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交养"之道--张载"知礼成性"说新探

张载的"知礼成性"说是其重礼观念与"成性"理论在强化和演进中得以结合的产物.他将习礼、知礼纳入到修养工夫论中,通过礼将道德修养具体化,使人有常业,有所据守,最终达至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从容中道之境界.这样就真正使礼实现了内外合一,亦将修养工夫论具体化,在"一天人"的同时,使得"庸圣同","内外合",成为在张载工夫论中,较之于"变化气质"、"虚心"、"诚意"等方法更具特色的进德之方.     

论《宋元学案》对张载思想中几个问题的诠释

针对张载提出的"气质之性"与"变化气质"、"成性"三个概念,《宋元学案》指出,性只是气之理,是气自有之条理、规律,因此气质之外并不存在一个名叫"天地之性"的性,人只有"气质之性"。正因为"气质即性"、"气质之外无性",故气质亦无待于变化,否则,气质变化了,性也要随之变化。同样,气之偏也不是性,也不需要一个后天的工夫过程来"成性",因为《周易》所说的"成性"乃是指人生来就具有的本成之性。     

王安石人性论新探

王安石对儒家人性论的思考,经历了性善论、性有善有恶论、性无善无恶论三个阶段,虽几经变化,但终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王安石对人性的研究只是承袭先秦告子、荀子和汉代以来的"顺气而言性"的道路,他的人性只是"才性""气性""气质之性",而非"天命之性""义理之性"。这既体现了王安石人性研究强调后天"习"养"作用、重视人为力量的特点,也反映了其人性研究的不彻底性。王安石主张自然的天道观,把天道与人道区分为二,从而没有构建起儒家的道德形而上学,这一任务只有在二程等理学家那里才得以完成。     

也论张载的“心统性情”

张载提出的“心统性情”一语经朱熹阐释、发挥后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命题,但张载此语的本意却一直隐而不明。在破除此语是“孤语”的成见后,在张载思想体系大背景下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张载“心统性情’’所强调指出的是心包含性情二者。此语是张载心性论的重要命题,与其工夫修养论相关,但不能称其为工夫修养论命题。     

论张载的人性说

张载在批判前人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人性二重说。他认为天地之性是至善的,只有圣人才具备;气质之性则由于秉气的刚柔、缓速而具有善恶混的特性,这是多数人所具备的。人只有通过“善反”、“成性”和“知礼”的途径来“变化气质”,才能实现成仁成圣的理想人格。张载的人性说将超越本体的道德价值与人性的现实层面统一起来,拓展了对人性问题的阐释空间,成为宋明理学人性论的基础。     

论张载的性善恶混思想

张载的“性”论始终坚持“合两”成“性”的性论观，强调“兼而不偏”方可“尽性”，通过勤勉不息的道德创造方可达到“继善成性”之境界。性善恶混的两种可能要在后天的道德实践中才能验证和实现，只有坚持“善反”才能实现人的“天地之性”。“有无皆性”是对自然主义“生之谓性”说的否定。张栽的“性”论是对儒家学说的深化和对中国“性”论思想的发展，是理学天理论的第一步，对后世影响深远。     

华希闵《正蒙辑释》对张载哲学的继承与发展

清初江南无锡儒者华希闵所撰的《正蒙辑释》,是站在朱子哲学的立场上,对张载《正蒙》一书的注释.从该书可见华希闵对张载哲学的继承与发展,也体现了张载关学在清初江南地区的跨地域影响.在本体论上,华希闵主张"气有聚散,而太虚之体无聚散",清晰地区分了太虚与气这两个概念.在人性论上,主张通过变化气质的工夫,使纯善的天地之性在人身上彰显出来.在工夫论上,认为自我反省和去除恶念是培养德性的先决条件.     

张载“性二元论”的思想渊源及其当代启示

张载提出“性二元论”是儒家人性论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学界对该论的思想来源争议较大，有道教说和佛教说的分歧。实际上，张载“性二元论”受到了禅宗大师圭峰宗密对立思维形式的影响，与道教并无关系。宗密认为人在身心结合之前，“真心”是“清净不染”的，然一旦“禀气受质”后，此“心”就受染了，从而遮蔽了本有的“清净”,这是一种先天与后天、本然与非本然之对立统一的思维形式。张载在此基础上对孟子性善论、王充与孔颖达“气稟”论、胡瑗的“天地之性”和传统“气质”观等思想进行综合创新，最终提出了“性二元论”。道教徒“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说法恰是受张载的影响，而不是相反。     

张载的“大心无我”“穷理尽性”的心性功夫论析解1

功夫论是张载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张载心性理论在个人修养、实践层面的落实和体现。张载的心性工夫论是把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与《中庸》的“至诚”“、尽性”和《易传》的“穷神知化”、“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整合和提升,提出了“大其心”的直觉体认方法。张载的功夫论表现为一个“成性”的修养过程,最终实现“至于命”的最高境界。     

“生之谓性”与“天命之谓性”--程明道“性”论研究

在北宋诸儒中,程颢"性"的学说极富有特色,它不仅深深地影响了朱子,而且本身就是湖湘学统的源头所在,形成宋明道学中颇具特色的一大传统.程颢在论性时,虽然借用告子"生之谓性"的说法,但实质上是将<中庸>之本然的"天命之性"涵摄"生之谓性"并赋予了它全新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程颢提出"性即气、气即性"这一命题,指出本然之性代表着一种性气未曾分离的更为原初的关系,进而他认为这种本然之性超越善恶,作为价值判断之善恶乃从本然之性中派生出来,非性之本身,从而为其工夫理论确立了本体的基础.     

张载人性论特征新探

摘要：在宋明理学家中，张载是最先系统重构儒家人性论的重要代表之一，以其“自立新说”而著称，突出展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以天道观为基础，解决了人性的来源问题，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天人合一；二是张载认为人性“舍”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两”而成，二者之间形成蔽覆与被蔽覆的关系；三是张载于“知礼成性”外还提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命题，使其人性论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张载"以礼为教"思想体系刍议——在工夫论视角下的考察

张载的“以礼为教”思想从伦理实践的角度,以“可学便可行”的实践特征为理论前提,以“守得定”为问题指向,通过“上学与下达者两得之”的理论架构方法、“知礼成性”说的核心内容,将礼真正引入到修养工夫论中,从而解决了“礼论”界长期悬而未解的礼的内外问题与道德理想向世俗伦理的转化问题,实现了“内外交养”,这似可成为说明朱子感慨“横渠工夫最亲切”的最有力的注解。     

朱熹“天地之性”概念的理学分析

朱熹以"天地之性"言"性",其可以从两个方面解读。一是以"理""物"为坐标,"天地之性"是"专指理言",却仍然是"性",使"性"的考察提升到"理"的高度,进而可整体地、形上地论"性",同时也使"性"始终就着"物"来说,界定了"性"的理学内涵,明确朱熹理学视域下人性问题思考的基本范式,即以"性"而论人性;二是以"气质之性"为坐标,与"气质之性"相对,以"天地之性"言"性",既使"性"的考察从"性"的实然层面抽离出来,又在理学视域下重新厘定"天地之性"("性"的本然状态)与"气质之性"("性"的实然状态)二者间关系,进而给予传统儒家"性善"论理学解释,同时也为理学工夫论奠定了哲学基础,指明了实践方向。     

论心性论视域中张载的三种知之辨

张载在其思想体系中提到三种知：见闻之知、德性所知和诚明所知。我们联系张载的人性论、工夫论中的相关内容,对这三种知的具体所指和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仔细分疏后,可以得知见闻之知和后者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知。德性所知和诚明所知所指实为同一本体,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工夫与修养的不同。     

从“性又大于心”到“心能尽性”

心性大小之辨是张载心性思想的重要一环。程颐批评张载的“以体会为非心”是主张将见闻排斥在心之外,意味着“心小性大”、析心与理为二。据二程弟子时紫芝的注释,程颐的这一批评系针对张载的“心御见闻,不弘于性”而发。程颐的批评建立在将“御”字释为“扞格”“防御”之上,但这一解释并不符合张载的本意：一方面,张载“心御见闻”中的“御”字当为“桎梏”“滞碍”之意,故不能从“心御见闻,不弘于性”中推出其主张析心与理为二的结论;另一方面,张载又确实有“心又大于心”的主张,但此论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见闻。张载的心性大小之辨的本质是天人之辨,既包含天人、心性的本末源流、分合同异、主从关系之辨,具体涉及对于心与见闻、诚与心、道与身的关系之辨;又包含天人、心性的自在与自为之辨。由此,张载的天人、心性之辨就动态的展开为由本源层面的无分,到当前实际表现层面的有分,再到极致表现层面的重回无分的复杂过程,而人积极主动修养工夫是实现从天人、心性在实际表现上的相分重回极致表现上的无分的不二法门,此即“心能尽性”说。张载此论从万物一体的高度推进了儒学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也是对孟子尽心尽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关于张载哲学中“心”的定位问题之我见——以修养工夫论为背景

张载论“心”,重点不在认识论,而主要是把“心”作为落实修养工夫的枢纽。张载修养工夫的学者、大人、圣人三阶段都由“心”贯穿;变化气质、知礼成性、心统性情,大其心,虚心、无心的修养工夫,都离不开“心”。由“心”来觉解太虚本体赋予人的天地之性,通过涵养“心”而体悟“乾父坤母”、“民胞物与”、世界万物一体同源的宇宙意识,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是张载论“心”的要义。张载论心有认识论意义,但以“人本无心,因物为心”而定位张载的论“心”是“唯物主义的认识”的结论是不妥的。因为“因物为心”恰恰是张载要克服的,而“无心”却正是圣人修养工夫的目标。     

张载"感通"论研究——以张载"天人合一"之学为背景

张载哲学的理论旨趣在于论证阐释"性与天道合一",并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启教后学,以"学必如圣人而后已"作为其最终目标追求.张载在实现其本体与价值的沟通,从而构建其社会伦理和人生理想的过程中,极具匠心地构架起了一座天人感通的理论桥梁.这集中体现在张载 "天人合一"学说背景之上的"感通"论中,涉及"感而遂通"、开塞通蔽、性命贯通、变化气质、诚明互补等既相对独立又密不可分的诸多方面.     

李光地《注解正蒙》的修养工夫论

李光地的《注解正蒙》是对张载《正蒙》的注释之作,其中包含着丰富的修养工夫论内容。通过分析原始文献的方法,并运用道德哲学的相关理论,梳理《注解正蒙》的修养工夫论。李光地所诠释的立志守礼、学以复性、以德胜气、诚敬和乐、持重改过等修养工夫,对于现代人的道德实践和精神境界提升有着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良知是呈现”如何可能

熊十力建构哲学体系之目的在于"见体",见体之工夫,就是良知之呈现。"良知是呈现"既是哲学命题,也是道德实践的要求。良知是个"实",故其有实践的力量。良知是本体,故其能涵摄一切而为宇宙之大主;良知又是即本体即工夫的,故其有体用不二之特性。良知又即生命,故其精进不已,故故不守。通过对"良知是呈现"进行阐释,既可以厘清熊十力思想体系中的体用、内外、本末关系,也能展现其关于本体论、心性论与人生论的思考。     

从“格物致知”看朱熹的理学地位——对牟宗三判朱熹为“别子为宗”的反思

牟宗三以道德形上学为根据,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方面展开论述,认为朱熹将天理与人心相区分,追求"只存有不活动"的道德本体和格物致知的顺取工夫,而将其判为"别子为宗"。但是通过对朱熹思想发展脉络的进一步研究可以发现,其"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工夫入路是对程颢等学者过于追求"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而忽视具体实践工夫的一种矫正。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促进了先秦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深化和思维水平的提升,在宋明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