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法基本范畴之国家权力与社会经济权利

人类社会从野蛮向文明的过渡中,伴随着社会权力的演变和向国家权力的过渡,社会权力在被国家权力取代的同时又有着很大程度上的保留。后形成的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社会权力的作用。社会经济权利由此在法律层面上独立于国家权力而存在,但社会经济权利的实现始终依赖于社会经济权力,只是在国家形成后,国家权力为了妥协于社会经济权力代为实现了部分社会经济权利。     

以社会制约权力——试论托克维尔的宪政思想

托克维尔认为,随着民主时代的到来,平等对自由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其主要体现为国家权力的膨胀和多数的暴政.鉴于正式的国家制度不能彻底消除这一威胁,托克雏尔提出了以多元社会制衡权力,即"以社会制约权力"的宪政构想,注重寻找抵抗专制的诸种社会因素和力量,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为限制权力和保护权利的宪政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     

从价值层面论证社会权力存在的必要性

作为一种权力形态,社会权力的存在具有必要性.它不仅有效地弥补了国家权力之间监督制约的不足,发挥着监督和制约政府权力的作用,而且有助于社会治理的实施,有助于权利的保障与实现.因此,社会权力的存在与发展对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权利与权力的分野与暗合——对个人与国家权利关系的一种解析

从现实层面讲,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是分野的,因为它们在理论上是两个独立的法学范畴,在实践中又是两个不同的权利运作模式.从价值层面讲,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又是暗合的,因为国家权力在本源上来源于个人权利,并在终极意义上应当服务于个人权利,实现权利与权力的有机统一是现代民主与法治的本质要求.     

法治悖论及其消解

法治的目的是要限制国家权力,而为了限制国家权力又需要国家权力,这就形成了法治悖论.法治悖论的解决不能依靠国家权力间的相互制衡,而必须依靠向市场和社会分权,用经济权力和社会权力来制衡国家权力.     

司法审查为何运行不畅,行政诉讼如何走出困境--从权力(权利)制约角度分析司法审查陷入困境的症结与对策

中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在实践中运行不畅,其症结就在于司法审查所要求的权力分工与制约无法实现,权利与权利及权力与权力不对等、不平衡(即权力结构不均衡),没有市民社会里的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因此培育成熟的市民社会,健全党对司法审查工作领导的方式;完善利益分配机制,消除行政权对司法权的非正当控制,等等,则不能不是我们走出司法审查困境的可取对策.     

经济组织化对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深度融合的作用效应

以企业为主要形式的经济组织在市场经济下适应性发展，市场经济通过经济组织化走向繁荣，二者是在交互作用中不断融合发展的。经济组织通过规范人的社会属性和行为特征在改变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治理秩序的同时，也推动社会趋向全面的组织化。从宏观结构的视角，经济组织已将我国社会从工业化时代带入了信息化时代，并促使社会权力结构呈现出一定的层级化、平面化样态。未来当物质积累达到更高程度后，随着社会组织化进程的加速，社会的权力结构将重塑，继而形成立体化的复杂系统。由于社会主体之间的权力结构在截面层级形成的对等权力关系与法治社会内在需求的对等化权力结构正好相契合，〖JP2〗所以经济组织化在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促进法治社会的形成，进而实现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的深度融合。     

论公民自治权与国家权力的衡平:社会契约论视角

国家权力来源于社会个体权利,社会个体权利是国家权力获得正当性的依据。当国家权力具有相对独立性之后,其行使应遵守一定的规则和界限。在社会契约理论下,稳定的社会治理结构应当既能够给予国家权力必要的权限,又要对国家权力加以必要的限制,以避免国家权力对公民自治权的不当干预;既能够维护公民的自治权,又要防止公民自治权的滥用,破坏社会秩序。从一定意义上说,稳定的社会治理结构应当是一个公民自治权与国家权力保持平衡的结构。卢梭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内涵,对处理我国公民自治权与国家权力的平衡关系具有深远意义。     

论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嬗变

权力是政治国家的主导运行规则,权利是公民社会的主导运行规则。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反映了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以利益为联系纽带的对立统一关系。权力具有社会性、非对称性、强制性、与职责相对应性;权利体现自主性、公认性、与义务相对应性。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努力维护权利、切实保障权利、充分享有权利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当代中国要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实现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根本转变。     

权利域中的权力制约: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自由主义解读

自由主义面对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共生中的权界冲突性于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主张并付诸于实践:传统自由主义显示了权利的傲慢与权力的卑微;现代新自由主义进行权力提升式纠偏,却陷入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权力扩张困境;当代自由主义权利复归下的分歧犹在,但面对现实的折中已是必须。不断地自我否定是自由主义寻求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实践合理性的具体呈现,权利域中的权力制约是自由主义构建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基点所在。实现权利与权力关系具体性与历史性的有机统一,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社会权力的来源及对教育管理的启示

社会权力是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精神权力并列的范畴.社会权力来源于社会契约、公众的委托、认同和接受.教育及其管理中的权力更多意义上应是一种强社会权力,弱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如果我们不能正确认识教育行政和学校管理中的权力问题,就会导致教育行政的官僚化和学校的无机化,无法建构真正意义上的校本管理.     

论社会对权力的制约——以行业协会为中心展开的研究

权力对权力的制约虽然有极大的功效 ,但这种制约是有一定的缺陷的 ,它必须通过社会对权力的制约作补充。由于行业协会是市民社会的基础性力量 ,因而市民社会对权力的制约在很大程度上应通过行业协会来体现。行业协会在制约权力与促进民主化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有助于民主化进程的启动和巩固 ,能够对国家权力形成较为有力的制约 ;有利于国家与私人组织 (企业 )间的沟通 ,有助于培养治理国家的技巧 ,以及有助于塑造契合现代民主体制的公民文化等     

再论文化产业正义: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

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是人、社会和国家权力与权利的延伸和表现形态,有着塑造人、社会、国家的功能。宪法对国家和公民文化权利的规定,建构了文化产业权力和权利的基本关系,构成了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产业权利最核心的正义关系。重建文化产业发展的公民、社会和国家的权力和权利关系,在建立和树立实现市场经济正义的同时实现文化产业正义,从而使得"文化产业正义"成为"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正义体现,用公平、均等的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观,建构中国新文化产业正义观和新的国家文化安全观。     

正当性:社会权力运行的基本原则

正当是一切权力行为所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社会权力也不例外,也必须遵循正当性原则,否则,就会受到来自包括国家权力在内的各种权力的打压.而判断正当性的标准就是权利.     

马克思社会权力思想及其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马克思社会权力思想既注意到了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同质性,又科学解释了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张力.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运用了“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法,说明社会权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对现实社会权力展开批判.马克思的社会权力思想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市民社会制约政府权力的思考

以社会制约政府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首先 ,个人权利是人与人之间的认可和许诺 ,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世界无所谓权利 ,权利的实现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权利让渡。而国家权力的实施归根到底是一种公共选择的结果 ,在具体的操作中完全可以不顾个人的意愿而进行。通过确定一个稳定的秩序 ,国家权力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最有效工具 ,但同时又是个人权利的最大最危险的侵害者。因为在政府权力面前 ,个人显得太渺小 ,以致于对政府权力的侵害无能为力。而市民社会本身就是政府产生之前个人权利交易的场所 ,代表了个人权利的复杂集合…     

论监督权力和监督权利的关系及良性互动的实现

公民的监督权和国家机关的监督权是词义相近但性质和含义却有很大差异的两个概念,公民监督权利的法理基础是人民主权原则,国家监督权力的法理基础是权力制约原则.公民监督权利行使的强弱和频繁程度主要取决于国家权力行使的合法、合理、公平、公正性.当监督权力弱化或失效时,公民监督权利行使的频率会大大增加以对监督权力的空缺进行补位.在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时,应注重健全和完善监督权力、实现监督权利对监督权力的制约、发挥监督权利对监督权力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最终达到监督权力和监督权利的良性互动.     

试论公民社会权利的制度保障

公民社会权利是指公民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从社会获得基本生活条件的权利,而且当基本生活条件不具备时有权要求国家予以提供。由于民主的制度缺陷,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导致的城乡差别,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国家公权力制约不足使公民难以平等分享社会发展成果,且无法得到国家权力的有效保障。因此,切实推进民主制度,改革户籍制度,加快城市化进程,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权力监督制度才能切实保障公民社会权利的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对民主制度的推进,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对权力监督的强化都将成为从制度上保障公民社会权利实现的有力依据。     

论权力社会化

在权力起源、权力归属、控权、用权、夺权等与宪政有关的权力理论之中 ,应当加入权力社会化理论 ,其目的在于将过大的权力还原为权利 ,以保持权利与权力之间适当的份额比例。在权利份额不足之时 ,权力社会化是增进权利最为直接的方法 ,也是权利主体主动回应和契合国家并进而形成权利与权力良性互动关系的必要条件。权力社会化也是消解过大国家权力的最为有效的方法 ,它有益于国家权力的控制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权力社会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还需消除对权力社会化的误解并注意选择适当的社会化方式。     

亚洲政治发展比较研究的理论性发现

基于对亚洲地区日本、韩国、印尼、泰国、新加坡、伊朗、越南、菲律宾、印度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政治发展状况为期5年的考察和调研,可以发现,政体结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是构成政治体系的基本结构,其中政体结构对权力结构具有规制作用,利益结构对权力结构具有建构作用。亚洲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新兴社会集团是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其获取政治参与和政治权力的努力导致政治体系的变化。而相对于美国政治发展中权力与权利的双重开放,亚洲国家普遍采取了保障民众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的"对冲"发展策略,以防止权力开放导致的社会政治冲突,旨在发挥推动工业化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生产性激励"效应。"快亚洲"与"慢亚洲"的差异表明,传统社会结构限制了国民的平等权利,且易于形成垄断性的分利集团,因此成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传统社会结构的瓦解程度较高。权力集中程度较高的政体更倾向于优先推进社会理想目标的实现,更适合于发展中国家;而权力分散程度较高的政体更顾及民众的现实利益诉求,更适合于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