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文与《国语》说理艺术之比较

历来柳学研究中,很少有人注意到柳文与《国语》的关系,其实柳文在思想艺术上深受《国语》的影响。柳宗元的说理文就事论理,逻辑严密,充满了辩证思维,还有一些富有奇趣的辩难,这些成就在一定程度上都借鉴和发展了《国语》的艺术手法。     

略论《国语》的天命人事观

〈国语〉诸多内容都是对政治得失的评价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其中对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的思考包含有较为复杂的天命人事观.在〈国语〉中,天命决定论是随处可见的,但强调人事的内容也几乎篇篇都有.其原因是周人既是有神论者,也看到所谓的天命总是由人的活动来完成的.但是,从〈国语〉所重视的民心所向和对人才作用的强调可以看出,其中心思想是注重人事而非天命的.     

《国语》与《左传》之假设句比较

本文就假设句之范围 ,将〈〈国语〉〉与〈〈左传〉〉加以比较 ,以窥当时语言之一斑及两书文字之同异     

从《非〈国语〉》看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

柳宗元通过对《国语》一书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批驳,阐述了关于历史著作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柳宗元认为历史著作应注重内容的真实,写作内容应有所选择,应简洁,前后一致,并具有教育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也是其经学著作观,反映了柳宗元对经学文献的看法,体现了柳宗元的经学研究观念,反映了中唐时期经学、史学的变化。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与其哲学观、历史观密不可分。     

从《非（国语〉》看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

柳宗元通过对《国语》一书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批驳，阐述了关于历史著作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柳宗元认为历史著作应注重内容的真实，写作内容应有所选择，应简洁，前后一致，并具有教育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也是其经学著作观，反映了柳宗元对经学文献的看法，体现了柳宗元的经学研究观念，反映了中唐时期经学、史学的变化。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与其哲学观、历史观密不可分。     

略论刘知几对《国语》的接受与研究——《国语》学史研究之四

刘知几史学思想和理论主要反映于《史通》中。《史通》包括众多关于《国语》的论述。刘知几对《国语》的接受和研究构成了《国语》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刘知几对《国语》的作者、《国语》和《左传》的关系、《国语》对《史记》的影响、《国语》作为国别体的典范之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翔实明晰的阐述。刘知几认为《国语》作者是左丘明,产生于左氏解经的需要。他已开始将《国语》从汉儒经学传播体系中摆脱出来。     

《韵补》引《国语》例辨正

《韵补》引用《国语》共10处10例,这些用例和今传《国语》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反映了宋以前《国语》版本的一些文字异同。     

试论先秦文献基本词汇的判定和义类描写——以《国语》基本词为例

先秦文献《国语》中存在着大量的基本词汇,判定包括《国语》在内的先秦文献基本词汇应该以稳固性为主要标准,这包括历时和共时两种稳固性,其他标准只能是辅助标准;各家对先秦汉语基本词汇分类的不同说法,比较科学的做法是借鉴《尔雅》义类对《国语》基本词汇进行分类,由此《国语》基本词分为两大义类:一是《国语》和《尔雅》共有的基本词义类;二是《国语》有而《尔雅》无的基本词义类,其下又包括不同的义类等级以及其中具体的词.     

左丘明与《左传》《国语》关系考论

《左传》作者是否为左丘明至今仍有争议 ,争议的主要原因是左丘明生活年代与孔子同时而《左传》却成书在公元前 4 0 3年之后。本文借助一些史料推理分析 ,认为左丘明当是《左传》的始撰写者 ,撰写内容传授给弟子 ,其弟子据自己亲眼所见对预言及某些内容按照左丘明的思维轨迹进行了调整增删 ,最后的定稿人至少活到了公元前 4 0 3年。关于左丘明与《国语》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写作过程的逻辑推理 ,认为编撰《国语》是撰写《左传》的必经步骤 ,但是左丘明编撰之《国语》今已不传了。     

《国语》阙笔讳字考辨——以宋刻宋元递修本《补音》《国语》单见阙笔讳字为对象

宋刻宋元递修本《补音》、《国语》都有阙笔为讳的现象。寻检之下发现，《补音》阙笔为讳而《国语》本文不阙笔者10条，《国语》本文阙笔为讳而《补音》不阙笔者14条，总共涉及“胤”、“敬”、“儆”等15个字。这15个字在宋刻宋元递修本《国语》和其他《国语》各本的阙笔情况表明：递修本、金李本等公序本《国语》和黄刊明道本《国语》较多地保留宋讳，张一鲲本以后除了少数的几个字如“桓”字等尚保留阙笔为讳的习惯外，其他的就完全改回本字。     

《左传》《国语》引《易》类析

《左传》《国语》中记载的《易》例,是探讨春秋时期《易》学的重要根据。《左传》《国语》中引《易》例有二十二事,可分为非筮占类引《易》和筮占类引《易》两类。对这些《易》例的归类分析,有助于探讨春秋时期的筮法以及《周易》在当时的应用。春秋时期卜、筮并用,占断吉凶的依据不限于《周易》,得到卦象的方法也未必是《周易·系辞传》中所记载的大衍之数起卦法。《周易》卦爻辞的写作目的本是系统地阐述吉凶之理,故判断吉凶未必通过卜筮。"某卦之某卦"有时用来表示爻题,有时则表示变卦,不可执泥其一。朱熹在《易学启蒙》中提出的断卦原则,或于史无徵,或与史相左,当非先秦古法。     

《国语》造词法研究

本文将现代汉语词汇学中的造词理论应用到《国语》词汇研究当中,区分了《国语》造词法和构词法,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共得到音义任意结合法、引申法、音变法、摹声法、简缩法、说明法、比拟法、双音法共8种造词法,并描写了它们在《国语》中的表现形式以及一些次类型。最后,又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对其单音词和复音词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结合《国语》专书自身的特点,指出了专书造词分析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国语》学的奠基与展望——近10年来《国语》研究述评

作为先秦“语类”文体的代表,《国语》以国别为线索再现了西周、春秋时期不同地域间的社会风貌,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近10年来,学界一方面继续对其作者与成书年代、性质及价值等传统领域进行专题研究;另一方面,也拓展了研究视野,利用文献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对其文学特质及思想内涵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各方面的研究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联,初步形成了“《国语》学”这一专门的学术领域。     

《国语》韦昭注联合式复音词研究

单音节词复音化是汉语词汇发展的重要规律之一。在《国语》韦昭注中大量存在着以复音词解释《国语》原文单音词的现象。经过统计,韦昭注中的联合式复音词1272个,占韦昭注复音词总数的47.09%。通过从词义、词性、语序等方面细致研究这些复音词,并将之与先秦两汉时期、中古时期乃至现代汉语联合式复音词进行比较,得出先秦时期语义的严格限制在三国时期已被打破,语义的外延在扩展等结论。     

“史鉴”与“叙史”之别——从《国语》与《左传》的叙事结构差异看二者的编纂目的

《国语》与《左传》在先秦文献中具有无可代替的地位与作用,对其叙事结构进行比较,不仅在于研究方法的创新,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打破以往《国语》与《左传》关系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偏重经义而轻于文史、注重细节但失之细碎的局限。从叙事结构上看,《国语》与《左传》体现出了迥然不同的特色与风格,《国语》叙事结构具有"双线并行"的时空结构、"详略失衡"的元素构成与"一以贯之"的因果照应等特征;《左传》则体现出了"依‘经’而行"的时间结构、"众星拱月"的板块结构与"散点串珠"的隐性结构等特色。从《国语》叙事结构的特点可以清楚地看出其警诫醒世的"史鉴"特色,而《左传》叙事结构则体现出了依"经"叙史的编纂目的。     

近三十年来《国语》研究综述

《国语》自成书以来研究者众多，特别是对其体例、史料来源、编撰意图，与《左传》关系等问题各家纷纷著书立说。本文对近三十年来《国语》研究概况做了系统的搜集和整理，力图对《国语》研究现状有清楚认识。     

试论《国语》的篇章结构及其笔法特征——以《左传》互见记载为参照

《国语》是先秦一部重要的典籍。本文认为其篇章结构一般包括背景、言语、结果和尾声四个部分,言语是核心内容。通过与《左传》互见记载的对比,细致剖析了《国语》篇章中各个组成部分的特点,以及该书在材料取舍、写作手法上的匠心独运之处;同时揭示了《国语》的篇章结构、笔法对该书编纂意旨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易传》“道”范畴的逻辑考察

本文通过对《左传》、《国语》、《老子》与《易传》道论学说的比较分析,对《易传》道范畴的内客及特点作了初步的考察和梳理,肯定了《易传》道论学说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     

战国三大历史散文比较论

本文从恩想倾向、体例、记言、记事、记人及语言风格、修辞手法等方面,对《左传》、《国语》、《战国策》作一动态性的综合比较审视,以期更准确地把握各书的独特风貌,揭示战国散文艺术的发展轨迹.     

《国语·晋语》与《左传》相关记载之比较

无论是研究先秦历史 ,还是研究先秦历史散文 ,大都《左传》、《国语》并提 ,但长期以来 ,研究学者多习惯于把《国语》作为介绍《左传》而连带的一个附庸 ,它的价值似乎也只在于它是《左传》巨大成就的一个有力的反衬。而事实上 ,就历史研究而言 ,《左传》重在记事 ,分年编写 ;《国语》重在记言 ,按国叙述 ,两者可相互参证 ,相互补充。就文学价值而言 ,无论是记事、记人 ,还是记言 ,《国语》都有可与《左传》比肩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