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法治建构的理性审视

法治作为人类向往并追求的一种治国方略和理想状态,存在着人类所共同认可的一些具有普适价值的理性精神.这种共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搞清的首要问题.同时,由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各个民族在法治的理念和制度上又必然各具个性.因此,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要以史为鉴,既要防止法治浪漫主义,又要摈弃法治虚无主义,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之路.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兼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邓正来先生关于中国法学研究的四种模式受制于“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影响,必然会导致缺失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的观点值得质疑.这四种模式都是学者们为建设中国法治而作的理论努力,它们在学习、借鉴西方优良法律文化的同时,始终将思考并勾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历史表明,中国从来就没有缺失过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始终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图景的实现和完善,这同时也是中国法学的去向.     

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思考——学习党的十八大关于法治建设的论述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及"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部署,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由"法律体系"的构建向"法治体系"构建的转变。这一转变,更加明确了法治是治国的机制方略和行动纲领及其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价值意义;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内涵;勾勒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发展路径。     

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

针对"法是怎么适应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命题,以1978年以来的"第三次法律革命"为时代背景,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历程予以回顾,按照理想类型的方法可归纳出"社会管制""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这三种国家治理模式。"拨乱反正"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制"模式,强调法治的价值启蒙,以"压制型法"为手段、追求政治领域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制度设计,以"自治型法"为手段、追求经济领域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实践关切、以"回应型法"为手段,追求社会领域的共建。中国经历35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就,但仍没有完全实现现代法治建设所追求的"法治秩序","社会治理"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理念。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几个问题

"和谐社会"是人类自古以来孜孜以求的一种理想社会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历史的、综合的、动态的概念,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解决"转型期"中国社会出现的诸多矛盾和问题的迫切需要.     

“基督教及其信仰是西方法治的基础”质疑

中国法治建设遭遇了困境,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这与缺乏宗教的支持分不开.他们提出,西方世俗法治的成长得益于基督教的信仰的支持,近现代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就是建立在过去两千年中基督教所创造的各种心理基础和多种价值之上;西方法律与西方宗教本来相通,法律信仰和宗教信仰本质上是一回事,等等.固然,基督教曾对西方法治发挥过积极作用,但称之为"基础"则言之过甚.学者以此为中国法治困境"诊断",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法治的蕴涵与法治社会模式的构建

缺少法治,是当前困扰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所在.中国要建立法治,最基本最重要的是要在全社会培养一种法治文化.要深刻理解法治的蕴涵、规则及现状,努力构建法治社会的理想模式.     

走向法治文明的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回顾与思考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法治建设的伟大历程中,我们实现了从人治到法制、又从法制到法治的不懈追求,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了宪法,使我们的治国方略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在这一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我国法治建设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在对法治形式的简单追求之上,而是在推进法治的历史进程中,将法治文明作为我们三十年来法治建设的重要价值目标。从而使这一更深层次意义上的法治建设目标成为了我们法治国家状态所体现的文明,并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一并成为我们制度文明建设的追求目标,推动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和谐社会之关联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我党根据新形势下的具体国情,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局出发,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这一决策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及执政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我党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和谐社会的实现必须有一个法律制度作保障,法律制度的构建则需要一个最佳的法治理念,换言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前置.     

法治理论的新探索--评徐祥民新著《文化基础与道路选择--法治国家建设的深层思考》

对法治理论的探索一直是我国法学界理论探讨的热点,因为我们选择法治的目的不仅仅是,甚或不是把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写入宪法,而是希望法治国家的理想真正地实现.徐祥民教授的新著<文化基础与道路选择--法治国家建设的深层思考>(法律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层次的理论探索.     

中西法治观和法治体制比较及意义

现代意义的法治是源于西方的法治观和法治体制,中国传统的法治观和法治体制体现的法治实质上是人治.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陆续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并不断采取具体措施予以落实,但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道路依然任重道远,大有可为.     

法治理想的现实思考

法治建设已经是中国现代社会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十分确定的方向，但是由于历史和传统化的原因，法治理想并不是中国社会内生之物，更多的是依靠外在教育和政府推进。理想主义对法治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正在进行的依法治国建设如果不能培养出具有自己民族精神的法治理想，终究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     

浅析礼义文化和法治建设的背离与契合

对礼义文化的品味必须置身于特定的历史视域,同时又要超越这一视域,形成了现实与历史之间互动循环的对话,从而才能找到了文化传承的根源和中国古代文明相对于现代西方文明没落的原因."古代中国人在整个自然界寻求秩序与和谐,并将此视为一切人类关系的理想."这是古代中国礼法文化的精髓所在.从先秦延续到清代儒家学说莫衷一是,然而有一个共识,即"义礼"伦常道德观念.今天,打破或重构古文化价值体系是法治建设的需要所在,但是我们要变革的更多的不是制度上的,而是文化观念上的.     

法理学的主体性:关于法学中国化的思考

"依法治国方略"已经实施了十周年,中国的法治进程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我们的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提出,法治又被进一步强化了。这当然不是说我们的法治建设今后将是坦途。实际上,我国的法治建设才刚刚起步,作为执政党和政府主动推行的法治,其局限性是很大的。其中,最关键的问题也许是,法治的真正根基是公民社会对权力的制约,而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自觉意识。公民文化还在萌动之中,这意味着我国的法治还没有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这当然不是靠群众运动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我们的法律人和政治人有责任改变我们固有的臣民文化。现在,良好的契机已经到来,我们可以在和谐的旗帜下,探讨适合中国法治之路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法治方法。作为手段的依法治国与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提出,在思想史上标志着中国主流思想的重大变化:即主导性的思想已经超越并度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思维方式已由革命转向了建设。和谐的秩序是我们实现一切目标的前提。法治手段是一种趋于保守的方法,它是要用经验的方法解决问题;和谐的目标也是要把冲突控制在"量变"的范围内,其实现的主要途径是法治。法治虽然是治国的方法,但法治是法律人的目标,法治作为目标也是需要自身方法的。对这些可能影响中国法治进程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研究。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并没有质的区别,只不过和谐社会的建设使我们更加清楚了目标和手段。和谐意味着目标的中和;法治意味着实现手段的保守。尽管和谐社会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它不是自动实现的,不是人为安排的结果,而是博弈的结果。和谐社会是一个合而不同、承认价值多元的社会。和谐社会也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与斗争;需要各个领域的秩序与协调,社会链条上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会影响整体的和谐,因而对和谐社会的研究需要多个方面和谐。我们觉得,和谐社会的建设首先需要法治方法本身的和谐。在法治领域,我们需要在指导思想上衡平保守与激进、克制与能动、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在方法和结果上衡平文义解释与目的解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法律发现与创造等之间的关系。和谐社会需要我们尽力消解各个方面的冲突,尽管各种冲突在化解后仍然会不断出现。和谐社会的建设既有自然的成分,又有人为能动的努力。     

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发展的时代特征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发展与实践历程突出地表现出了三大时代特征:发展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一统性与多元性的有机统一.这充分展示了我国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性的"理论自觉",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逐步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表征.     

论法治的法制基础

建立法治国家,在法治社会里自由地生活,是千百年来人们孜孜以求的最高政治理想,而要实现这一理想,应当把法治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呢?本文仅就这个问题谈点看法.     

法治概念的多样性与一致性——兼及中国法治研究方法的反思

当下中国的法治理论普遍强调法治的价值内涵,而政治哲学的差异和道德主张的不同导致了对法治的多样性理解。在影响较大的几种西方法治学说之间,有着较为明显的一致性理论倾向,即仅仅强调法治的形式内涵、工具内涵、程序内涵,而并不触及法治的外部价值诉求或政治理想。法治是一个实践的概念,道德上的理想与政治上的抱负是法律应担当的使命,而法治所关心的乃是法律统治地位的确立与法律的有效实现。将法治狭义地界定为形式意义上的一种社会政治实践方式,一方面使得这一概念作为分析工具获得了使用上的便利,另一方面十分有助于从这一"简单化"的概念出发开放出与法治有关的种种理论问题,有助于区分和探求法治的实践路径或实践模式,有助于关注到法治的工具合理性及其有限性,有助于总结和发掘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人们对法治所寄予的价值期待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特别是确立当下中国法治实践的应有的价值目标。     

交往行为理论视野下的和谐法治

"依法治国方略"已经实施了十周年,中国的法治进程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我们的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提出,法治又被进一步强化了。这当然不是说我们的法治建设今后将是坦途。实际上,我国的法治建设才刚刚起步,作为执政党和政府主动推行的法治,其局限性是很大的。其中,最关键的问题也许是,法治的真正根基是公民社会对权力的制约,而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自觉意识。公民文化还在萌动之中,这意味着我国的法治还没有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这当然不是靠群众运动来解决这一问题。但我们的法律人和政治人有责任改变我们固有的臣民文化。现在,良好的契机已经到来,我们可以在和谐的旗帜下,探讨适合中国法治之路和解决中国问题的法治方法。作为手段的依法治国与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提出,在思想史上标志着中国主流思想的重大变化:即主导性的思想已经超越并度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思维方式已由革命转向了建设。和谐的秩序是我们实现一切目标的前提。法治手段是一种趋于保守的方法,它是要用经验的方法解决问题;和谐的目标也是要把冲突控制在"量变"的范围内,其实现的主要途径是法治。法治虽然是治国的方法,但法治是法律人的目标,法治作为目标也是需要自身方法的。对这些可能影响中国法治进程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研究。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并没有质的区别,只不过和谐社会的建设使我们更加清楚了目标和手段。和谐意味着目标的中和;法治意味着实现手段的保守。尽管和谐社会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它不是自动实现的,不是人为安排的结果,而是博弈的结果。和谐社会是一个合而不同、承认价值多元的社会。和谐社会也需要我们不懈的努力与斗争;需要各个领域的秩序与协调,社会链条上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会影响整体的和谐,因而对和谐社会的研究需要多个方面和谐。我们觉得,和谐社会的建设首先需要法治方法本身的和谐。在法治领域,我们需要在指导思想上衡平保守与激进、克制与能动、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在方法和结果上衡平文义解释与目的解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法律发现与创造等之间的关系。和谐社会需要我们尽力消解各个方面的冲突,尽管各种冲突在化解后仍然会不断出现。和谐社会的建设既有自然的成分,又有人为能动的努力。     

解释对法治造成的创伤及其弥合——没有逻辑基础的法治信念

"法律不确定性"命题对法治理论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使得法律人无法根据法律进行思考.法律的不确定性一方面来自法律必须解释才能使用,而法律一旦解释就会产生意义的流变;另一方面来自所有的法律规定都是假定,在众多的法律规定中,法律人的"自由"选择余地太大.如何在司法过程中不使解释成脱缰的野马,法治论者绞尽脑汁,提出了一系列维护法治捍卫法律客观性和合法性的命题,但似乎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也许法治就是一种理想,法治论者只能设法接近法治,而不可能完全实现法治.法治论者应该勇敢面对解释对法治造成的创伤并设法予以弥合.     

如何在法律基础课中贯彻“法德合治”

"法德合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国方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大学生,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法治意识和德治意识,将关系到我国能否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大事,将影响未来中国的社会面貌.法律基础课教师必须承担起这一重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教育和德治教育,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质和道德素质,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