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族社会中的互惠交换模式

互惠是人类社会出现最早并且存在时间最长和表现形式最丰富的一种交换类型，它不仅是许多前现代社会的交往原则和基本特征，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也广泛存在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互惠交换模式不同于现代市场交换模式，而是有着其独特的性质与功能。对不同民族社会中互惠交换形式与功能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民族社会的不同结构。     

海南岛黎族“中心型”家屋社会结构研究——以海南昌江王下乡杞黎为例

黎族作为海南岛的世居民族,具有独特的家屋模式和社会结构特征。文章借鉴"中间派群岛"家屋社会建构模式理论,通过对黎族家屋及其三角灶的文化象征、家屋与亲属关系以及家屋在社会交往中所建立的网络关系三个方面的讨论,提出黎族是以家族长为向心力的"中心型"家屋社会,在与家族关系并重的横向社会延续中,以好客习俗与互惠机制发展出由家屋到家族外的圈层结构和多种互惠形式并存的内在整合机制,进而实现了无文字黎族特有的家屋社会秩序及其文化延续,展现出海南黎族家屋社会的文化独特性。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选择及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现行的二元农村社会保障模式亟待改革,而模式选择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绩效高低的关键。学界一般以制度安排为依据,将社会保障分为福利国家型模式、社会保险型模式、强制储蓄型模式、国家保险型模式。这四种模式的区别实质在于社会保障主体之间的责任分配。考量这四种模式在我国农村地区的适用性,再分析对农村社会保障模式选择影响较大的几个主要因素,如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就业、土地保障功能、家庭结构变化以及农村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宜选择以社会保险型为主,强制储蓄型及国家保险型并存的混合型模式。     

土家族历史上的传统分配和交换制度研究

土家族长期繁衍生息于湘鄂渝黔边的武陵山区，受这里的自然环境和历史上生产力状况的影响，形成了这个民族在生产中的许多特点。尤其是土家族的传统分配和交换制度在阶级社会中仍然保留着原始民族的一般互惠性分配方式的遗迹，在封建社会的产品交换中仍然表现出浓厚的等价互惠性。但是，由于阶级的出现，传统的分配和交换已打上了阶级压迫的烙印。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模式选择及影响因素分析

我国现行的二元农村社会保障模式亟待改革,而模式选择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绩效高低的关键.学界一般以制度安排为依据,将社会保障分为福利国家型模式、社会保险型模式、强制储蓄型模式、国家保险型模式.这四种模式的区别实质在于社会保障主体之间的责任分配.考量这四种模式在我国农村地区的适用性,再分析对农村社会保障模式选择影响较大的几个主要因素,如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就业、土地保障功能、家庭结构变化以及农村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宜选择以社会保险型为主,强制储蓄型及国家保险型并存的混合型模式.     

精准扶贫的政府嵌入机制反思——国家自主性的视角

精准扶贫不仅是国家特定政策的执行过程,也是国家通过扶贫资源再分配有效地融入基层社会,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的过程。嵌入性机制设计是提升国家自主性和防止扶贫政策瞄准性偏离的必要手段。我国在精准扶贫中推出了3种嵌入机制：组织动员、干部驻村和项目下乡。嵌入性机制与乡村社会运行机制之间的冲突、嵌入性机制之间关系失调是扶贫资源分配中国家自主性流失的主要原因。国家嵌入式自主视域下的农村社会公共性建构和嵌入机制间协同是解决问题的主要出路。     

劳动分工模糊化、工作内外的互惠交换与劳动效率提高——基于经济社会学视角

传统的劳动经济学将员工看作是为薪酬而工作的理性经济人,忽视了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特质,本文围绕员工有限信息与计算能力的生物性、信息成本的经济性与员工的社会性,论证了企业劳动分工边界模糊化的必然性,进而构建了一个在劳动分工边界模糊化条件下员工之间的工作内外互惠交换行为机制的经济社会学框架,论述了互惠交换行为机制的主要机理,即员工之间的工作内外互惠交换行为促进其相互间的信息传递和技能学习,并促进其相互情感交流与劳动情趣提升,说明了员工之间的工作内外互惠交换行为可以加强员工的企业认同、激励员工的劳动创造性和减少劳动监管的成本。     

农村低保及配套政策发展水平的地区性差异——基于29省市相关数据

作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低保制度及配套政策,其"兜底功能"在再分配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中国农村地区在初次分配领域中,存在区域间苦乐不均的状况,在再分配领域中是否也存在此种状况呢?分析结果表明,中国29省市的低保及配套项目水平呈现出显著的"分层"格局,这种区域差距表明,中国农村地区在再分配领域中也出现了不公平的格局。从公共产品的理论来看,农村低保制度属于地方财政负主要责任的项目,所以地方政府应该逐步加大低保的财政投入,同时中央政府也应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权。     

从农村产业结构演化进程看农村现代化的出路

我国长期以来,农村产业是单一的农业,而农业又是种植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然农村产业结构开始走向多样化,农民收入明显提高。但农业比较利益仍偏低,农村产业结构仍呈不稳定性,亟待调整。对此,就农村产业结构演化趋势及农村现代化问题,作点粗浅探讨。 一、生产和交换方式的伟大变革 长期以来,我国人民在“一大二公”的体制下生活。由于这种体制的高度集中统一,伴随的是社会劳动的直接分配,这里包括国家的和集体的直接分配形式。在国家的直接分配     

古希腊的铸币功能与社会整合的三种方式

波兰尼将社会整合的不同方式分为基于礼物的互惠、中央权威的再分配和市场的商业贸易三种,为分析古希腊铸币的作用和功能提供了合理的思路框架。贵金属一直是重要的礼物,用作献祭、礼赠和贡品等。铸币作为贵金属的延伸,它在献祭和礼赠中同样发挥礼物的功能,用于社会等级秩序的构建和社会交往的仪式。随着古希腊城邦的崛起,铸币开始用作中央权威再分配的主要工具,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配置和社会整合。铸币用于中央权威再分配的附带结果是交换网络扩展到商业和贸易流通领域,这培养了民众用小额铸币支付的习惯,铸币功能也完成了从专用货币向通用货币的转变。     

分配正义：从亚里士多德、斯密到马克思

分配正义作为正义的核心价值，在不同的主张中呈现不同的理论形式。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正义深入个人德性与城邦政治的实践活动中，指涉对人自我本性的教化，奠定了分配正义的政治基础。斯密以所有权为核心的应得分配观，以一种天然的交换正义实现分配正义的经济转向。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正义，在构建共产主义社会中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从而超越了德性正义和交换正义，形成根植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产正义。从分配正义最初的政治表达转向经济探寻，再至超越传统分配正义内容和形式的生产正义，能够彰显更具历史感的分配正义。     

互惠到交换:理解农村人情变迁的视角

在人类学研究中,互惠概念是解释人情的经典范式。但是近年来,农村人情性质发生了蜕变,以资源转化型、财富聚敛型和拉关系型人情为特征的交换性人情替代了互惠性人情,并有逐渐加剧的趋势。探究人情变迁的机制可以发现,农村人情的变迁实际上是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正在被地缘、业缘和趣缘关系为基础的原子化社会所取代,人情的性质随之变化。     

马克思、边际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

边际主义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和分配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以这种三理论组成的模式为基础,从庸俗经济学中衍生出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模式把经济关系从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用自然法则解释生产、分配和交换中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批判了这种模式。我们知道,边际主义在反对古典分配理论     

代际互惠对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从西方学者关于代际互惠的研究传统出发,认为得到子女支持和向子女提供支持这两种行为只有在形成互惠的条件下才对老年人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有显著的提升作用。通过对2010、2012和2014年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深入分析,验证了代际互惠对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积极影响;并且,双向互惠的代际交往关系对那些资源相对匮乏的老年人更加重要。这些发现有力地支持了西方学者关于代际交换与交换公平的理论,同时也对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家庭的代际交往关系及其对老年人福祉的影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于我国生产资料流通形式的探讨

本文指出,在我国当前的经济条件下,全民所有制内部流通的生产资料既具有产品的因素,又保留着商品的某些特征。由这种双重属性所决定,它的流通形式表现为有计划的商品流通。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生产资料必须坚持计划分配,而分配计划的实现则要通过商品流通的形式。流通过程将在分配和交换两个层次上,利用不同机制进行调节。     

农村经济合同制初探

一、实行农村经济合同制的必要性中共中央一九八三年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指出“要建立和健全承包合同制”。认为这是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重要环节。”合同是组织社会经济活动、实行商品分配和商品交换必不可少的形式,是实现社会经济往来的重要手段。从广义上来说,农村经济合同是指在农业社会化大生产中,国家与集体生产组织、集体与集体以及集体生产组织与社员个人所订立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合同制是一种法律制度,是法律化的经济手段,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属于法律范畴。马克思指出:“先有交易,后来才由交易发展为法制。……这种通过交换和在交换     

社会互构论视野下的统筹城乡发展模式研究——以“惠州模式”为例

根据社会互构论的基本理论,统筹城乡发展的模式即是城市和农村两主体互构共变的机制,包括城乡互构的主体、互构动力、互构方式和互构域四个要素。随着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探索日益丰富,"城乡整体互构共生"的统筹城乡发展模式逐渐显现出其优越性和合理性。该模式主张城市和农村是互构共生的,互动地位将趋于平等合作,双方相互关系的维持依赖于利益需要的满足,互构结果将是互惠双赢。惠州的实践证明,各地在深入把握城乡互构机制的基础上,建构既有自己特点又遵从普适规律的统筹城乡发展模式是完全可行的。     

“以国之名”:农村征地策略中的国家在场分析

通过调查华北农村的高速公路征地项目,分析农村征地策略中"国家在场"的主要形式与特征,着重关注符号、话语和标准化的工作方式,洞悉征地过程中国家权力行使者对农民进行的情境构建与情境逼迫,从而探寻在国家权力趋于分散状态的当今农村,权力的实现形式、运作能力、合法化机制,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     

责任分配视角下家庭养老概念的重新解读

在总结传统家庭养老概念及其误区的基础上,从养老责任分配的视角出发,重新解读了家庭养老作为农村一种主要养老方式的内在责任机制与具体养老模式,并以责任承担权重为标准重新区分了家庭养老、自我养老与社会养老的概念。从而在根本上打破了传统家庭养老概念框架的束缚,为更好地解释互助养老、日间照料中心等多种新型养老模式,为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理论工具。     

论经济增长中的收入再分配模式——兼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一、收入再分配的四种模式有关收入再分配以及它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至今尚未得到人们的共识,但当代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经验已经提出了四种可供选择的模式.(一)“增长第一,再分配第二”模式.这种模式把体现效率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摆在第一位,而把体现社会公平的收入再分配放在次要地位,甚至牺牲公平以求经济增长.按照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观点,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初始阶段会出现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的现象,随后便逐步减缓,最后这种分配不平等的增长趋势被颠倒过来.刘易斯认为,分配不平等既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然效应,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分配不平等是一种对高收入阶层有益的现象,这对经济增长是有好处的,因为高收入阶层可以使社会储蓄增加,储蓄的增加引起经济增长,这不仅仅是由于人们的储蓄边际倾向增加了,而且是由于他们的总收入以及在总收入中的份额也增加了.因此,收入的不平等不仅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且过早企图进行收入再分配还会冒阻碍经济增长的风险.只要人们等待发展走完自己的过程,暂时的分配不平等只不过是为此必须付出的代价.(二)“再分配第一,增长第二”模式.这种模式主要以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改革之前的中国基本上属于此模式.我们知道,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