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保护路径探析——兼评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第一案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传统著作权制度带来了显著的冲击。以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第一案为例，通过审视作品构成要件判断标准发现，独创性始终贯彻以人类作者为中心的评价标准，同时，智力成果要件则是认定人工智能生成物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作品与否的重要标准。从人类是否实际参与作品的创作过程来看，多数人工智能生成物不构成作品，而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价值追求与邻接权制度的基本理念相适应，且邻接权制度的扩张趋势也为把人工智能生成物纳入其保护范畴创造了机会。建议立法通过扩张邻接权制度的权利内容与客体类型以对人工智能生成物提供必要保护。而在当前阶段，反不正当竞争法可以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相关利益主体提供一定限度的过渡保护。     

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法律保护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给当下的法律制度带来了一系列颠覆性挑战，并重塑着著作权领域中成果性质认定与保护的底层逻辑。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人工智能基于算法和数据建模后自动生成的，并非人类的个性化表达，人类在此过程中的参与度极低，将其作为“作品”保护与传统著作权法理论相违背，并存在制度障碍。但保护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权利与著作权法的终极目标相吻合，且对公众福祉具有积极效应，具有实然正当性与深厚的法理根基。鉴于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保护与邻接权制度存在价值上的契合性，故可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为广义邻接权客体。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利用面临“反公地悲剧”问题，应对相关权利人的权利行使进行适当限制，拓宽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合理使用边界，将其纳入法定许可范围，并缩短邻接权保护期限。作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法律保护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关于侵犯著作权罪的条文内容应作出相应的修改，以实现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与社会治理的平衡。     

人工智能的民事法律主体地位及民事责任问题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传统民法人物二分的体系受到挑战,学界对是否赋予人工智能民事法律主体地位存在较大争议。以创造者、生产者能否控制人工智能为标准,可将人工智能划分为弱、中、强三个层次,在此基础上解决人工智能导致的一系列民事责任问题。弱人工智能可视为物,不赋予其法律主体地位;对于中人工智能,生产、创造者以能够控制的范围为限承担相应民事责任或者监护责任;强人工智能能够完全摆脱生产者和创造者的控制并自行创造新的人工智能,法律应赋予其独立的主体地位,将其视为拟制人或者一种特殊的法律主体。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定性及其权属论断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水平的认知差异、著作权法中作品概念内涵的不同理解，致使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属性的多元论断。尽管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形式上较易落入文学、艺术和科学范畴，并且可通过有形形式复制，但是，依循康德与马克思的哲学观点，人工智能并非具有自在目的的理性之人，只能作为人的劳动改造对象以客体形式存在，不能像人一样具有思想与情感。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并不符合作品的独创性标准，在法教义学上不能归为作品。不过，为了文化市场中的多重价值之实现，符合独创性“客观标准”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有必要被拟制为作品。既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权属的观点多属于规范层面的逻辑证立，有僭越著作权法之嫌。在确保著作权法“话语权”的前提下，应将“署名者”认定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权属者，以确保利益平衡。     

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归属

近几年，人工智能不但“染指文字创作”领域，也开始“涉足”音乐创作和美术创作，但是人工智能的生成物究竟是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等问题亟待回答。人工智能与自然人存在本质的区别。人工智能不是“人”。人工智能显然也不具备承担责任所需要的财产或者经费来源。所以人工智能还不足以成为“拟制人”。人工智能在本质上是人类的一项科技成果，不能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主体。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字、音乐、绘画、图形等生成物，虽然具有作品的外观，但是归根结底是属于人类的智力劳动成果，其著作权归根结底也属于人类主体。目前其他学者提出的人工智能著作权归属于人工智能、归属于人工智能程序设计者、归属于公有领域、归属于人工智能的使用者等观点都有其局限性，不同的情形下，应当依据创造主义、所有权主义或者约定主义，区分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的不同归属。     

人工智能法律规制的正当性、进路与原则

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发展根源于人类的本性:恐惧和贪婪。人工智能可能带来严重的不平等、失业、信任危机,对现有社会秩序带来严重挑战,最终可能失去控制。需要尽早对人工智能进行规制。规制的进路可以分为用技术规制以及用法律规制两种途径。尤其应当用法律来规制人工智能。用法律规制人工智能又可以分为法律规制人工智能本身以及法律规制人工智能背后的人。规制的原则包括目的正当原则、人类善良情感原则、公众知情原则或者透明原则、政府管控原则、分类管控原则、全程管控原则、预防原则以及国际合作原则。应当尽早制定人工智能促进法,确立人工智能发展的原则、划定人工智能发展的底线,并对现有法律进行整理,增加规制人工智能发展的有关内容。     

历史视野下人工智能流派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

人工智能的流派大体上可分为符号主义、联结主义和行为主义,它们在历史上与知识产权法各自存在相应的联系.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符号主义人工智能以符号化的知识表征和逻辑推理为主要特点,客观上为知识产权法统一本质的概括提供了新的理论,并可以进行知识产权法专家系统的建构.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联结主义人工智能以模拟人脑的神经网络和学习过程为主要特点,与知识产权法具有共同的"鼓励学习"宗旨,又在专利客体、创造性审查、创新本质界定和法律伦理等方面提出了挑战.与互联网联系更加密切的行为主义人工智能强调智能行为是适应周围环境的进化行为,其契合了网络时代知识产权立法一定程度的"行为规制"转向,也对相关主体的权利博弈、保护对象的进化升级、智能交互行为的法律规制等带来了挑战.不同流派的人工智能既是知识产权法的调整对象又是其完善工具,它们应当彼此进行深度融合.     

形式与意义——人工智能艺术的形式美学阐释

由目前人工智能艺术创作上的局限性和作品构成上鲜明的形式因素可见，人工智能艺术首先表现为形式美、与形式美学天然相关，因此，以人工智能艺术为重要研究对象的人工智能美学首先表现为形式美学、甚至可视为形式美学的隔代呼应。只有科学上的人工智能模仿人类意识创作人工智能艺术，才是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对自身清醒的认识和合适的定位，否则以艺术创作的简单行为主义方式宣称与人类艺术创作比肩只能是僭妄。人工智能艺术可以很好地体现形式因素，也有通达表现性的可能。     

人工智能背景下医疗法律责任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

医疗人工智能利用深度学习和计算机算法等现代化技术，实现辅助诊疗、医学影像、药物发掘、健康诊疗等功能，是人工智能应用最具前景的领域之一。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具备自主思维和决策能力的智能机器人医生等人工智能将对现有的医疗法律责任制度带来颠覆性影响。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医疗人工智能是否具有独立法律主体地位、传统的医疗过错责任归责能否适用、因果关系如何认定等成为现代民事法律责任制度的严峻挑战，也成为实践中的必答之问。因此，在借鉴欧美人工智能领域的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在当前阶段通过修正和完善我国民事法律责任制度，提出针对不同的人工智能侵权情形适用差别化归责原则，并尝试建立人工智能强制保险或储备金制度，设置人工智能监管机构及行业标准，以实现既保障患者合法公平权益，又鼓励人工智能技术有效发展之间的平衡。     

关于数字化技术作品若干问题探讨

数字化技术(或称数码化技术)作为基于二进制码的信息处理技术,它是一种对著作权法律制度具有全面挑战意义的新技术。近年来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对现行的著作权保护制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已引起了国内外知识产权界的普遍关注。同以往任何一项技术对著作权法的作用相比较,数字化技术在更深程度上对作品的创作、传播和保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直接推动着著作权制度的创新。本文拟对数字化技术与数字化作品、数字化作品与著作权客体的创新、网络传输与传播权等问题予以探讨,以期有利于我国著作权法律制度在数字化时代发展和完善。一、数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