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演化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经济集聚机制,建立了一个城市体系人口规模分布演化影响因素的综合分析框架,并基于Zipf法则构建了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演化的计量模型,然后采用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经济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与经济政策因素均显著影响城市人口规模分布。     

人口分布、增长极与世界级城市群孵化——基于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的比较

基于城市群理论的演变过程,文章从空间视角出发,利用人口普查和统计年鉴数据分析了城市群人口发展的协调问题,讨论了典型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路径对新兴城市群孵化的借鉴价值.在明确区分城市群“核心区域”和“核心城区”概念的基础上,使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产业结构偏离度分析等方法,对美国东北部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人口空间规模、分布、结构以及产业空间协作状况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典型世界级城市群的孵化过程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核心城区人口占比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人口空间分布存在由单核向多极转变的趋势;人口空间结构兼具聚集和分散的双重特性;核心区域的产业结构调整对于城市群的空间协作发展具有引导作用.     

城市人口集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向都市圈、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更为明显。在我国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将集聚理论纳入成本—收益分析框架，结合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与城市宏观数据，研究城市人口集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城市人口集聚通过个人收入、职业匹配与公共服务等集聚收益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通过工作压力、城市房价与交通拥堵等集聚成本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综合来看，目前我国城市人口集聚仍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第二，城市人口集聚对城市户籍劳动者、高教育水平劳动者与体制内劳动者的就业满意度提升更大；相比人口高度集聚城市，人口中度集聚城市的规模扩张更可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第三，基于集聚经济理论“空间发展钟形曲线”，都市圈空间不平等表现为经济一体化的集聚阶段或分散阶段。相比经济一体化分散阶段的都市圈，处于集聚阶段的都市圈，城市人口规模扩张更可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     

我国区域中心城市首位度与集聚水平——兼论齐普夫定律检验

高质量发展需要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而区域中心城市首位度与集聚水平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文章全面测算我国省级区域中心城市人口与经济首位度，分析中心城市经济与人口的聚集程度和区域城市规模分布基尼系数。研究结果表明：省域城市体系中人口与经济首位城市绝大部分为省会城市，省域内其他中心城市人口规模结构失常。经济过度集中于省会中心城市，省域内其他中心城市经济承载能力不高，经济聚拢效应较弱。当前，从城市规模基尼系数来看，我国未出现高集聚城市人口规模，区域中心城市人口规模还没有达到较高的集聚水平。我国区域之间中心城市人口和经济集聚水平不尽相同，一些区域经济集聚水平整体较高，而人口集聚水平较低。从城市体系空间分布来看，大部分区域经济高位序大城市发育不突出，区域人口低位序中小城市发育不健全。我国绝大部分省级空间单元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均符合齐普夫指数的幂律分布，但是区域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及经济规模的齐普夫指数差异较大，整体上人口规模齐普夫指数大于经济规模齐普夫指数。     

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的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 ——基于264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从集聚收益与成本角度探讨城市人口规模的空间演化机制,并采用含有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流动网络权重的空间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不同层级城市人口规模的空间演化路径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不同层级城市人口规模演化路径均表现出显著的收敛增长特性,且1类大及以上城市的收敛增长系数最大,2类大城市和小城市系数大小相当并居中,中等城市的系数最小;工资、 第三产业发展、 教育、 医疗水平是促进人口规模增长的主要收益因素,环境污染强度是抑制人口规模增长的主要成本因素.     

中国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基于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的研究北大核心

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流动人口的规模和范围持续不断扩大,在全国人口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流动人口依然保持了每年新增超过1000万人的快速增长。人口迁移已经成为影响中国人口空间格局的最主要因素。本文基于第五次至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系统分析中国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总体保持稳定,主导特征是高度集聚在东部沿海城市群。但是近10年来,内陆省份的省会城市和部分地级市市区的流动人口增长较快,使流动人口分布呈现出从东部逐步向中西部分散、从超大和特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分散的趋势。近年来北方流动人口增长快于南方。省际流动人口规模占比从2010年开始持续下降,省内县际流动逐渐成为主导模式。人口流动由受经济因素单一驱动向受社会和自然环境因素共同驱动转变,公共服务机会和环境宜居等因素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多元化特征越来越突出,为未来推动市民化提出了新的挑战。市民化政策需要解决落户“供给方”(城市)和落户“需求方”(流动人口)的空间错配问题。应从精准识别流动人口的群体和空间差异入手,制定差异化的治理策略和政策工具。     

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本文基于1995~2015年东北地区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人口与经济数据,采用人口—经济增长弹性、地理集中度、不一致指数、空间自相关模型等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空间集聚程度、空间整体相关性,探讨东北地区基本生产要素区域内部流动趋势及其空间配置协调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从人口与经济增长协调性看,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对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明显,缺乏区位优势和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人口外流最为明显。从人口与经济分布的空间演化特征看,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要素呈现明显的"南密北疏、内高外低"的不均衡分布格局,人口集聚明显滞后于经济集聚。全局型Moran’s I指数和局域型LISA指数分析结果显示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分布集聚趋势不强,关联性相对较弱,总体呈现低—高(L-H)、低—低(L-L)的人口—经济集聚态势,实现区域经济与人口协调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京津冀各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评价 ——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考察

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城镇化建设和发展面临着人口分布不合理、 产业不协调等问题,制约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形成.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就需要新型城镇化,通过基于群决策的层次分析法建立测评指标体系进行系统评价,探究京津冀13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时空分异.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各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异明显,京津的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河北省的资源.在协同发展背景下,京津发展高度密切,河北省各市与北京的发展步调较一致,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动力较为充足,潜力大.河北省各市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从产业升级、 创新和生态建设方面实现突破,也需要京津从协同发展出发来支持河北省各市实现新型城镇化发展.     

人口规模回旋空间与区域产业发展

未来30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需要雄厚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需要一个相对完整、自主、庞大而丰裕度较高的产业体系予以支撑。深入认识人口增长时期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因素在产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有助于在人口负增长条件下更好地保持产业体系完整性,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产业丰裕度。为此,本文基于文献析出方法从理论上阐释区域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依据自身人口规模进行专业化与多样性选择的情况,并且存在两者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选择以地级市和城市群为观察样本,采用两步广义矩模型（GMM）、空间杜宾模型,并通过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检验了在一定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等其他条件下,区域产业专业化和多样性变动发展过程中人口规模的回旋效应和具体作用。研究发现：区域人口规模对区域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发展的互动影响呈现倒“U”型;区域人口规模对区域产业多样性集聚和发展的互动影响呈现“U”型;在区域产业专业化、多样性集聚过程中,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中原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集聚的专业化效应和多样性效应得到充分释放,长三角城市群产业集聚的多样性效应更加明显。这充分说...     

劳动力流动与城市规模分布——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的研究CSSCI

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使用人口普查数据汇总城市常住人口规模,应用齐夫指数度量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度,研究了劳动力流动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及成因。结果显示,基于常住人口统计口径的齐夫指数显著低于基于户籍人口统计口径的齐夫指数,这意味着劳动力流动提高了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度。进一步使用迁移人口占比衡量城市人口集聚能力,结果显示,城市规模增长显著提高了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研究结论的启示是,充分发挥大城市的人口集聚能力,适当提高城市规模分布的集中度,对加速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有益。     

中国人口再分布的社会经济合理性及其“多中心集聚”分析

文章通过人口、经济不均衡性及重心变动分析,充分揭示了当前我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状况。结果表明,中国人口区域偏集依然严重,且还有加剧的趋势,同时“人口一经济”间的契合度也不高,甚至还出现人口重心移动与投资重心移动相背离的情况,这对近期人口空间格局的发展非常不利。为此,研究认为,在当前的中国人口、经济形势下,构建以“多中心集聚”为导向、“人的城镇化”为内涵的新型城镇化体系,是未来进行人口合理再分布的必由之举。     

1990-2010年广东省人口与经济空间集聚特征研究

本文以广东省1990、2000、2005、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和GDP数据为主要指标，通过运用GeoDA软件的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块，分析各县（市区）人口、经济集聚特征及两者空间上的协调关系及差异。结果表明：（1）广东省各县（市区）的人口和GDP空间分布表现出显著的高值和低值集聚特征，人口和经济空间集聚格局变化平稳但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日益扩大；（2）广东省人口与经济空间集聚均形成珠三角高高集聚和粤北山区低低集聚的基本格局；（3）广东省各县（市区）人口与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域不均衡性，协调发展类型可划分为高水平协调型、低水平协调型、滞后型和超前型四类。分析指出广东人口与经济发展空间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自然条件、历史发展基础、区位条件、区域政策和区域空间效应等，并提出增强珠三角辐射带动能力和发展粤东西北经济增长极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建议。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储蓄水平队列效应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 CHIP）数据对城镇居民家庭的储蓄率进行了队列效应的实证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属于不同队列的城镇家庭在储蓄水平上都呈现出相似的“U”型年龄分布，即中年家庭（40－50岁）储蓄率低，年轻家庭（20－40岁）和退休家庭储蓄率较高，这一现象与其他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有显著不同。本文认为，中国城镇居民储蓄率的“U”型年龄分布主要是由人口与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的：人口高速增长带来的队列规模效应使得面对更大竞争压力的年轻人口储蓄率较高，而经济水平持续增长带来的消费水平增长预期使得接近退休家庭储蓄水平重新上升。     

京津冀人口集聚对能源消费的影响

京津冀作为我国重要的人口集聚区,其区域发展面临严重的能源和环境问题。首先,基于STIRPAT模型构建京津冀面板数据模型,研究1990—2017年京津冀人口密度、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其次,采用S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研究京津冀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作用机理和动态影响关系。结果显示,京津冀三地的人口密度、人均实际GDP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其中河北省影响系数最大;北京和天津第三产业占比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反向影响关系,河北省第三产业占比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北京和天津的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影响不显著,河北省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具有正向影响;京津冀地区和京冀两地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在短期呈现负向效应,但是在中长期京津冀地区和三地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均先上升然后缓慢下降,人口集聚具有集约用能效应。相对于能源消费自身影响而言,京津冀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贡献相对较小,其影响效应有限。最后,对京津冀人口流动和能源消费一体化协同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西北地区人口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新空间经济学视角

伴随着经济地理格局的空间演变,我国人口迁移流动更趋活跃。文章在梳理已有研究基础上,首先基于新空间经济学理论构建了多区域人口区位选择模型,揭示了人口空间流动的影响机制;然后以西北地区为例,选取2017年CMDS微观个体数据和城市层面特征数据匹配,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检验人口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从西北地区整体来看,区域地方品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潜能、收入水平是影响人口域外流出的主要因素,而提高第二产业比重及工业化水平有助于抑制人口域外流出;从西部地区分省区来看其影响因素具有区域异质性,宁夏人口域内外流动对于地方品质敏感度最大,接近陕西的16.47倍、甘肃的2.72倍,产业结构对宁夏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也很大,而收入水平对陕西人口域内外流动具有显著影响;从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看其影响因素亦具有人力资本异质性,大专及以上流动人口对于地方品质的敏感度最大,约是初中及以下流动人口的1.90倍、高中与中专流动人口的1.39倍;地方品质是影响未来人口流动的决定性因素。研究结论可为优化西北地区人口资源空间配置,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提供有益参考。     

北京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匹配性研究

由于北京人口规模过猛、过快的增长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交通拥堵和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因此,对北京人口规模调控的讨论从未停止。然而,北京人口规模的过快膨胀仅是一种表象和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北京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匹配导致的居住与就业的错位。为此,在详细探讨北京城市内部人口与经济分布匹配性演变基础上,深入揭示北京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匹配的根源,最后,为北京制定区域人口和经济发展政策,实现人口与经济合理分布和协调发展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上海市外籍人口空间分布历史变迁研究

上海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其独特的经济文化吸引了大量的外籍人口来此居住生活。在上海城市发展进程中,外籍人口数量呈现波动性增长,空间分布范围也逐步扩大,外籍人口分布重心由上海老县城移向北面的虹口区,然后由虹口区向西南的徐汇区转移。上海市外籍人口空间分布特征一方面受交通运输方式改变的影响,另一方面受上海市产业布局的变动和国家政策导向的影响。基于上海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通过对外籍人口空间分析可知,外籍人口在上海市形成了以地铁二号线为轴心的条带状分布形态,人口分布为典型的空间集聚模式,在闵行区的虹口镇和浦东区的花木镇形成了两个热点分布区域,并且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口具有不同的空间集聚形态。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

利用公安部 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和国家统计局 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数据 ,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 :(1)城市流动人口规模与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人数、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显著 ;与市区人口、市区非农业人口、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和市区客运总量相关不显著 ;与地区人口呈负相关。 (2 )流动人口超过 5 0万以上的城市 ,其流动人口规模与市区的社会经济因素回归效果较好 ,回归方程可以用于预测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ynamics of city-size distributions in China

Under the communist regim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developed policies both to limit the growth of large cities and to promote spatial equity i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The literature provides only very general and inconclusive results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these policies. This paper aims at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urban policies by investigating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ynamics of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China's cities during the period 1922–82. The research framework — which is based on a function relating population size to rank —is used to test for trends of deconcentration (where smaller cities grow faster than larger cities) and spatial decentralization (with a more even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over the study period. More formally, the ‘expansion methodology’ i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dynamics of the rank-size function in both tempor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from 1953 to 1970 there was significant population deconcentration, which appeared to be reversed subsequently. However, policies of spatial decentralization were not found to be successful. Among the reasons suggested for the apparent failure are political upheavals and shifts in policies, the inertia within the urban system, the harsh physical environment in the interior, and current trends in economic policies that focus on the coastal areas. In spite of recent criticisms of studies on city-size distributions (which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research framework proposed and utilized here is able to portray the dynamics of a national urban system, and the framework can be used to evaluate national urban polic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