾隆三十三年)引目,仍令各商每引交银三两,以备公用,共交貯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两有零。普福任内共动支过银八万五千余两,其余现存十     

清代试帖诗限韵及用韵分析

自乾隆二十二年,清代乡、会试均增加五言八韵唐律一首,通称＂试帖诗＂。这是一种有着严格程式要求的诗歌体裁,尤以事先限定韵部为突出特征。会试及顺天府乡试诗题均由皇帝钦命,同时指定一字作为韵部,其他各省乡试则由主考官命题限韵。从限韵角度对这些试帖诗进行统计分析,为研究清代科举、文学、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18世纪汉学书院与科举关系新论

18世纪中叶出现的乾嘉学派以书院作为汉学研究和传播的基地。由于汉学家执掌的书院与直接为科举考试服务的考课式书院有显著的差异,造成了汉学书院不为培养科举人才服务的假象。其实,汉学家主持的书院不仅在山长的延聘上注重科甲出身,而且其教学活动也不排斥科举之学,能满足生徒获取科场应试知识的需求。因此,汉学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十分密切。     

制度视野下的辞赋创作——以清代乾嘉时期为中心

清代是古代赋学的集大成期,无论是辞赋创作还是赋论都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赋学的繁荣除了统治者的辞赋创作与提倡外,科举试赋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特别是乾嘉时期,针对律赋创作的疲苶倾向,赋论家提出"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要求,既是辞赋文体自身的救赎,也是应合科举试赋的统治阶级意向的表现,对后期辞赋创作及古代赋学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赋论强调"丽则"的观念也可以说是统治政策在文体风格方面的必然反映。     

略论宋代的科举迷信及其对士人的影响

宋代的科举迷信有祈梦、算命、看相、占卜和所谓因果报应等各种表现.与唐代相比,宋代的科举迷信尤为盛行,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宋代科场竞争空前激烈,无法把握自己在科场上的命运,从而给士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他们迫切希望预知吉凶,并求得神灵的保佑;二是科举考试中的许多不确定因素亦即"幸与不幸"的存在,助长了命运说的流行;三是有人借助科举迷信宣扬因果报应,以劝世人积德行善,对科举迷信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科举迷信不足信,且它对考生所产生的消极面也大于积极面,因而必须加以破除.在今天,科举制度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只要有考试,就会有竞争,就会对考生产生精神压力,就容易出现各种考试迷信,从而阻碍考生正常水平的发挥.因此,考生只有破除各种考试迷信,以真才实学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应考,才能取得优秀的成绩.     

宋代科举解试、省试诗文献考论

宋代省试、解试多数时间考有诗,但这类诗在现存文献中保存却很少,《万宝诗山》成书及真伪情况复杂,其它拟作专辑多未流传,科场所作只零星散见于各类文献中,文人场外拟作则相对较多。宋代省试、解试诗作出题多以古人诗句为题,尤其是以杜甫诗句为题较多,命题相对较为随意。宋代省试、发解试诗及拟作对研究宋代科举考试内容、宋代诗歌及文学风尚有重大意义。     

从选本到教材：《唐宋诗醇》的经典化之旅

《唐宋诗醇》是由乾隆皇帝授意、梁诗正等人编定的一部唐宋六大家诗选。此书贯彻了乾隆以忠孝论诗的诗学观念，在清代诗选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民国。之所以如此，与其较强的实用性有很大关系。《唐宋诗醇》在科举考试中充当着诗题“考试大纲”的角色，日益成为书院教育中必备的“通行教材”。上至翰林、下至普通学诗者，通常将其作为应付科举考试和研习诗学的重要参考，其经典性地位是其他诗选无法比拟的。可以说自成书时起，《唐宋诗醇》就开始了经典化之旅，这是由官方追求命题的合法性和大众追求应考的实用性等因素共同促成的。     

金代科举对文学的影响

金代科举发展较成熟,实施时间较长,取士数量较大,民族歧视色彩不重,专门设有女真进士科,显示了民族文化融合的效应.它对文学产生过深广的影响:科举在金代文人生活中占重要地位,与各民族、各阶层的知识分子的出处、命运紧密相连,对其生存方式、生活特点、人生道路和心理状态有着明显的影响,丰富了作家的生活内容;科举的盛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文坛涌现出一大批反映读书、应举、典试、登第和贡院生活等方方面面内容的诗、文;科举考试在金代中、后期成为文学思想变革的杠杆,文坛领袖们利用主文取士之机扭转创作中的不良习气,倡导健康文风,收到明显成效.但是作为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金代科举有双重意义,对文学既产生过积极、有利的作用,也带给它不少消极、有害的影响;既是文学繁荣的必要前提条件之一,又对文学发展有一定的滞碍作用.     

唐人及第诗发微

及第诗指以进士及第为题材的诗歌。唐人及第诗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士子应试中第后的言志抒情之作,一类为出自他人之手的及第贺赠之作。其丰富的情感内涵、惯用的意象组合、独特的文化意蕴显示了及第诗独特的审美价值,为了解唐代社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贵州硃卷闱墨资料述略

硃卷和闱墨是科举制度下特有的文化教育产物,作为科举考试第一手资料,有其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现今可见的贵州清代硃卷闱墨资料可分以下几类：1.《清代硃卷集成》所载贵州相关会试、乡试硃卷;2.贵州省图书馆古籍室所藏贵州硃卷闱墨资料;3.国家图书馆所藏贵州硃卷闱墨资料;4.贵州省博物馆所藏清代科举试卷原件。文章述其篇目,以期抛砖引玉。     

科举术语与“科举学”的概念体系

漫长的科举历史形成了一批专门术语和相关词汇,大体可分为科目名称、科第名位、贡院规制、考试内容、科第习俗等几大类。这些古代科举术语和词汇构成了“科举学”这一庞大而专门的概念体系的主体,使“科举学”具有自身特定的话语系统和学术规范。它让研究者有稳定的范式可循,并支撑着“科举学”的学科构架,使“科举学”这一内涵广博的专学得以逐步形成和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