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生育将是逆水行舟

中国的低生育率现状对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产生负面的影响。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比较的基础上,认为中国的生育意愿处于极低的水平并简要分析了背后的原因。提出中国未来生育率的三重下行压力和导致生育率难以回升的三个恶性循环链条。最后比较了东亚各国和地区以及伊朗的人口形势变化、人口政策的改变轨迹和目前的鼓励措施。在此基础上,认为中国未来提升生育率,维持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将极其艰巨。     

低生育率背景下对人口转变的再认识——基于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无论是传统人口转变理论，还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及相关理论，虽能大致描述和解释过往历史特定时期或某些阶段的人口现象，但在理论解释力与发展进程之间的包容性上存在明显局限。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核心，并且它的转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是多元而复杂的，这些因素在不同的自然状况和社会发展方式下尤其是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及相关社会制度变迁下不断发生更替和转换，共同推动着生育率转变。纵观世界人口经济发展历史，生育率转变经历了五个阶段：低自然生育力、无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上升、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高生育率阶段，较高自然生育力、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高自然生育力、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低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下降、极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低或极低生育率阶段。实际生育率是自然生育力和意愿生育率在有效生育控制力的调节作用下选择与平衡的结果，同时还受到人口容量约束下的节育行为影响。中国目前已经处于极低生育率阶段，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键在于保护民族生育力，提高个体生育意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口负增长背景下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问题研究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当前我国人口除了规模巨大外,还呈现出“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少子化”的特征,面对人口新形势,适度生育是保持人口长期动态平衡的关键。低生育率情况下,国家政策如何促进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是一个紧迫的时代命题。本研究从生育率持续低水平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深层次结构性挑战、我国人口负增长产生的原因及生育支持体系建设的历程、现状以及面临的瓶颈入手,借鉴日本和新加坡的生育支持经验,从政策顶层设计、生育政策属性、紧迫的现实问题、“一胎体验感”、政策制定的前瞻性和包容性等方面提出了完善中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思路和建议。     

低生育率条件下搞好计划生育宣传教育的思考

在分析低生育率条件下人口形势的基础上,指出了目前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中存在的几大问题,并据此提出了六项对策     

稳定低生育水平战略决策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战略决策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对我国国情的理性判断.而当前我国的人口问题已不同于实行计划生育以前的人口问题,除了人口数量依然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外,人口质量、结构、流动迁移等问题比以前更为复杂多样,也需要得到充分关注.如果不能把低生育水平稳定住,各种人口问题会变得更加严峻,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我国在人口问题上重大战略决策的继续和完善,是理性的选择.通过节约人口投资、推动城乡改革、提高我国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提升两代人的人力资本创造条件.稳定低生育率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的和谐进步.此外,稳定低生育率还为我国庞大的人口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创造条件.虽然继续稳定低生育率也必将伴随一些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对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利大于弊.生育水平并不是越低越好,根据人口发展的特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总和生育率(TFR)稳定在1.8左右在一个时期内是较优的选择.     

中国生育率转变的人口自效应研究

生育率变动的规模效应将长期存在 ;生育率变动的年龄结构效应将在正效应和负效应交替 波动中逐渐收敛 ,最终趋于消逝 ,不如规模效应存续时间那么久远。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应始终兼顾规模 和结构两种效应。我国未来人口老化的加深、人口高'红利'的消失、人口高'负债'的形成 ,是以往和现在 多个时期、多个阶段、多种因素促成的。就生育率而言 ,它包括以往过高的生育率 ,也包括后来较低的生 育率。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 ,我国各地区共同的任务应该是创造条件进入稳定的适度低生育水平。     

中国生育悖论背后的深层逻辑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少数几个进入很低生育率状态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这种超前于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状态成为一个悖论。破解中国低生育率之谜,需要从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入手。研究认为,中国生育悖论的背后有经济、文化和制度3个层面的逻辑,在各自的作用机制及其合力作用下共同构造了一个充满张力的社会场域,通过个人生命历程的高度制度化,对个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产生直接和强烈的影响,并形成低生育行为模式的路径依赖,或者说陷入一种结构性低生育率陷阱。这3条逻辑都有其历史根源,是一种长期性、结构性的社会构造力。因此,低生育率社会场域在短期内难以破局。在低生育率的政策应对上,不仅需要消除性别歧视和“母职惩罚”,促进“工作-生育”平衡等生育友好政策,更需要深化各项民生制度改革,从根本上消除或调整抑制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结构性因素。     

科学研判人口形势 积极应对人口挑战

对中国生育水平的基本判断: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10年间,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 65左右,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有所上升;低生育率是一种全球趋势;中国生育率走低的因素仍在强化;"自主生育"应该是计划生育政策继续调整的方向;中国人口总量在2028年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到21世纪末接近10亿。劳动年龄人口的素质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比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应对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的战略重点应该是充分挖掘人口素质红利,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提升替代和应对劳动力数量的下降,用质量换数量。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是人口未来发展的确定性趋势,在整个21世纪都不会逆转。人口发展战略对老龄化问     

生育文化、生育制度与生育率——兼论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可能效果

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促使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成为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其中以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为代表的鼓励型生育制度和以“多子多福”为核心的传统生育文化被寄予厚望,希望借此帮助中国摆脱“低生育率陷阱”。然而,研究发现：中华文化圈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远低于其他国家与地区,而海外华人则是所在国生育率最低的族群之一,传统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已然发生了嬗变,对促使低生育率回升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取而代之的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甚至不婚不育”的现代生育文化,并形塑起一种内生性的低生育率机制。与此同时,欧洲和东亚国家通过构建鼓励型生育制度后依然深陷低生育率陷阱,无法有效刺激低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中国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预期效果同样不容乐观,而生育文化、生育制度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互构关系,亟需从结构性和内生性的“文化—制度”视角去重新审视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形成机制。     

土族人口生育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依据人口普查数据，对土族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孩次别生育率、低年龄生育率及人口再生产率进行了考察。认为土族人口的生育水平尽管有较快下降，但仍然存在较为普遍的多育和早育现象。为此，应当从发展民族经济、提高教育程度、改善健康状况及拓宽就业渠道等方面入手，促使土族人口的生育模式趋于优异化。     

新时期中国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

近年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甚至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这与新时期宏观生育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许多影响生育的新因素开始凸显密切相关。收入水平大幅且迅速提高、生育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飞速上涨、经济环境和劳动就业面临的风险上升、性别平等困境带来的家庭—工作冲突剧烈、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完善、新媒体快速传播低生育文化等成为影响我国持续低生育率的新因素。政府在制定相关的生育支持政策时,应该将这些新因素纳入考虑,从降低生育养育的经济成本、提供足够的制度保障、营造生育友好型社会文化环境三方面着手,切实有效地解决家庭生育中面临的困境,帮助他们实现真实的生育意愿,进而提高生育率。     

中国现在还需要限制生育吗?

一个国家最佳的生育率是保持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这样有利于保持合理的人口结构,也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当今中国无论是生育率还是生育意愿都远低于更替水平。因此,中国应该适当鼓励生育以便把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附近。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过高时,政府要采取措施降低生育率,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然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过低时,政府要采取措施鼓励生育,却几乎没有什么效果。     

低生育率背景下生育转变与经济发展：滞后还是超前？

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生育转变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利用181个国家1987年以来的数据，研究了不同国家生育与经济关系变迁过程及模式。研究发现，大多数国家生育水平的下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生育水平下降和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同步发生只存在于少数国家的某些发展阶段；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缓慢，但生育水平却在持续下降，甚至低于部分发达国家，出现了生育转变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中国生育转变超前于经济发展，生育率在经济腾飞的早期就已经下降到较低水平，而且在生育下降到较低水平二十多年后才成为中高收入国家。一方面，未来中国需要警惕生育水平继续下跌或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另一方面虽然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是生育水平依然有继续下跌的风险。     

我国省内省外流动人口生育水平差异及原因探析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五普”等资料数据,通过交叉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对我国省内省外的流动人口生育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描述和探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省内流动人口比省外流动人口的时期生育水平高,两者的一般生育率分别为45．47‰与34．17‰,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15与0．817,终身生育水平低,省内流动人口的二孩及多孩率低于省外流动人口;因婚姻家庭因素而流动的人口在各年龄段的分布与流动人口年龄结构的错位,是造成省外流动人口时期生育水平低于省内流动人口的根本原因;总和生育率在反映省外流动人口生育水平时,并不能显示省外流动人口因家庭、婚姻化的发展而导致的生育水平上升,所以并不能反映省外流动人口真实的终身生育水平。     

从少数民族生育率看停止从严控制人口政策的急迫性

在我国,少数民族(广西壮族除外)一直实行的是宽松的人口政策,通过分析各少数民族的生育水平发现,大多数民族的实际生育率都低于政策生育率,主要是受生育障碍和主动放弃生育机会、受教育水平低、城市化水平低等因素影响。同时,宽松的人口政策能有效降低出生性别比。要根治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不但需要停止计划生育,而且需要改善民生、降低养育成本,在治理性别比的同时也提高生育率。建议尽快停止计划生育政策,并出台有利于人口发展的经济、社会、文化政策。     

人口生产偏好转变下的农业技术进步

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口生产发生了由高生育率、低人力资本积累率向低生育率、高人力资本积累率的明显转变。这一转变通过农业从业人员数量下降、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以及农业物质资本积累的加速,有力地推动了农业技术进步。     

从中国的人口现状看现行的生育政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条件下的"后人口转变"时期。然而,人口转变的完成,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也不等于人口压力的减轻,更不能说人口与计划生育使命的结束。相反,低生育水平条件下的人口问题更为复杂化、多元化和隐蔽化。面对新的社会发展和人口变动,我们应适时调整现行的生育政策。     

生育率转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生育率决定着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研究生育率的目的之一在于探明影响生育率变动的因素.通过对具有代表性的一般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的阐述,揭示了生育率的内涵,进而论速我国生育率的现状：首先,最为典型的是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从最高时的5.81降至目前的1.18左右;其次,我国生育率面临的现实困境以及国际经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表明我国实施“单独二胎”政策的必要性;由于生育率下降造成的严重老龄化和性别选择导致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等社会问题凸显,进一步推动了国家实施“单独二胎”的计划生育政策.然后从经济因素、政治政策因素、文化教育因素、社会因素对生育率转变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说明.最后对我国未来人口生育率转变趋势进行相关展望.     

农户家庭生育水平变动趋势及原因解析——基于甘肃省1683个家庭的社会调查

本文基于2017年甘肃省农户调研数据,剖析了人口生育水平变动趋势,运用泊松回归探究生育率不断下降的原因.结果显示,实际总和生育率为1.65,1997—2017年间,生育率持续下降,育龄妇女规模不断缩小,生育年龄后延,种种迹象表明,生育率存在继续下行的可能,少生优育成为生育的主流趋势;收入水平显著负向作用于生育率;妇女自身的素质水平、家庭负担均对生育率存在显著影响.在农村人口结构转变和社会经济转型叠加的大背景下,本文为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人口不断迅速下降”论质疑

“人口不断迅速地增长”作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已被彻底否定，但并不意味着承认“人口不断迅速地下降”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我国已跨入世界低生育率、低出生率国家的行列，把“人口不断迅速地下降”作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将会对今后人口发展与计划生育。作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正确认识低生育率下的人口发展规律，对科学制定今后人口发展策略和人口计划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