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与传承:中国现代学术的学统问题——以冯友兰、蒙培元、黄玉顺为例

中国几千年的统绪在近代被打断或扰乱了.伴随着政统的裂变,学统也发生了裂变,道统也就无法不裂变.以"中国哲学"界具有师生关系的冯友兰、蒙培元、黄玉顺三代学者为个例,分析"五四"以来学者面对这个巨大断裂,在不依托旧制度的情势下如何努力重建、赓续学统,赓续斯文,赓续历史.但是,由于中国现代学术建构方法存在着无法克服的问题,即无法摆脱时西学的依傍而自立,使它既无法在其产生与处身的现代建立学统,也无法有效赓续古代历史.学者之努力与斯文之断裂,也就相互交织,并陷入困境.     

乾嘉朴学与乾嘉诗派的递变

任何诗歌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自身的渊源,但其契机的深沉因素无不源于特定时代的特定学术文化背景。乾嘉朴学形成的同时,正是清代诗学发生蜕变的时期。乾嘉朴学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受其影响,乾嘉诗坛的“格调”说、“肌理”说和“性灵”说,先后入主诗坛,它们随着乾嘉朴学的历史轨迹的演进而递变,体现出各自的独特追求和审美理想。学术研讨与文学流派的互动是这时期的一大文化景观。     

祠学璧合：两宋书院祠祀活动及其价值期许

受政统、道统、学统及庙统等诸因素的影响,具有特殊教化功能的祠宇与两宋时期新兴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融为一体,祠祀便构成书院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期许书院生徒能够养成对师道和学业的敬畏感、树立对文化的认同与自信、确立“传道济民”的求学目标、达成“希圣希贤“的理想人格以及增进忧国忧民的担当意识,从而与官学中的“庙学合一”相得益彰。     

道德、民主与科学的融摄——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

熊十力的道统思想包括道统内涵的现代阐释、道统传承历程的梳理、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发掘以及道统、治统与学统的全面重建等多方面内容。他的“一国学术思想的中心”与“立国精神”的道统观,相对于第一代新儒家群体中冯友兰和钱穆的道统观具有更为合理自洽的思想价值,但是,他关于中国文化道统内含的治统与学统的现代诠释及其力图从儒家心性之道的践履中发展出民主与科学的理论建构又有自身的缺陷。全面梳理熊十力对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诠释,不仅对于深入认识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演进脉络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而且对于批判性地汲取现代新儒家道统思想的合理价值以推进中国文化道统的现代传承也有重要的理论启示和时代价值。     

清中晚期今文经学与朱子学

朱子学与今文经学都是清中晚期多元学术中的重要因子。今文经学开启了清代春秋公羊学的风气,体现了政治诉求与学术倾向。今文经学在清代经历了乾嘉时期反思汉学而调和宋学的形成期、道咸时期追求社会变革的过渡期以及光绪年间近代今文公羊学说发展期三个时期,各阶段的发展都与朱子学有密切联系。清代今文经学不悖程朱之学,但冲击朱子学所依据的经典体系,尤其是康有为“参合中西”的“近代新学”成为中国传统理学的异化。     

当代海外新儒学的“三统”观

目前 ,我们尚无法梗概出当代海外新儒学起码的历史作用。本文通过描述并简析海外儒学第三期研究群体如何将“深刻的道统”、“过渡的学统”和“广域的政统”融合为一种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发展脉络 ,初步形成了如下看法 :当代海外新儒学所作努力的主要目的之一 ,就是为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所谓“政统”的文化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当代海外新儒学今后的发展趋势。     

理学源流著作述论

理学源流著述始于南宋而盛于明清,经历了南宋时期、元到明中期、明末清初期、清中后期民国初期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中,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周海门的<圣学宗传>、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成就最为突出.理学源流著作在其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从宋到清理学著述贯通、体例体裁丰富各具特色、内容选材差异而丰富、学术思想发展多元化与一元化交融以及续修成风的特点.自从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以后,理学源流著述自觉地将延续道统为己任,将学统与道统统一起来,以学统体现道统,以学术蕴涵政统,这也是理学源流著作昌盛的一大因素.     

纪晓岚与洪良浩初晤略考

1794年,朝鲜正祖时期学界领袖洪良浩第二次来华,主动结识乾嘉学界领袖、礼部尚书纪晓岚.初次见面,他们并未交谈.随后洪良浩派其子带着诗文稿前往纪晓岚宅拜访.纪晓岚热情接待,并为其诗文集写序,评价极高,从此奠定他们交往的基础.1782年洪良浩首次来华之时,就接受了“北学”思想,上书国王,提出北学“六条”,将朝鲜北学思想推向实践.他主动与纪晓岚交往,既是这种北学思想的影响,也表明乾嘉时期的中朝关系十分融洽.     

“传经”抑或“明道”:以明清两代郑玄从祀孔庙为中心的考察

郑玄在明清两代孔庙从祀中,地位沉浮较大,由改祀到复祀。践行程敏政主张的嘉靖孔庙改制以“明道之儒”替代“传经之儒”,德行成为从祀的首要考量。郑玄因“所行亦未能窥圣门,所著亦未能发圣学”而被改祀于乡。在清初回归传统经学的学风影响下,学者不断阐发郑玄的传经之功并强调其是有德行的君子,从而推动了郑玄回归孔庙从祀。郑玄复祀具有深远的转折意味,引导了清代学术转向汉学复兴。郑学成为乾嘉学者重建汉学学统的鲜明旗帜。     

乾嘉幕府对清代文学之影响

清代乾嘉时期出现了一批提倡风雅的幕府,这些幕府成为诗人、学者的聚集地.乾嘉幕府学术气息浓郁,以卢见曾、朱筠、阮元等人为代表的幕府,倡导学术研究,一度成为学术基地,乾嘉学术由此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同时,乾嘉幕府的文学活动,对清代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乾嘉幕府的文学活动,使清代诗文创作渐至兴盛.作为沟通“朝”“野”的纽带,幕府体现官方意识与布衣意识的冲突与融合.     

两汉黄帝崇拜发微与黄帝形象的神人融通

两汉时期,黄帝的文治武功构成黄帝崇拜的重要内容,但由于认识的差异性,在炎黄之战和炎黄关系等问题上出现了诸多歧异认识,而且由于神学思潮回流和百家言黄帝传统的延展,黄帝崇拜进一步发展。由于阴阳五行的思维方式升华为世界观的高度,黄帝由传说中的古帝演化为天神,而成为祭天大礼中的祭祀对象。秦汉时期祭祀黄帝的制度化,使黄帝作为天帝之一受祭成为定制,尽管黄帝一度作为古帝和初祖享祀,但缺乏连续性和制度化。黄帝的人、神纠葛和融通,建基于世俗观念的神灵世界存在和生命另种形式延伸的普遍信仰之上。     

困厄中的挣扎:清朝中叶之后的马政

马政是满清立国的重要基石之一,曾一度辉煌,嘉、道以后走向没落。是传统政治、军事的最后辉煌造就了马政的最后兴盛,专制制度内在的机制性腐败促使马政和其他领域一起走向衰微,军事、交通、通讯技术的近代化则使马政在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中的地位迅速跌落。马政的兴衰决不仅仅是马政本身的问题。     

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策略与效用

清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是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也是明代以来诸多改土归流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本文根据新近披露的边疆大吏奏疏和其他史料,探讨此次改流的原因、实现改流的策略以及改流产生的效用,对以往的一些观点亦提出商榷,同时总结清雍正朝施政的若干特点。     

论南北文化交融背景下的隋炀帝诗歌

隋朝的建立 ,加快了南北朝后期业已开始的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进程。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作为南北朝诗向唐诗演进的过渡性阶段 ,隋代的诗歌带有鲜明的南北诗风融合的倾向。其中以帝王之尊而为诗坛领袖的隋炀帝杨广的创作 ,更是南北诗风融合的典型。其人兼受南北两方文化精神的熏陶、濡染 ,其诗则兼有北方诗歌的贞刚质朴与南方诗歌的清绮纤丽。     

炎帝、黄帝与中国龙——兼谈中国龙的“龙德”与炎黄文化的和谐精神

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是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进程密切相关的。古史传说时代的“五帝”们,不但与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为华夏民族的形成与融合、发展做出了贡献。历史所形成的矢志不移地追求精神、诚信厚德、移风易俗和追求社会和谐的“龙德”,既是华夏民族的精神,也是炎黄文化的精髓。     

皇帝诞生的思想意义

作为政治思想史概念和问题的“皇帝”是秦始皇的发明和创造。这个发明和创造使得“皇帝诞生”成为一个思想史的经典命题,这一命题在某种意义上引导着我们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总体理解。皇帝诞生的思想史意义就在于,它把理想意义上的三代王权的绝对性,通过皇权体制而得以充分展示,并使皇帝透过体制而直接彰显出自身的观念实存。因为,由于皇帝的诞生,所有前皇帝的思想史便都被塑造成以皇帝为轴心的观念整体。     

炎帝与中华文明的起源

学术界一般把文字的产生、冶金术的发明、城邦或都市的出现看作是文明的特征 ,而这些现象又往往与国家的形成密切相关。因此 ,许多学者都认为文明的起源就是国家的起源。本文作者认为 ,人类文明发生的关键是生产性的生产———植物的种植和动物的饲养的形成 ,这两种技能是一般动物所不具有的。人类从攫取性的渔猎生产过渡到生产性的农牧业生产 ,是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革命 ,学术界通常称之为“农业革命”或新石器革命。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 ,学术界多认为起源于黄帝时代。本文认为 ,“农业革命”是人类脱离原始状态的革命 ,同时也是文明起源的关键一环。中华文明起源也一样 ,是在农业革命的基础上形成的。作者分别从神话传说和考古资料来论证炎帝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 ,论证炎帝是中国农业革命的创始人 ,中华的文明的起源时代应该是炎帝时代     

论汉文帝三年太原之行

汉文帝三年有太原之行。此行涉及和匈奴的关系,体现了代-太原地方特殊的军事地理地位。汉文帝在太原的表现,又有仿效汉高祖刘邦回乡的迹象。相关记载对于汉代交通史研究,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康熙皇帝与包头地区渊源研究

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并没有到达今包头地区,而是到达了今达拉特旗吉格苏台地区,因民国时期达拉特旗曾归包头县管辖,《清史稿》修撰时,达拉特旗正辖于包头县,因此被民国时的学者称为包头地区。康熙皇帝真正到达今包头辖区,是在第三次亲征噶尔丹时。两次亲征噶尔丹时所经过的内蒙古西部地方历史地名,绝大多数是用蒙古语标识,释读这些蒙古语地名,可以反映出以包头市为中心的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历史变迁。     

论秦始皇的法治主义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倡“法治主义”的政治家。那么,他所提倡的“法治主义”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在当时和历史上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了解这一问题,对于我们了解中国传统的司法精神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