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

精准扶贫政策在执行中存在着明显的不精准执行现象,表现为识别不精准、帮扶不精准、管理不精准和考核不精准等问题。立足于基层组织的视角,考察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问题。基层组织在运动式治理和官僚体制的双重规制和压力下,面临着一系列的执行约束,基层治理资源有限、权责不匹配、压力考核等因素影响了基层干部的政策定位与具体执行。在国家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国家、基层组织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基层组织承担的任务剧烈增长,并接受来自国家与农民的双重压力和监督。在双重挤压之下,基层组织表现出权威导向的选择性治理、风险规避的规范化治理和硬任务的软执行,严重影响了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和政策的执行能力。为了避免国家资源浪费和政策执行偏差,各级政府在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时,应当在资源投放上注重分寸,执行政策时切合实际,对下考核时留存自主空间,从而保障精准扶贫政策有效落地。     

政策执行与基层治理 ——基于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的案例分析

国家制定的政策需要通过层级细化或再规划过程落实到地方场域,才能实现其政策目标。国家权力话语下的文本形态转化为现实形态目标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直线的过程,而是呈现出多种执行偏差或走样。政策执行的结果不仅是基层政府单方面策略性选择造成,还受限于所嵌入的政治生态、乡土环境以及各执行主体间的利益博弈。乡土伦理、压力型体制与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是影响政策执行偏离的重要因素。基层治理逻辑既遵循非人格化的科层理性,也遵循差序格局的关系理性和趋利避害的工具理性。在法治化社会要求规则治理的背景下,政策执行要在科层理性、关系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机制,以有效回应执行对象的真实需求和政策本身弹性不足的缺陷,弥合国家对政策执行的总体控制和“街头官僚”在实践中自由裁量权之间的张力。     

跨域治理模式视角下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困境与出路

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行政区行政”管理模式导致环境政策执行不力,陷入执行困境。寻求有效的治理途径以提升环境政策执行力是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有力武器。作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跨域治理对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力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不力主要表现为执行主体身陷冲突难自拔、跨界环境问题难治理、区域联动机制难理顺以及跨域事务难协作四个方面的困境。因此,应通过鼓励多方参与、完善执行机制、健全合作机制、培育行政文化等,提升环境政策的执行力,走出环境政策执行的困境。     

基层政策执行的双重逻辑:权威调控与政策理解——基于四地脱贫攻坚经验考察

基层政策执行一直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执行结果受中央权威调控和基层政府政策理解能力的双重影响。“刚性—高效”“柔性—有序”“助推—尽力”与“授权—应付”是基层政府执行政策的四种模式,而“权威调控—政策理解”是区分这四种模式的分析框架。以十八洞村、何斯路村、采山坪村、上河村四地脱贫攻坚经验为案例进行考察,总结政策执行类型可以发现：当中央权威调控程度较高时,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状态就呈现出刚性条件下的职能展示型和强力约束下的能力塑造型;反之则呈现出弱化监督下的完善自身型和柔性条件下的趋利避害型。从权威调控和政策理解的双重逻辑出发,上级政府通过因地制策、精准调控,强化政策调控能力;基层政府通过优化组织结构、加强信息沟通、获得目标群体支持等途径可以有效促进政策执行的效力。     

"三农"政策执行中的障碍及其对策

现阶段我国“三农”政策执行的障碍主要表现在:基层政府执行“三农”政策不力;农民表现被动;所需物质基础不够牢固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作为政策执行的主体基层政府有其内在局限性,农民的素质和组织化程度不高,政策执行所需资源不足,政策执行机制存在弊端等。为此,必须选择克服这些障碍的合适路径:精简机构,提高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三农”政策执行的社会资本存量;增加农业投入,改革金融体制,拓展资金渠道;强化“三农”政策执行的监督等。     

不同节理倾角砂岩卸围压力学破坏特性试验研究

禁养区政策执行中的“一刀切”现象表现出的政策执行偏差,严重影响了环境政策治理效果。依据史密斯政策执行模型分析框架,明确政策自身缺陷、政策执行主体复杂性、对目标群体重视不足以及政策环境因素的限制,导致了环境政策执行“一刀切”现象。通过完善理想化政策、改进政策执行机构、推动目标群体及改善政策环境等4个方面,提高基层政府环境政策执行力,促进环境治理政策目标实现。     

基层政府农业政策执行悖论与应对之策——基于“模糊-冲突”模型的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各项农业政策在农村落地开花。然而政策文本制度与现实执行层面存在巨大反差,出现了冷热两重天的政策执行悖论：一方面是基层政府各项农业政策执行得热火朝天,另一方面是农民等基层政策参与者对农业政策执行的冷静观望甚至漠不关心。以理查德·马特兰德的模糊-冲突模型为分析框架,分析W县Q镇农业政策执行过程,探讨科层制结构下的行政性执行、政治锦标赛下的政治性执行、积极惯性下的实验性执行、亚瘫痪状态下的象征性执行,发现：在模糊性较低的自上而下执行路径中,基层政府面对层级压力和政绩考核,一般通过树立样板的典型性执行和扶植精英的替代性执行来完成政策目标;而在模糊性较高的自下而上执行路径中,基层政策目标群体因为参与感和主动权的缺失,最终通过各种形式主义来消极应付性执行和机械象征性执行。此研究进一步解释了农业政策执行悖论产生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资源整合、利益均衡、农民参与、多元联动等提升基层政府农业政策执行效果的路径。     

“项目进村”中的政策执行梗阻及其消解

“项目进村”要成功不仅依赖于公共政策的合理性,更依赖于项目在实际运作中的顺畅执行。鲁东R市C镇村改厕项目事实表明,政策执行梗阻贯穿于政策本身、政策执行、政策接收三个环节之中,其“显性”表征为政策目标倒逼下的选择性执行、政绩考核压力下的偏向执行、政策认知缺失下的抵制执行,从而引致基层治理面临“内卷”挑战,村庄之间的差距被人为拉大,惠民利民宗旨难以充分实现等社会后果。“项目进村”在科层逻辑和乡土逻辑的双重嵌入与互动下,却遭受“嵌入性”的权力运作主导项目实施、政绩导向挤压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主体性、政策传递中的信息沟通不对称、项目实施中的全过程监督乏力等“隐性”因素的制约。“项目进村”实施中建立健全行政引导与乡村自治的合力机制、增强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主体性、畅通政策执行中的信息双向沟通渠道、强化项目资源分配中的全过程监督是消解政策执行梗阻的关键所在。     

政策吸纳:理解农村低保政策执行偏差的新视角——基于黔西南M县Y乡的田野调查

我国农村低保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策执行偏差。基于黔西南M县Y乡的调查发现，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通过政策吸纳，使得农村低保政策变成政策配角或政策便车，从基层政府的角度解释政策吸纳的发生。一方面科层体系内部的行政压力构成基层政府整合政策的推力，另一方面农村低保政策自身特性所产生的政策异化收益形成基层政府整合政策的拉力，双重力量共同促使农村低保政策的执行出现偏差。具体而言，政策吸纳导致政策对象评选标准泛化、政策资源严重稀释、政策目标彻底异化，使得低保政策的底层实践与中央层面的政策意图彻底分裂。要改变这一局面，需要基层政府转换政策执行思路，在执行政策时平衡中央政策目标与地方发展目标，明确国家政策的原则与底线，从而维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正性与合法性。     

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性的生成逻辑

国家涉农政策能否有效转化为执行效能,是基层治理场域中国家自主性目标能否实现及其实现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制度、权力与行动者构成了基层治理情境下国家自主性实践的分析框架。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发现,制度、权力和行动者的不同组合是导致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的直接原因,这与地方政府自主性和乡村社会自主性对国家自主性实践的制约与影响紧密相关。不同政策实践中,国家自主性与地方政府自主性、乡村社会自主性之间的不同关系形态是塑构国家自主性目标实现程度差异性的内在逻辑。国家自主性的博弈实践表明,治理实践中的国家自主性呈现出碎片化样态,具体表现为动态性与有限性并存、层次性与相互性并存,这是造成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的根本原因。 通过制度 -权力 -行动者路径以推动嵌入式、适宜的国家自主性的普遍形成,是从整体上提升涉农政策执行效能的重要进路。     

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小麦市场价格波动影响的实证分析

为了估计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小麦市场价格波动的直接影响,利用2009年1月4日至2016年12月30日小麦现货与期货价格日数据,通过将政策作为虚拟变量引入GARCH模型,实证研究政策对平抑小麦期现货价格波动的作用,并从政策执行区和非执行区的视角比较政策在不同地区维护小麦市场价格稳定方面的效果,对模型结果和价格传导路径进行验证和分析。结果表明,政策对小麦期现货价格波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能够显著降低小麦现货市场的波动程度,并通过期现货市场间的联系对期货市场产生影响,但政策对期货价格波动的作用方向则相反;政策在平抑小麦价格波动方面的效果具有空间上的溢出效应,通过区域间的市场联系从执行区传导到非执行区,导致非执行区价格波动程度的下降。     

论政策执行成本的困境与消解

研究我国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成本困境,有利于我们寻求合理的控制执行成本的途径。我国政策体制的不健全,是引起政策制定系统与执行系统、政策执行系统之间以及政策主体与客体相互脱节,进而导致执行成本过高的主要原因。降低政策执行成本的路径主要在于健全政策体制,加强政策系统之间的协调,实现政策资源的优化。     

论廉政政策执行力的涵义、构成及影响因素

廉政政策执行力是执行主体为实现廉政目标，运用各种手段或措施，调配和利用各种资源，将廉政政策内容作用于政策对象并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能力、力量及效力等构成的一种合力。它包括廉政政策执行理解力、向心力、领导力、协同力等多个方面，政策问题本身、政策执行环境、政策执行主体和政策执行参与者是影响廉政政策执行力的重要因素，提升廉政政策执行力对促进廉政政策的贯彻执行有着重要的作用。     

农村公共政策执行中监督强化的底层逻辑

村镇两级是政策执行的直接推动者,也是政策效果自下而上反馈的第一个环节,这一反馈的真实性直接影响到政策监督的有效性。在发达地区富人治村的背景下,村干部对体制及体制资源的依赖性减弱,镇村两级的干部从偏闭合型关系向非闭合型关系转变。此外,基层政权深度嵌入村庄：以联村干部等为主的基层组织建设作为组织基础,在镇村之间有效化解信息不对称等的难题;通过对联村干部进行目标责任考核,增加其推动政策落实的压力和动力。从而形成以基层政权深度嵌入村庄为基础的非闭合型乡村关系,这种乡村关系构成了政策监督强化的底层逻辑。     

行政考核、任务压力与农村基层治理减负——基于“压力-回应”的分析视角

在科层制体系中,自上而下的行政考核在增强任务压力的同时,也催生出基层多样化的减负回应方式.基于“压力-回应”的分析框架对农村基层治理考察发现:以精细化管理为特征的行政考核不仅加剧了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压力,也塑造出上级部门常态化考核与基层淘汰式回应、上级领导不定期督查与基层拼凑式应对、上级政府签订责任状与基层选择性消解的治理样态.以靶向式的底层回应过程,在降低被督查和问责风险的同时,也显现出从“条块分割”走向“合作互动”的跨部门共谋,从“刚性约束”走向“弹性结合”的策略性变通,从“痕迹管理”走向“分类治理”的责任转移现象.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加强政策供给的有效性,使政策执行的刚性约束与考核目标的弹性机制相结合,在拓宽基层自治空间的基础上,提升各基层干部的执行能力,使中央减负政令真正落地.     

“城中村”改造中的文化拒斥现象探析——基于“城中村”政策执行的视角

"城中村"改造中的文化拒斥问题一直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成为近年来理论界的热点问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为背景,力图在相关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从"城中村"政策执行的视角对文化拒斥"城中村"政策执行的主要表现形式、原因进行探析,进而就如何破解"城中村"改造中的文化拒斥难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公共政策执行研究

由于"复制"性执行、选择性执行、敷衍性执行、变异性执行、停滞性执行等问题的影响,公共政策不能有效实施。政府部门必须采取提升政策质量,扩大并优化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实行民主决策,创新执行方式,加强监督,实行问责制等措施进行改善和防治。     

政策执行研究论纲

研究政策执行应该包括如下内容:政策执行的含义;政策执行与环境;政策执行与体制;政策执行与决策;政策执行与评估;政策执行与组织;政策执行与领导;政策执行与政治。另外,效率、合理性、秩序是政策执行活动的三个基本要求,但由于政策执行活动的公共性特征,政策执行还必须满足民主的要求。如何协调民主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是实际政策执行的最大的价值所在,也是研究政策执行课题的重要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