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天志、非命思想新探

春秋以来，随着人文主义思潮和重民思想的兴起与发展，传统的天神、天命思想受到许多人的怀疑、否定。墨子受当时环境的影响，对天神和天命做了一系列改造，创造了天志、非命说，使天神和天命为自己的学说服务。     

词语语义加工中N400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作为语义加工大脑指标的N400成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研究者从词类、词频、拼写相似性、语义关联、词语具体性、语境以及词汇隐喻等方面对词语语义加工中影响N400成分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对词语的出现条件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对词语列表中的词语的考察脱离了语境的制约，对完形填空中词语出现概率的考察受到句法结构的制约。本文对这些影响N400成分的因素进行了评述，建议该领域的研究重点可以倾向于脱离句法结构的条件限制，考察不同结构中词语或词语组合的语义加工过程，倾向于词语语义加工的跨语言渗透，并提出在词汇学习或教学中遴选词语的策略和语境制约的作用。     

《天问》“授殷天下”节确诂

《天问》“授殷天下”节四句有多处误字，应予校正。此节闪烁着屈原反天命论的思想亮点，因而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屈原从怀疑天命论出发，对商纣王作了某种肯定，体现了诗人实事求是的精神     

论周人政治原则中的复古精神

周人在对殷亡周兴的历史进行反思中得出以下认识 :国家的兴替是由天命决定的 ,得天命者兴 ,失天命者亡 ,天命转移的唯一依据在于统治者能否固守其“德”。而周人的先王就是因为具有上天所喜好的这种“德”而得到“天命” ,因此 ,周代统治者提出了“帅型先王”、“古训是式”的政治原则 ,试图通过向先王学习 ,谨守其德 ,以保证天命永远地驻留在周人身上。这种尊祖守旧的思维方式势必将周人引向政治观念上的复古     

孔子天命观的后现代诠释

为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借鉴中西思想,吸纳了后现代存在论对天命的言说路径,以儒家典籍为根本,通过对孔子所讲的"天"、"命"、"天命"的考证,提出了孔子天命观由"知"而"畏"的"天命"感悟路径、由"知天命"到"畏天命"二重整体道说的"天命"所在以及由"畏"而"知"的"天命"伦理关怀.     

海德格尔的“天命”之思

“Geschick”（天命）问题在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中处于一个核心位置。此问题事实上与“存在问题”具有最内在的关联。因此，通过对海德格尔思想中天命问题之基本意义的阐释,我们就能够赢得对其思想的一种更为深邃的理解。海德格尔的 “存在之天命”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正式开端，从此以后就成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核心表述。这一思想的基本内容可以在下述断言中得到概括性的表达： 存在之天命既赋予存在以根据，也赋予人（思想）以根据,由此可见，海德格尔的天命之思乃是其本有（Erignis）之思的进一步深化。     

《三国演义》天命空间叙事

《三国演义》中约有120次的天命描写, 这形成了《三国演义》空间叙事的天命空间叙事部分。天命空间的存在源于中国古人的宇宙观、天命观, 它由四个层次构成。天命空间对《三国演义》的整体叙事起到了掌控的作用。     

新书导读

张海英博士专著《先秦道家天命鬼神思想研究》2014年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针对不少研究者提出的先秦道家不相信天命和鬼神的观点,用大量的具体论据进行了批驳,认为道家相信上帝,也相信天命,道家所言天、命依然具有神性义。道家并没有否认鬼神,也有灵魂不死的观念,但对鬼神的权威表现出一种超越思想。对当时社     

论司马迁之天命观及神义论问题的解决

司马迁是不折不扣的天命论者.由于对一些史料的错误理解,不少人认为司马迁怀疑天命、甚至否定天命.其实,司马迁主要从道德的角度理解天命,这导致神义论难题的出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司马迁拓宽了报施对象的范围,确保了道德之天的存在.     

试论科技翻译中专业词语的表达

科技翻译的难点之一是专业词语的正确表达。文章通过对专业词语的正确理解、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新词语的处理方法、字面相同的词语的翻译等的分析，对专业词语的表达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从事科技翻译的工作者有一定实用价值。     

孔子天命观的伦理学取向

责任问题是伦理学的重要关怀,借鉴后现代存在论对天命的言说路径,通过中西思想的比较研究,感悟孔子天命观由＂知＂而＂畏＂的＂天命＂路径、由＂知天命＂-＂畏天命＂二重整体道说的＂天命＂所在,以此洞见孔子由＂畏＂而＂知＂的＂天命＂伦理关怀,承担＂天命＂的永恒责任。     

《异苑》中的天命观念及其意识形态功能

《异苑》等志怪著作将人世穷通祸福的规律建立在天命之上,于是使人们对自身境遇的认知,被封闭在“境遇—天命”的循环之中。既然目光焦点只及于天命,于是无论对天命的态度是安而受之或是知以用之,都是已然预认天命对人世的支配性,从而就此排除了对造成境遇不公的社会根源的探究。因此魏晋南北朝士庶天隔、门地二品等明显不公的社会现象,其不公的缘由便不被理解为社会制度所致,而是被归于天命的偶然性,于是天命观念便发挥着意识形态的功能,从而使社会不公的现象得以长久存在。     

孔子“知天命”之本义及其途径探索——对徐复观《释<论语>“五十而知天命”》一文的再思考

孔子五十而知的"天命",肯定不是徐复观所说的"道德性之天命",亦不是20世纪后期意识形态下祛魅的"天命"(自然规律),孔子是确有其信仰的,即沿袭着西周以来传统的天命观念。古代儒者多沿袭前人之说承认孔子有天命信仰,但对孔子所明确坦言的知天命的"知之途径"(即孔子是如何知得天命)的讨论却寥寥无几,今之承认孔子有天命信仰的学者亦似乎较少注意到这一点(即便注意到了,亦因难说而少言,乃至不言)。这对于21世纪的孔子学说的研究而言,不得不说是一种极大的遗憾。     

“时命”与“时中”:孔子天命观的重要命题

孔子的时遇、时运思想,表明他已经将时的概念与其天命观念联系在一起进行深入探讨。时命一词虽然出现较晚,但其基本思想早在孔子的理论系统中就已经形成,孔子关于时的言论多蕴含其意。《中庸》所载的时中之论亦是孔子时命观的一个重要命题。先秦时期的天命观念在商周之际有一个重要变化,那就是由天命的不可移易,变为天命的可以以人之德而转移。天命观的这个变化虽然是一个巨大进展,可是,这一变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天命的权威。天命还是高悬世人头上的铁板一块,人们在它面前并无自由可言,只能俯首贴耳地绝对顺从,其所强调的是以个人的高尚德操博得天命的眷顾。孔子的时命观念,给生命个体开辟了总体天命观念下面的一定的自由维度。它关注的不再是天命的绝对,而是个体的相对自由,是个体的存在状态,这应当是先秦时期天命观念的又一次重大进展。     

从孔子与墨子的天命论看儒家与墨家的不同命运

在先秦百家之中,儒家和墨家以天为本,孔子和墨子都恪守天命论,不仅断言人命天定,而且都积极祭天。然而,孔子与墨子所讲的天及天命论具有不同的内涵,这具体表现在上天不同的命定方式：孔子之天是先天的,墨子则是后天的;孔子之天是一次注定的,墨子则是数次注定的;孔子强调上天的随机,墨子注重上天的因果。更为重要的是,对上天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二人对命的不同对待：孔子认为天命不可知而畏惧天命;墨子坚信天命可知而顺应天命。孔子和墨子的天命论对后世产生了不同影响：一坐待,一进取;一等差,一平等。这些不同的思维方式、社会功效注定了各自不同的历史命运。     

先秦“天命”观的发展及其道德内涵 ——从周公到孔子

"天"及"天命"是中国传统伦理所预设的道德彼岸."天"及"天命"作为文化概念的提出在西周初年,其道德内涵则因周公而确立.孔子继承并发展了周公的"天命"思想,使"天命"由眷顾天下的统治者进而惠及每一个有德者.个体"体天命"的过程亦是"天命"的道德内化过程.     

孟子正命论初探

孟子虽然信守天命论,但在天命中加入了人意的成份,在宣称人的命运由上天注定的同时,断言人可以通过修身养性来避免意外的变故而达到寿终而正寝。这不仅体现了孟子与孔子对天命的不同理解,而且与尽心知性知天一起构成了孟子主观唯心主义的主要内容。     

从檄文看政治观念的变迁——以先秦、两汉为论阈

天命和德是我国古代的核心政治观念,通过对檄文进行整体性研究,能够清晰揭示天命观念的人文化、公共化转向和德观念逐步成熟的演化过程,进而把握德扬天抑的政治观念变迁脉络。     

《天问》:对"构成思想"的反思

通过对<天问>从"构成思想"与"反思思想"的维度进行重新审视,可以得出"屈原的<天问>是我国最早的一篇运用反思性的哲学思维方式进行思想的哲学名作"的结论.战国时期理性精神的觉醒,引发了学者们对"天命"思想的反思,屈原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从宇宙时空,到社会秩序,再到个体存在各个方面对天命进行全面反思.屈原对天命的态度由怀疑、否定发展到批判,表明他的思想已经远远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思想高度.     

屈原《天问》四题

本文首先论述了《天问》产生的文化背景及屈原的理想情操，进而从总体上阐释了《天问》这首千古奇诗的思想内容。作者意在说明，《天问》反映了屈原的哲学思想和历史观点，表现了这位伟大爱国诗人站在时代前列的勇气，并提出了“天命反侧，何罚何佑”的反“天命”的理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