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与意义——人工智能艺术的形式美学阐释

由目前人工智能艺术创作上的局限性和作品构成上鲜明的形式因素可见，人工智能艺术首先表现为形式美、与形式美学天然相关，因此，以人工智能艺术为重要研究对象的人工智能美学首先表现为形式美学、甚至可视为形式美学的隔代呼应。只有科学上的人工智能模仿人类意识创作人工智能艺术，才是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对自身清醒的认识和合适的定位，否则以艺术创作的简单行为主义方式宣称与人类艺术创作比肩只能是僭妄。人工智能艺术可以很好地体现形式因素，也有通达表现性的可能。     

强人工智能：不过一种虚构的担忧

人工智能问题作为一个时髦主题,近来已大有被过度消费之迹象,研究现状实为泥沙俱下。若对既有研究加以仔细甄别,可以发现其中仍有许多基础性的问题亟须进一步澄清。若基于一种哲学的视角从根底里考察现有的人工智能发生机制,就会发现我们目下所能够接触到的、以及能够有效设想的都只能是弱人工智能,而强人工智能不过是一种虚构的担忧而已。强人工智能是和自由意志密切关联的。我们这里讨论的出发点是传统哲学中的自由意志,不过这反倒有很大可能性会最终成为一个被消解掉的形而上学概念。     

历史视野下人工智能流派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

人工智能的流派大体上可分为符号主义、联结主义和行为主义,它们在历史上与知识产权法各自存在相应的联系.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符号主义人工智能以符号化的知识表征和逻辑推理为主要特点,客观上为知识产权法统一本质的概括提供了新的理论,并可以进行知识产权法专家系统的建构.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联结主义人工智能以模拟人脑的神经网络和学习过程为主要特点,与知识产权法具有共同的"鼓励学习"宗旨,又在专利客体、创造性审查、创新本质界定和法律伦理等方面提出了挑战.与互联网联系更加密切的行为主义人工智能强调智能行为是适应周围环境的进化行为,其契合了网络时代知识产权立法一定程度的"行为规制"转向,也对相关主体的权利博弈、保护对象的进化升级、智能交互行为的法律规制等带来了挑战.不同流派的人工智能既是知识产权法的调整对象又是其完善工具,它们应当彼此进行深度融合.     

人工智能生成物被视为作品保护的合理性

人工智能生成物是随着新技术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客体。人工智能生成物被视为作品来保护,既符合技术理性,也符合著作权保护对象乃主体对客体利益建构关系的法律本质,同时亦符合近代法律拟制化的逻辑规律和晚近以来著作权法人格主义衰落和实用主义兴起的价值取向。将人工智能生成物视为作品保护,有利于我国占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潮头,为把我国建成世界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中心和创新高地,奠定重要的规范理论基础。     

人工智能传播的信任维度及其机制建构研究

人工智能传播技术应用中引发的伦理问题,一定程度挫伤了公众对于技术的信任,建立人工智能传播信任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迫切需要。通过回溯以往的信任研究发现,人工智能传播信任在信任发生的基础、信任结构、信任边界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人工智能传播信任包含了人际信任、系统信任以及技术信任三个不同维度的信任层次,技术信任是人工智能传播信任建构的基础,系统信任是人工智能传播信任建构的保障,人际信任则是人工智能传播信任可感知与实践落实的部分。人工智能传播信任机制建构中的难点在于明确信任交互对象的信义责任与义务、专业知识不对等性与沟通渠道的建设、道德规范与伦理价值观的认同三个方面。可从构建与分享共同规范与伦理价值观的角度切入,突出重点、循序渐进地推进人工智能传播全周期的信任生态系统的建设。     

作为美学转向的生态美学

回到美学作为一个学科建构之初,通过分析鲍姆嘉登和康德美学所代表的不同范式,对生态美学进行定位。从康德美学所奠定的现代美学来看,审美与伦理之间并非如当下学界通常认为的是互相隔绝的,作为独立学科的美学以感性的方式研究文化与伦理的问题,生态美学以生态伦理或哲学介入审美并非对审美自律的背离,而恰恰是当代美学走向深化的体现。当代美学最重要的问题在于让人们思考"如何才是美好的生活途径",由此涉及到将自身的审美判断建立在生态的哲理思想基础上,也就是说人类的良善之美好生活这个伦理学所考量的基本问题从根本上就包含生态美学的向度。     

通用人工智能发展与伦理困境浅析

当下人工智能领域发展迅速,尤其在专用人工智能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技术成果之后,伴随着这一技术的不断创新和积累,人们开始对其有了更多的期待。当今通用人工智能技术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虽然整体上取得了一些技术进步,如神经网络、小样本学习等,但仍然只是探索通往通用人工智能的可能性进路。由于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和自身的特征,我们更需要负责任地前瞻性地探讨通用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其中之一就是,通用人工智能的出现势必会对人类社会的价值伦理体系造成巨大的影响,而人工智能的出现挑战了一直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价值体系。于是,以什么视角去看待通用人工智能将是一个重要问题。     

美学的未来和未来的美学

美学自独立以来走过两个半世纪多的历史。这段历史贯穿始终的是一条以感性认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中心线,19世纪以来它有两条并行又交叉的主潮在发展,又有三次范式主体大转移现象,到了新旧世纪之交就有终结性美学思想出现。其中交往共同体理论作出循环往返中重振现代性新理性的判断与诉求,正是未来美学要走的方向,那就是高扬生态美学、情感伦理美学大旗的同时,也在扮演着充当技术助手的工作和为享乐主义提供依据这两种角色,走向二律背反之路。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

近几年,人工智能不但“染指文字创作”领域,也开始“涉足”音乐创作和美术创作,但是人工智能的生成物究竟是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等问题亟待回答。人工智能与自然人存在本质的区别。人工智能不是“人”。人工智能显然也不具备承担责任所需要的财产或者经费来源。所以人工智能还不足以成为“拟制人”。人工智能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项科技成果,不能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主体。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字、音乐、绘画、图形等生成物,虽然具有作品的外观,但是归根结底是属于人类的智力劳动成果,其著作权归根结底也属于人类主体。目前其他学者提出的人工智能著作权归属于人工智能、归属于人工智能程序设计者、归属于公有领域、归属于人工智能的使用者等观点都有其局限性,不同的情形下,应当依据创造主义、所有权主义或者约定主义,区分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的不同归属。     

语言美学与汉语的美学价值

文章运用美学理论,分析讨论了汉语中的审美现象和规律,阐述了汉语的美育特征及价值。     

人工智能的刑事风险与刑事责任研究

人工智能可分为一般人工智能和类人型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在给人类社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可能对社会秩序产生威胁。现阶段的一般人工智能并未拥有自主意识,尚不能取得刑事主体资格,其危害结果的承担者应归咎于存在故意或过失犯罪心态的生产者、所有者、使用者。但随着科技发展,能独立思考且具备刑法意义上的辨认和控制能力的类人型人工智能将成为现实,赋予其刑事主体地位并由其承担相应刑事责任是符合罪责自负原则的,在立法上设计前沿的强人工智能产品刑罚体系也是必要的。     

鲍姆嘉通美学的二重性和美学批评

鲍姆嘉通的美学具有二重性:感性学和审美学。作为鲍氏美学的主要出发点和归结点,审美学主要体现在其关于学科目的、美学分类、美学的目的和任务以及美学家的论述中。旨在指导感性谈论以臻于完善的哲理诗学既是彰显鲍姆嘉通美学审美学特性的美学批评的具体形式,又是鲍姆嘉通首次提出美学学科设想的源头。鲍姆嘉通美学的二重性实质上是理论性和实践性、理论性理性和实践性理性的融合。鲍氏美学的二重性和美学批评对康德与黑格尔美学发生了重要影响。     

价值论美学对认识论美学的挑战

对于美的理解,大致有认识论美学和价值论美学两种路径.价值论美学是对认识论美学的挑战.与将美认识论化的倾向不同,价值论美学主张美是客体相对于主体的一种审美价值属性.价值论美学主张美是主客体关系的统一,认为审美价值是人类在长期的主客体审美活动当中确立起来的事物属性之一,作为主客体统一论美学,价值论美学是一种相对论美学,只有在确定的审美关系、审美活动、审美实践当中,审美价值属性才表现为有条件的客观性.价值论美学主张,审美价值并非是与功利价值、道德价值、宗教价值等其它价值完全割裂的,而是一个开放性的复合价值构造,它主张审美价值是一个开放的、融合了多方面要素的综合性价值构造,需要从具体的审美实践和艺术实践出发综合各方面要素来探讨审美价值.     

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与自然美学辨析

生态美学、环境美学和自然美学的勃兴,是美学对全球性自然环境危机的积极回应。生态美学以生态伦理学为哲学基础,试图从生态审美的角度解决自然、社会的生态问题和人类精神世界的荒芜。环境美学把人放在环境中,从审美的角度重估了环境的价值。自然美学以现代自然观为基础,力图解决自然美的难题,还自然美现实存在的本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