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内教坊及相关问题考论

唐代宫廷中的内教坊产生较早,除去在战乱中受到一些冲击,它几乎是和唐王朝保持始终。内教坊在组织上可能分为雅乐部分和俗乐部分,最高的乐官由宦官担任,低级的乐官则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等。普通的乐工则称为“弟子”。除了俗乐以外,在内教坊中还有雅乐。俗乐用于宫廷日常娱乐,雅乐则在由皇后参与的礼仪中使用。翰林内教坊是内教坊之外的另一机构,与内教坊无涉。     

唐代梨园乐官新证

梨园的乐官由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梨园供奉官、都都知与都知组成,其中梨园教坊使、梨园使、梨园判官是高级管理者,由宦官担任,不一定具备音乐才能。梨园供奉官、都都知与都知是低级乐官,不由宦官担任,具备较高的音乐才能,在梨园从事具体的音乐工作。     

辽教坊与演剧

辽教坊组织设四部,其职司主要是在宫廷有重大节日庆典时进行包括杂剧在内的散乐演出.辽教坊散乐的表演与中原地区传统伎艺相类,同时又带有本民族的特征.教坊杂剧演出内容风格与宋教坊演出有很多相近之处,彼此因地域相近而相互影响是极有可能的.     

中晚唐教坊之商业化考论

商业化是中晚唐教坊变迁的一大显著特征。其形成原因在于:第一,唐教坊的皇家私属性;第二,地方音声的繁荣与教坊乐伎的流散;第三,唐教坊的外雇之业与商业谋生;第四,唐教坊曲商业化之潜在特质。     

关于唐代教坊的三个问题

教坊始设于唐代,对唐代音乐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玄宗设立教坊的直接目的在于安置原藩邸的乐工与宦官;唐代第一任教坊使为范安及,教坊使的职能是管理乐人与音乐,他们与音乐才华没有必然的联系;青楼与教坊关系密切,盛唐时它是教坊选拔乐人之重镇,中晚唐以后教坊加强了对青楼的管理。     

唐庄宗时期宦官擅权干政问题探析

唐庄宗时期,宦官势力一度复兴,对后唐的军政时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唐末宦官集团促进了沙陀的兴起和发展,部分宦官参与了后唐政权的创建以及唐末宦官残余势力的聚集,是宦官势力得以再度复兴的重要历史背景,而唐庄宗恢复宦官担任诸司使职和宦官监军制度,则为宦官势力擅权干政提供了政治条件.宦官势力大肆擅权干政,产生了恶劣的后果,最终导致了唐庄宗的败亡.     

大晟府与教坊关系考辨

教坊是两宋时期最重要的俗乐机构,北宋中前期先后分属宣徽院、太常寺管辖.大晟府成立于北宋末年,是朝廷正式的音乐管理机构.关于大晟府成立期间教坊的归属问题,学术界一直未有定论.本文认为,北宋末年的教坊确为大晟府的属下机构之一,而这一结论之所以被质疑,其原因主要在于教坊主理的音乐为俗乐性质,与宋代王朝的宫廷内部的娱乐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大晟府所行使的对教坊的管理权就难免会为宫廷内侍机构所分享.     

中国回民教坊制探究

伊斯兰教自唐初传入中国,在回民中产生了一种特有的宗教组织制度——教坊制。它不仅具有伊斯兰教本身的特色,保留了伊斯兰教的信仰、制度、传统习俗,而且由于不断地适应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带有许多鲜明的中国特色。教坊制对中国回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过重要的影响和作用。通过分析中国回民教坊制形成及演变的社会历史条件入手,探讨...     

宣徽院与宫廷戏剧乐舞关系初探

宣徽院始置于唐,原本直接管理宫廷的音乐戏剧表演,其官带有技术官性质。五代以至北宋,宣徽院虽发展为总管宫廷事务的庞杂机构,但教坊等宫廷乐官仍隶属其下,宫廷乐人的乐籍一般也由宣徽院统领。辽、金、元各代均置宣徽院,且多与宫廷乐官机构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以上情况表明,宣徽院在中国古代音乐戏剧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     

《欢娱的巅峰：唐代教坊考》的方法论意义

盛唐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表征是诗歌创作与演唱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唐诗成熟与繁荣又和唐乐有重要关联。唐诗在唐代的重要表现形式是“歌诗”, “歌诗”的发展则与唐教坊关系密切,唐教坊作为一个准娱乐行政机构,在唐诗创作与传播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王立著《欢娱的巅峰:唐代教坊考》,从制度层面对此做一解读,并在方法论层面上做出了系列突破。      

论唐朝后期的宦官专权

唐代后期宦官掌握军权主要是通过宦官担任军职、专典禁军和宦官监军制度而实现的.唐代后期枢密使的设置则为宦官控制政权提供了机会.唐代后期的政治腐败,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又进一步加剧了宦官专权.宦官的专权使唐后期政治更加腐败;加深了唐后期的社会矛盾,导致了唐朝的灭亡.     

《教坊记》曲名与《全唐五代词》词牌名关系初探

作为盛唐时代重要的曲作文本，《教坊记》中的编曲不仅供宫廷演唱之用，有时也作为宫廷舞蹈的配乐，展示了有唐一代音乐的丰富多彩与繁盛景象。教坊曲的流传、演变和唐五代词牌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教坊曲名为词牌名沿用。从教坊曲向唐五代词牌的转化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时代巨变和城市娱乐文化对于词体文学发展的影响。     

唐代宦官供奉官考

唐代宦官供奉官是不同于内侍省职事官或内诸司使的第三类称谓。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专职供奉官,侍奉在君侧以备顾问应对,执行奉使宣谕等任务;二是内诸司使兼任供奉官,由于部分内诸司使供职内廷,兼任供奉官则可经常接近皇帝;三是荣誉赏赐的加衔。等级上,最迟在咸通年间基于服色,已形成紫衣供奉官、绯衣小供奉官,包括绿衣供奉人员在内的等级鲜明的序列。相应的身份地位和任务等不尽相同,体现了宦官供奉系统逐渐成熟完备。宦官供奉系统具有鲜明的"私"的特征,是唐代皇帝意图建立个人权威系统的尝试,也是唐代加强中央集权制的一项政治措施。     

论唐教坊的历史渊源及属性

唐代教坊机构的设立,是乐分雅俗观念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汉魏以来俗乐管理职能,其与太乐系统并存,在隋代以"设坊教乐"而得名,入唐后逐渐以中官为使,归禁中管理,为皇家私属。     

刘几与花日新的郊游--兼论北宋中期教坊乐和雅乐之改革

雅乐主要负责宫廷祭祠音乐,教坊乐主要负责朝廷宴饮音乐,从北宋初期至中期,二者乐律不同,乐器有别,歌词体制相异,泾渭分明。这一情况至神宗时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花日新和刘几,一为教坊副使改造教坊乐,一为太乐修定官改制雅乐。二人一前一后的改乐,体现着雅俗的互动互补。花日新主张教坊乐去噍杀之声,“导中和之气”,俗中求雅,更将新乐施之于雅乐殿堂,另一方面,刘几等人在太乐的改造中也自觉地吸收了当代教坊俗乐成分,将教坊乐主动的“拿来”,以至雅乐中出现“郑卫”之声。而刘几的改乐显然于花日新改乐有着很强的承传关系,其“律主人声”的制乐观与花日新要求的歌者之声与乐律之和协配合前后非常一致,体现着共同的音乐主张。从刘几等人和花日新的交游中,宋代乐工与词人的合作情况亦可略见一般。     

略谈南北朝宦官的军事表现

南朝宦官的品秩要比北朝低得多，这就决定了南朝宦官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远远不能和北朝宦官相比。南朝宦官在军事方面的表现，多为个剐偶然现象，北朝宦官的军事职务往往是与刺史、郡守等地方官联系在一起的。北朝宦官的军事职位的品秩比较高，都在四品以上，这样品秩的军事职务，加重了宦官的社会政治身份，同时也使宦官拥有军权，进而为影响北魏的政治生活提供了必要的军事因素。     

大晟府词人及乐官编年考略

大晟府词人及乐官的编年,有助于宋代文学及职官研究的深入。今据相关史料,在前贤所考定29人的基础上,新又考出40名大晟府乐官。其中,对44名"可考任时和官职的大晟府词人及乐官"作了大致的编年,其余26人则归入"待考任时或官职的大晟府乐官"部分,以供学界进一步研究。     

辽代教坊乐及其对其他民族乐舞艺术的借鉴

辽代宫廷教坊乐借鉴并承袭了我国古代的礼乐制度 ,在使用上有严格的规模和规定。在内容和形式上 ,融合并借鉴了其先源民族、西域民族及中原汉民族乐舞艺术之精华 ,又继承了本民族乐舞艺术传统 ,从而形成了集民族性、地域性、与中原文化的相通性等特点。     

论汉魏之际乐官的迁徙、分化及影响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战乱频繁,汉廷乐制崩坏,乐官、乐工、乐器等多亡于战火,幸存者也流散四方。官渡之战后,曹操平定北方,流散四方的乐官逐步回归中原。随着杜夔等音乐人才的回归,曹魏音乐官署与乐制得以重建。这一时期的宫廷音乐有雅俗之分,并互相竞胜。曹丕之后,俗乐占居优势地位,逐步取代先秦古雅乐,形成混同雅俗的新雅乐,并用于元会等重要礼仪场合。汉魏之际乐官的迁徙、分化及竞胜直接作用于音乐,对当时音乐中心的转移、音乐官署的兴废、音乐曲调的变化、雅俗乐地位的消长等有着显著的影响。乐官的回归中原、音乐官署的重建,促成了雅乐、俗乐歌辞创作的兴起和建安文学的繁荣。     

论宦官在明初参与西北茶马贸易活动中的作用

宦官在明初西北茶马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洪武八年明太祖遣内使赵成往西番市马,到洪武二十五年,司礼太监庆童和尚膳太监而聂到陕西河州、必里卫等卫市马,宦官被委以重任。由于洪武朝皇权力量强大、制度健全,宦官皆能奉公行事,且有政绩,并延续永乐、宣德时期。与英宗以后宦官大量参与茶马走私、专权干政相比,宦官在明初茶马贸易中取得的巨大成效,对于加强明王朝与西北藏区经济文化联系,维护西北边疆稳定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