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互动:明清士绅关于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不同态度分析

泰山碧霞元君信仰产生于女神勃兴的宋代,大约明初开始经历一个民间化、世俗化的过程,明中期以后碧霞元君信仰在山东地区逐渐普及,并且取代东岳大帝成为泰山正神。明清士绅对于碧霞元君信仰的态度主要有三种,一种持反对态度,把碧霞元君信仰定格为"淫祀",不符合儒家的礼治秩序;一种持赞成态度,认为碧霞元君信仰属于国家祀典,是国家神道设教的重要构成部分;还有一种中间态度,他们超越碧霞元君信仰"淫祀"、"正祀"之争,直指信仰的现实。明清士绅关于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他们对于地方社会道德秩序的关注,同时希望用官方正统文化去改造民间文化,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历史演进正反映着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矛盾、冲突与调和。     

弘治初年祀典厘正论初探

明初制定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祀典体系在永乐以后逐渐变化。抵弘治初年,一批士大夫针对祭祀体系中积聚已深的佛、道、杂神崇拜等因素,要求废弃不符合明初祀典精神的祭祀对象、汰除渎礼、清理祭祀方式和人员。其批评的现象主要是各种渗透于国家祀典的非儒家信仰活动,批评的行为主体则是皇帝为核心的贵族。孝宗对士大夫厘正祀典的呼吁略示赞同,但并未认真采纳。尽管如此,弘治时期国家祭祀活动,仍是明中叶最接近洪武旧制精神的。明中期关于祭祀体系的这场争论,反映士大夫政治与皇权政治,儒家信仰与佛、道以及杂神崇拜等观念的深刻冲突,此为明代政治文化的一个内在特征。     

论中国道教对日本阴阳道的影响——以阴阳道的泰山府君信仰为例

东岳信仰源于对泰山神崇拜,在中国有着悠久历史和多重义涵,后成为道教山岳信仰的表征之一。日本阴阳道借鉴道教东岳信仰,崇拜以"泰山府君"为首的天神地祇八百万神,把泰山府君信仰贯穿于日本各类祭祀活动中,并使原本属于阴阳道土御门家的"泰山府君祭"逐渐发展成隆重而热烈的国家祭祀。本文以阴阳道的泰山府君信仰为例,来探讨道教东岳信仰的多重义涵及其在日本的传播及影响。     

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的天妃考述

妈祖作为民间神,在明代国家祭祀体系中占有一定地位。在朝廷赐额封号方面,明永乐初加封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赐庙额曰“弘仁普济天妃之宫”;在祀典等级方面,洪武初已规范国家祀典,妈祖极有可能在当时已纳入朝廷祀典的“名山大川”之类,由地方官祭祀,永乐初妈祖正式纳入明代朝廷京都祀典,并至少保持至万历间;在祭祀规格方面,在都城建有国家等级庙宇,由朝廷每年定期遣太常寺官致祭,祭祀时配有乐舞。明代对天妃的官方祭祀活动除朝廷祀典与地方祀典之祭外,还包括了卫所官兵、外遣使臣的祭祀活动。     

秦汉风俗与"祀典"及其民间信仰演变——以宁夏固原历史经历与民间信仰变迁为例

祭祀风俗与民间信仰,是宗教与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宁夏固原地处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西域中亚文化的碰撞交融地带,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地域文化积淀深厚.传统典籍记载了早期固原祭祀与民俗文化的经历和表现形式,包括秦汉风俗文化对历代的影响;国家层面上的祭祀载体是朝那湫渊祠和六盘山;地方宗教文化的变迁,体现在龙王信仰与民间宗教信仰的传承;当代意义上的东岳山、须弥山宗教文化活动,是民间宗教文化变迁的缩影.     

明代山东民众信仰的多样性

明初统治者为了整顿神统，明确规定了国家允许进入祭祀的神灵。为了强调正统信仰的合法性，明太祖从法律上强化官方宗教，洪武三年六月禁淫祠制日：“古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其民间合祭之神，礼部其定议颁降，违者罪之。”（卷五三,P1037页，洪武三年六月甲子）但明中叶以后大量民间信仰开始进入国家祀典，民众信仰呈现出多样化趋势。     

半官方化:明清乐山赵昱信仰的双仪式结构

古代地方政府在信仰的操作上具有强大的主观能动性,能够将国家正统礼仪和民间信仰仪式改造为半官方祭祀仪式。明清乐山赵昱信仰的半官方化过程,展示了在特定的地域环境和历史情境中,地方政府对地方神灵格局的分配安排、宗教神灵在地方的意义转换、官方与民间信仰的互动影响等。地方政府通过列入正祀、更换神像、官民同祀、表述神话等途径,构造出儒家人鬼祭祀与地方神祭祀的双仪式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嘉州赵昱信仰的影响力、兴盛程度与衰亡趋势。信仰的"半官方化"现象极其复杂,其内涵在地方知识与流动状态中得到体现。     

明清时期江南泰伯信仰的儒家化——以苏、常二府为中心的考察

信仰儒家化是明清时期民间信仰中值得关注的一类特殊现象,它是指神灵在纳入国家祀典后,其形象被改造成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现象。江南民间对泰伯的祭祀和崇拜,最初只是最单纯的先祖崇拜,与泰伯本人的德行无关。泰伯在民间作为道德典范的神灵形象,主要是在明以后的民间信仰中,经过了儒家化的改造实现的。地方官府和地方士人是这一改造的推动力量,而地方士人又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两宋时期民间祠祀的法律控制

两宋政府十分在意对民间祠祀的法律控制,用心整顿民间信仰,一是通过编修祀典及神祗位阶赐额加封制度将部分民间祠祀合法化,纳入官方祀典体系--春秋以时祭祀;二是不断针对祭祀对象、祭祀行为和祭祀组织,颁行禁令,取缔禁止"淫祠淫祀".     

正祀与杂祀：明清运河区域的民间信仰研究——以张秋镇为中心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张秋镇是明清时期京杭运河上的重要市镇,也是区域社会的信仰中心.在其空间范围内,既有被纳入国家祀典的城隍、关公、显惠等信仰,又有被称为杂祀的任疯子信仰.通过对国家所倡导的礼制意义上的正祀以及无关祀典的"杂祀"的对比性研究,可以揭示民间信仰本身自我完善的能力以及信仰群的力量,探讨运河区域中各类人群的共谋关系以及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威之间的离合与共融.     

明清时期泰山神祗地位变迁探究

泰山信仰即以泰山神（民间化后称为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为主的宗教神灵信仰。泰山神信仰源于远古的山岳崇拜,在明代以前,泰山神不仅因多次得到帝王的敕封、致祭而纳入国家祭祀体系,也因“泰山治鬼”之职而成为民间各香社崇祀的主体,泰山行祠亦已遍布域内各府、州、县,其在泰山乃至域内众神中的独尊地位是其他神灵所无法比拟的;而碧霞元君不仅兴起较晚,其民间杂祠甚至淫祀的属性亦不时成为世人抨击的对象,地位远在泰山神之下。但明代中后期之后,两者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碧霞元君犬有凌驾于泰山神之上之势,究其原因则与泰山神回归官方祀典、封禅活动的终结及碧霞元君神职广大等诸多因素有关。     

东海神的崇拜与祭祀

黄淮海平原是先民们最早的活动地区之一,先民们很早就萌发了对其东部辽阔大海的崇拜,出现了对东海神的祭祀.从东海到东海神的形成,从东海神纳入国家祀典的岳镇海渎到历代统治者的祀典礼制不断完善,东海神的封号与神祠位置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宋代东海神崇拜与祭祀日隆,就与庇佑社稷和护卫海上交通有关.东海神崇拜与祭祀的变迁可谓是国家祀典岳镇海渎变迁的一个缩影.     

宋明地方志与南昌地区许逊信仰的变迁

在今江西南昌地区许逊信仰的历史变迁中,道教内外人士都对许逊形象进行过多重塑造,使其兼具道教与民间祠神的色彩。其间,除了《道藏》材料,宋明地方志起到独特作用。一方面,宋明方志在与许逊相关记载方面表现出的序列变化,与唐宋以来道教人士对许逊形象的重塑以及宋元净明道的发展同步;另一方面,由于唐宋时期的《图经》成为地方神祇进入祀典、走向合法化的重要载体,地方志又以儒家传统经典为收纳祠神的标准,这些影响到了明代南昌地区许逊形象的转变。通过明代地方志的再次塑造,许逊从一位斩蛟水神、道教真君、净明道祖师进而演变为一位符合儒家祭祀经典要求、有功于地方社会的福主,进入地方祀典。     

国家与礼仪:宋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

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北宋到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区礼仪演变 ,讨论地方社会与国家整合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四个阶段 :先是从北宋开始 ,地方官员在本地推行国家的正统祭祀礼仪 ;在这个基础上 ,到南宋时期 ,发展出由理学家提倡的地方性礼仪 ;明初推行里甲制之后 ,与户籍登记结合起来的宗祧法则明显地成为控制田产的主要机制 ;到明代嘉靖间 ,高层官员在理学的影响下 ,确立了家庙祭祀的地位 ,使之与宗族土地控制结合起来。随着家庙成为乡村组织的中心 ,祖先祭祀成了正统化的礼仪 ,地方社会完成了与国家整合的转变     

泰山岱庙鲁班殿的存废与鲁班神会

从现有资料与考古发掘看,岱庙鲁班殿创建于清康熙年间,重修于嘉庆年间,后又曾扩建,终毁于民国时期,历二百余载。在此期间,因鲁班祭祀活动,而催生鲁班神会,鲁班神会又促进了岱庙鲁班祭祀的组织化和常态化。明清以来,鲁班信仰在工匠群体中深入发展,同时传统农耕社会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依然根深蒂固,工匠们力图将祀行业神之鲁班殿筑于国家正统祭祀大庙,以求社会对其行业及从业者的认可与尊重,岱庙鲁班殿即为一例。      

探析民国前期泰山神民间信仰的特点

泰山神民间信仰是普通民众对泰山上一切神灵的信仰,它在整个封建社会都是一种经久不衰的现象,而且始终受到国家意志的影响——因帝王封禅、祭祀泰山,形成了帝王赐封的“东岳天齐大生仁圣帝”和“天仙圣母碧霞元君”主宰泰山;因儒学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信仰在泰山民间信仰中居于指导思想的地位。民国终结了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泰山神民间信仰在皇家祭典随封建帝制灭亡而结束后,呈现了新的特点,既体现了其在封建社会衰亡后的无序,又有向现代社会发展的趋势。     

土王祭祀、家族建构与国家认同——以湘西田家洞村舍巴节为中心的考察

土王崇拜与祭祀之风,土司时代曾经遍及湘西土司区及周边地区,是当地最为普遍且重要的祭祀活动。清代改土归流后,田家洞长官司后裔用文字建立家族谱系,重建符合正统身份的祖先记忆,家户层面的土王崇拜被转化为神龛祭祖的形式,公共祭祀层面的土王崇拜也出现了家族化的趋势,土王神被赋予社神、五谷神和田氏祖先等多重角色。土王祭祀活动的变迁,折射出清代湘西土司区社会在国家力量直接渗透之下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是民间社会主动操控地方文化和权力资源,对国家正统文化和意识形态借用和创造的结果。     

宗族祭祀仪式的分与合--基于云南省大理市周城白族村段氏宗族的人类学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云南大理周城白族村段氏宗族祭祀仪式的地点和方式,对祖先崇拜的信仰核心未曾造成彻底影响。段氏宗族在发展过程中面对人口与祭祖场地的矛盾,对自身组织结构进行了适当调整,使分化后的祭祀群体能够在指定场地完成祭祖仪式以延续祭祀传统。家庭是段氏宗族祭祀仪式最基本的实践单位,它对仪式产生直接影响,决定着相应仪式的内容和形式。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段氏宗族的祭祀仪式主要受到国家、宗族组织、家庭等因素的影响,其经历的变迁可概括为：国家强处仪式弱,国家退处仪式盛;宗族经济政治功能弱化时祭祀仪式的文化意义增强;传统家庭结构并未解体使得宗族祭祀仪式的信仰内核恒久不变。     

变迁之神:白帝天王信仰流变与湘西社会

白帝天王信仰在湘西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同时又以无处不在的"灵力"影响着湘西大地,致力于湘西开发的历代统治者也对之表现了极大的关注,特别是"乾嘉苗民起义"以来,其"显灵助战"的记载屡屡见诸史籍并得以跻身国家祀典,国家和地方社会在文化资源上的共享和互动进一步加强.     

清至民国时期平定地区的水神信仰初探

清至民国时期,天灾人祸不断,为了满足民众祈雨时的多重需要,平定地区水神信仰的类型增多,不仅有传统的龙神信仰,自然神、古代先贤和本地传奇人物也都进入水神的行列。此时的水神信仰达到顶峰,信仰范围广泛,功利性和农事性极强。人们不仅在水旱灾害多发的时段举行定期祭祀水神的庙会,还在发生严重旱灾时举行特殊的祈雨庙会。作为地方文化,水神信仰有助于整合地方社会秩序,发展地方经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