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利—劳德理论及其在《诗经》研究中的应用

美国学者帕利和他的学生劳德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创造了一种研究古典诗歌的理论,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重视。美国汉学家王靖献尝试用这种理论来研究我国的《诗经》,写成《钟鼓集》一书。本文简要地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供我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参考。     

牧角悦子《诗经》学研究述评

日本近代之前的《诗经》研究以考证学为主,近代之后以文学、文化人类学等新方法、新理论的新科学研究为主。牧角悦子教授将日本《诗经》近代之前的经学研究与近代之后的新科学研究加以融合,既传承了中国传统考证学的基础,又吸收了西方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理论,是目前日本《诗经》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牧角的《诗经》研究,从否定经学、重视文学与文化人类学,再到重新认识到经学与文献学的重要性,力图在经学与文学、文化人类学的平衡中综合研究《诗经》。牧角《诗经》学研究史所呈现的发展脉络与阶段性特征,也与日本《诗经》学整体发展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从一个侧面映射出日本《诗经》研究的近况。     

论诗歌复译的必要性——浅析《诗经》三种英译本

《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为我们呈现了古代中国的早期文明与文化,尽管几千年来中外学者都对《诗经》研究做出过不懈努力,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对《诗经》的理解和阐释仍存在许多疑问和纷争。本文试图运用历史阐释学理论,探讨和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三个《诗经》英译本对《诗经》文化的阐释。     

西方诗经学中的两大特点与剖析

在中西文学交流史上,《诗经》在西方的流传一直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汉学家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诗经》的多视角研究建立起两种文学通过理论的移植而形成的比较关系,这是西方诗经学上的一大重要特色,而对《诗经》阐释史的深入探讨又是其一大焦点,对这两方面的系列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考察其得失,借鉴其成果,有助于我们在既有对话的基础上延续中西之间的有效对话,从而促进中国诗学体系的现代化转型。     

套语(doxa)的意识形态内涵与文学解读

套语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语言表现形式。西方,特别是法国的一批学者自19世纪中期开始就将套语用于社会批判,使这一来自亚里斯多德的古老概念进入学术视野。探讨套语在文学文本解读方面的功能,旨在说明套语在读者的解读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它是读者建构文本意义的工具,是评判文本价值的依据,同时也是解读的条件与结果。     

《诗经》在俄罗斯的传播与研究

俄罗斯的《诗经》译介始于1852年,开始是一些作家、翻译家从法文、英文等文字转译,后来汉学家也加入译介的行列,到1957年出版了汉学家翻译的全本《诗经》。《诗经》在俄罗斯除了通过期刊、选本、译本等传播外,教学也是其重要的传播形式。俄罗斯的《诗经》研究始于19世纪后期1,958年出版了第一本研究专著。早在19世纪后期,俄罗斯学者就提出了《诗经》是一部民歌集的观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也开始用文化人类学、神话学的方法与观点研究《诗经》。俄罗斯的《诗经》传播与研究具有以民间文学的角度审视《诗经》、以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的观点来审视《诗经》的特点,俄罗斯的《诗经》传播与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明显的阶段性。     

《诗经》的叙事艺术特征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后人对它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研究的方向也多种多样,其中对《诗经》的叙事特征的研究虽有不少的学者在其论文著作中有所涉及,但是却很少有专门的著作来对其做系统的阐述。本文将从《诗经》的叙事人称、叙述顺序等几个方面对《诗经》中的叙事特征进行深入地探讨。     

胡培翚《仪礼正义》引《诗》探析

胡培翚《仪礼正义》一书保存了大量的引《诗》例证。通过穷尽考察胡培翚《仪礼正义》一书引用《诗经》的例句,可以还原胡培翚《仪礼正义》引《诗》的特点与成就。《仪礼正义》所引《诗经》的内容、特点、方法反映了胡氏治《诗》的特点。胡培翚诠释《诗经》,不逊色于同时代专治毛《诗》学者所取得的成就。对胡培翚《仪礼正义》引《诗》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对《仪礼正义》展开研究,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清代皖派朴学家解经之特色。     

《诗经》阐释的两条线索

读解《诗经》 ,存在两种阐释线索 (视角 )。汉儒往往喜欢把《诗经》同王道兴衰的大道理联系在一起 ;宋代以还的学者日渐不满意这种读解套路 ,强调诗经的字面意义。顾颉刚“古史辩派”的理论为后人反思中国《诗经》学史 ,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     

简论《诗经》中的周民族史诗

一、周民族史诗的认定周民族史诗是“五四”以后的《诗经》研究者受西方诗歌理论的影响而对《诗经》内容进行的新的分类。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首先提出“史诗”这个概念,并将当时产生的文学作品分为史诗、抒情诗和戊刷,黑格尔因承其说,并在《美学》中将史诗作为一种重要的诗歌体裁详加论述。生前并没有见过《诗     

略述国外《诗经》研究的发展

略述国外《诗经》研究的发展夏传才一、《诗经》的外传《诗经》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中国古老文明的代表性典籍，也是全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正像西方汉学家们的评价：它与荷马史诗、莎士比亚戏剧鼎足而立，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难以估量的伟大价值。开创于汉代的丝绸之路，也...     

诗话诗经学

研究清代诗学者,通常就虞山、神韵、格调、性灵、桐城、同光诸流派递衔而说其理论,很少注意到这些不同流派的论者几乎都对《诗经》有所探讨。研究《诗经》的学者,则只留心经学笺注考证之成果,集中讨论陈奂、姚际恒、胡承珙、方玉润一类经师之著作,而不知各诗话中存有着大量论《诗》之言论。本文考述《清诗话》、《续清诗话》所载资料中之论《诗经》文献,以补历来研究者之阙。观察清代诗话中数量惊人的《诗经》论述,我们发现它乃是宋明以文学角度解释《诗经》这个传统的强势发展。不但尊《诗》以为文学之本源、典范,亦以此破经生之迂执。强调《诗》须作诗读,应注意其比兴寄托,阐发诗语言的奥秘,亦由此深入处理了唐宋之分、诗文之辨、正与变、情与理、意与法等理论问题。许多观点足以与现代文学理论相印证,更是深入了解清代诗学不能不重新审视的一条线索。     

略议《诗本音》对《诗经》中虚字是否入韵处理的矛盾

清代学者顾炎武对《诗经》韵例的探讨集中反映在他的《音学五书》之《诗本音》中。而《诗经》中虚字是否入韵的问题正属于《诗经》韵例的研究范畴。在《诗本音》中,顾炎武一方面认为虚字不入韵,另一方面又认为虚字可以入韵。从现代音韵学的角度来看,顾氏的观点有得有失,值得后世学者加以深究。     

汉代《诗经》学研究述评

汉代《诗经》学是历代《诗经》研究中的重要一环,汉代《诗经》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大致可以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类。宏现研究是对汉代《诗经》学进行整体鸟瞰,晚清民国以来,有不少经学史著作相继问世,这些著作对汉代经学发展的概况进行探研,凸显了汉代诗学的时代特征,但不够深入系统。微观研究可分学派研究、学人研究和其他个案研究三类:学派研究是对齐、鲁、韩、毛四家诗学的研究;学人研究是针对汉代学者如司马迁、刘向、许慎、郑玄等及其相关著作述《诗》学说的研究;个案研究主要是对汉代石经、碑刻、简牍等的研究。微观研究成果丰硕,但亦未臻于至善。优秀的《诗经》学研究著作应融汇文字、文学、文献三方面考论于一体,兼顾经学史、思想史、文化史诸多方面,综合研究是《诗经》学发展的主流态势。     

《诗经小雅》注释新解

准确地注释《诗经》，是研究《诗经》的重要工作之一。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古今学者在注释中值得商榷的问题，提出了笔者的新解     

创造性的《诗经》研究——《诗经主题辨析》评介

千百年来,《诗经》研究的“家族”可谓“人丁兴旺”。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杨合鸣、李中华先生合撰的《诗经主题辨析》(上、下卷),凡八十余万言,无疑给《诗经》研究家族增添了新的血液,是《诗经》研究领域新的可贵的探索。《诗经》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诗歌总集,在它产生迄今的漫长岁月里,一直流传人口,讽诵不衰,并对后世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自汉以降,《诗经》研究从未间断过,学者云集,著     

《诗经》注释新解

准确地注释《诗经》，是研究《诗经》的重要工作之一。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古今学者在注释中值得商榷的问题，提出了笔者的新解。     

方玉润及其《诗经原始》研究述评

在梳理近百年方玉润及《诗经原始》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对方玉润生平及著述研究、《诗经原始》版本、文献研究、诗经学特色及诗学理论研究的相关问题和研究进程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提出了《诗经原始》研究发轫期、高峰期、转变期、成熟期的基本时间分期。     

读诗札记──《国风》新解

准确地注释《诗经》词句的原意，是研究《诗经》基础工作，也是最重要的工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古今学者在注释和解题中值得商榷的问题，提出了新解。     

百年来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比较研究述评

朱熹《诗集传》间采三家,辨正旧解,为诗经宋学代表之作,其对诗经汉学既广泛继承,又多有批判.20世纪以来研究朱熹诗经学论述著作纷纭,异彩纷呈,关于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亦是成就斐然.20世纪上半叶较少出现专门著作,以胡适与傅斯年等学者为代表,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皆肯定了朱熹诗经学的创新价值及开拓意义.20世纪下半叶,朱熹诗经学的研究蓬勃发展,但有些学者还带有阶级理论的烙印,在肯定朱熹诗经学对诗经汉学有突破之功的前提下,亦指出其研究视域的局限性.新世纪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更加深化、细化,对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也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尤其是裴云龙先生的论述到达了前人所未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