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际交往、人际信任与社会距离——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群际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7省13市的抽样调查数据,重点考察了不同类型的群际交往以及人际信任对社会距离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群际交往对改善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之间的群际关系有不同的作用,亲密关系和同事关系的交往有助于缩小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社会距离,而邻里关系对社会距离没有显著影响。城市居民的人际信任度越高,对农民工的社会距离越小;人际信任度越高,交往频率对社会距离的影响越大。这表明群际交往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平等地位、共同目标、相互合作、制度支持和亲密关系等客观条件,还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态度。     

对群际接触理论的批驳与拓展——兼论高校民族学生关系发展的新思路

群际接触理论认为偏见源于错误判断,群际接触能有效减少偏见。在对平等的地位、共同目标与群际合作以及权威、法律或习俗的支持等群际接触的最佳条件进行批驳后发现:地位不平等并不必然产生偏见,群际合作也可能会产生冲突,社会支持未必降低偏见。实际上,按群际接触不同阶段采取针对性的接触策略,依靠认知扩展跨越群体差异,多方面控制群际合作过程,利用移情唤起改变内隐态度,都有助于降低群际偏见,抑制群际冲突。     

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与社会距离——市民与农民工群际关系研究

社会距离是衡量群际关系状况的重要指标,依据2014年“南京市城乡居民调查问卷”数据,从社会经济地位、群际接触的角度分析了市民与农民工间的社会距离。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社会距离影响更为显著,农民工受教育年限越长,主观阶层地位越高,感知到的社会距离越小,而市民主观阶层地位越高,对农民工施予的社会距离大;群际接触也有助于消减二者之间的隔离,促进相互融合,其中,社区参与程度、他群的生活经历与体验对于两类群体的距离感影响均显著,居住环境只对农民工影响显著。如果具体到通婚意愿,社会经济地位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相比农民工,群际接触对于改善市民对农民工通婚意愿影响有限。     

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群体交错污名研究———以郑州市A建筑集团农民工与B区社区居民为例

污名作为贬抑的标志,不仅造成社会排斥与社会交往矛盾,更是社会文明发展的绊脚石.近年来,针对精神疾病、肥胖、边缘群体等的污名化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污名化问题也成为了考察群际关系与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以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两大群体为研究对象,选取共计120名被试,分别通过外显测量及内隐测量的方式考察两大群体间的污名现状,探讨是否存在交互污名现象.结果表明,农民工群体对城市居民群体有着外显污名化的倾向而内隐污名效应并不显著;相反,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群体的外显污名较为缓和而仍存在较为显著的内隐污名.     

回报方式对个体在群际冲突情境中的决策动机及行为的影响

采用群际囚徒困境差异最大化游戏(IPD-MD)和群际囚徒困境游戏(IPD)的重复决策设计,模拟具有不同冲突历史的群际冲突情境,探讨不同回报方式对个体在群际冲突情境中的决策动机及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不论群际间是否存在冲突历史,个体在模拟的群际冲突情境中都表现出了一致的决策动机和行为特点:在虚拟回报条件下,超越外群体的竞争动机主导着个体的行为,个体捐献更多的游戏券到组间公用基金以最大化群体的相对收益;在现金回报条件下,使内群体受益的利他动机主导着个体的行为,个体捐献更多的游戏券到组内公用基金以最大化群体的绝对收益。回报方式对个体在群际冲突情境中的决策动机及行为有显著影响。     

群际关系的社会心理机制探析

群际关系是指人们把自己看做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而非单独的个体而发生的相互作用,具有易冲突性的特点。影响群际关系的主要因素包括社会类别化、相对被剥夺感、威胁与反威胁、信任与不信任。我们可以采用再类别化、交叉类别化、多元文化主义、接触、合作与相互依存、减少威胁、运用规范使冲突去人格化和第三方干预等方法来减少群际冲突,改善群际关系。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文化冲突对和谐社会建设的影响

运用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的"功能冲突理论",分析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文化冲突对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影响:有助于升华民族的凝聚力;有助于增强全社会的合作能力;有助于提高社会系统的服务能力;有助于扩大社会舆论的包容能力;有助于提高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素质;有助于促使社会管理新思想、新规范和新制度的产生具有"社会安全阀"功能.     

农民工问题的制度因素及制度创新

农民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从其出现之初,这个群体就处于一种权利缺失状态,并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制度供给不足、不当和创新不够,是农民工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因此解决农民工身份与职业的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必须创新造成农民工权益缺失的户籍、就业、社会保障、教育等基本社会制度.     

农民工工作场所越轨行为、污名效应与城市融合感知

采用对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5个城市建筑工地农民工工作场所越轨行为进行274份问卷调查所获取的数据,运用层次聚类分析越轨行为、污名效应与城市融合感知,发现存在生产过失型、政治斗争型、违法型和财产型4种类型的越轨行为,并测算了这些越轨行为存在不同的严重程度;55%以上的农民工认同越轨行为存在污名效应,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在污名效应方面不存在显著差距,污名效应与农民工城市融合感知显著相关。提出了减少农民工工作越轨行为、减轻农民工负面形象及增强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的群际关系的对策和建议。     

人际-群际非连续性效应介评

人际-群际非连续性效应是指群体比个体更富竞争性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研究者们整合了现实冲突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从群际互动和人际互动的差异角度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解释。这些理论认为,相较于人际互动,群际互动中的博弈双方更为贪婪,且对彼此更不信任,其决策更为理性。从该理论出发,研究者们提出了减少群际冲突的几条重要途径,分别是:关注长期利益,委任强硬的领导,诱发对外群体的同情和设置超级目标。在未来的研究中,还需进一步研究这些策略如何彼此补充,以期能对建构现实社会中的群际和谐做出贡献。     

从利益冲突透析群体性事件

伴随着社会的转型和体制的转轨以及经济资源和物质利益的重新分配与调整,群体之间矛盾激化、冲突频发。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利益均衡打破,利益表达受阻,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制度化参与空间受挤压。由此造成的非制度化参与的利益表达行为不断衍生,群体性事件时而发生。要消解利益冲突,搭建一个平等的利益博弈平台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根本的路径选择。     

进城、流动与保障——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综述

从研究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开始就已经展开了对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是否会影响企业竞争力的争论,至今尚无明确的答案,但是,这是农民工社会保障研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受到它的影响,目前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虽然这一领域的研究较多,但还存在诸多不足:第一,研究内容不全面:对社会保险研究较多,对社会保障其他项目的研究较少;从影响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因素来看,研究农民工个人因素的较多,研究企业因素的较少;具体的对策研究多,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总体性、前瞻性研究少.第二,研究方法较单一.吸收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采用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手段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进行总体规划和制度创新将是后续研究的方向.     

农民工融入城市之难的思考

城市化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不可逆转的潮流,而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这一群体能否真正融入他们为之工作的城市,对构建和谐社会、推进城市化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制度安排、社会心理层面对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深层原因进行了探析,提出了破除制度性障碍,政府应有所作为,切实帮助农民工应对现实中的各种困难,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等一系列对策,使农民工尽快融入他们所工作和生活的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长沙市农民工的抽样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无法明确定位自身身份,其身份认同模糊化倾向十分突出.务农经历、经济地位、闲暇活动、与市民交往情况、留城意愿、城市户口拥有意愿、理想职业等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有明显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模糊化倾向,与当今我国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社会急剧转型在不同程度上形塑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权利保障与制度建设——和谐社会视阈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

农民工已经成为目前社会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殊规模群体,他们是我国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滞后与缺位,广大的农民工群体仍处于社会保障的边缘地带.搞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工作,维护这一规模庞大的弱势群体利益,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结合我国农民工群体的自身特点和社会保障现状,提出了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几点设想.     

都市边缘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建构探讨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都市边缘农民工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身份的双重性导致他们的边缘性社会地位。由于体制、立法、思想观念以及社会舆论导向等方面的原因,社会保障制度在都市边缘农民工中缺位。建构农民工养老保障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同时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进行构建,不能顾此失彼。     

农民工社会保障体制构建的路径选择——以土地保障为基础

客观存在的诸多制约因素，决定了农民工社会保障体制的构建必然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尽管土地保障存在着一些不利影响，但由于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使得土地保障对农民工来说既具有合理性也具有必要性。以土地保障为基础，从解决土地保障和土地规模经营的矛盾入手，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充分发挥土地保障的积极作用、避免其消极影响，是农民工社会保障体制构建的路径选择。     

中国农民工就业矛盾研究

中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城市工业化的需求,使农民向城市移动无可避免.由于历史沉淀下来的城乡隔离政策、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农民工本身素质、就业规划性与方向性差等原因,导致中国农民工低端就业、不稳定就业、自我及后代无保障就业、两栖就业等,以及雇主的低成本雇佣、一些地方政府不断享受人口红利等就业矛盾尤其突出,带来诸多社会问题(资源配置失当、流动性加大、社会稳定等),农民工就业矛盾表现在宏观、中观及微观三个层次,只有在相应的层次发挥政府、企业、农民工组织、农民工个体及NGO等的作用,通过政策调整、目标调整、行为调整等来消除、缓解农民工就业矛盾,统筹城乡,建设和谐社会.     

农民工问题的伦理审视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的大规模跨区域流动日渐成为令人瞩目的社会现象,农民工问题日益被人们所关注。作为农业大国,我国在进行城市化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利益,妥善处理好农民工问题。因此,加强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社会实践意义。     

刍议农民工市民化在我国多维现代化中的独特地位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多维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战略问题,它有助于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结构优化、解决三农问题,加速我国经济现代化进程;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增强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政治平等意识和组织化程度;它也是推动我国文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因为无论是文化现代化还是社会现代化,都是靠人来推动的,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有助于农民工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现代化,而且有助于农民工社会生活方式及我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