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性灵说":中国个体诗学与"文的自觉"的成熟标志--兼议"性灵说"与中国诗学的主体间性

以庾信“性灵说”为代表的南北朝诗学理论与实践,标志着中国个体诗学和“文的自觉”的成熟;“性灵说”与现代美学中的主体间性有异曲同工之处;‘性灵说”所昭示的中国诗学的主体间性反映了中国本土美学固有的主体间性特征,它是中国传统美学与当代世界美学的接轨点。     

杨万里"合神与圣"诗学主张的理论及文化意义

杨万里“合神与圣”的诗学主张不仅以包融、博大的气度去对待诗歌传统,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包涵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即在南宋严酷的党争中,杨万里将杜甫、李白傲视不屈的大无畏精神与苏、黄自我镇定的人生哲学结合于一身,从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处世方式,并影响其文学思想的建构。     

袁枚大弟子孙原湘论—性灵派研究之一

孙原湘为性灵派主将袁枚大弟子，性灵派的重要成员。其诗学观不仅继承了袁枚性灵说的内涵，而且予以深化，堪称是性灵派之功臣。其诗歌创作亦抒写真性情，表现个性，具有性灵诗的审美特征；但却丧失了前辈讽谕社会的批判意识，又浪使才情于艳诗，不乏过失，实乃性灵派走向衰败的一个中介人物     

雅与俗:船山诗学的美学观念

船山诗学标志着中国古典诗学进入总结期。本文试图以船山诗学中的雅俗观为切入点来探讨其美学观念。全文主要整合船山雅俗观的理论根据,概括其理论内涵,并最终认为,雅与俗是中国古典诗学审美的思维方式,船山的雅俗观也是船山本人对儒家思想和儒家美学进行“补天”的重要思想。     

六朝公宴诗与游戏娱情诗学观

在六朝诗学领域,关于诗歌的本质和功用的理论概述,除“诗言志”和“诗缘情”两大诗学命题外,实际还存在着一种视诗歌创作为游戏娱乐的诗学观。尤其是公宴诗的写作包含着典型的游戏娱情的内容和特点,体现出六朝游戏娱情诗学观的基本内涵,在形成和发展这种诗学观中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     

论赵翼诗学与诗作之独创性

赵翼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诗人、诗论家,时代与经历造就了他特殊的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他的诗学理论以反对"荣古虐今"与强调"独抒性灵"为基础,将争新独创放到了核心位置。文章在探讨赵翼"反对荣古虐今"的鉴赏论基础与"强调抒写性灵"的方法论基础之上,挖掘其诗学中讲求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创新的独创内涵;考察了赵翼诗作中争新独创理论的具体呈现,即用典工巧而又立足现实、抒写性灵且常存隐意、思想形式双双出新。     

驻守与超越--李商隐诗学观论略

李商隐提出"属词之工,言志为最"的诗学观点是对儒家传统诗学观的继承与驻守.然而他的诗学观更多的是对儒家传统诗学背离主张"直挥笔为文",与儒家传统诗论的"主文而谲谏"观点是有明显区别的;重视诗歌缘情功能,提出"咏叹以通性灵",强调抒写性灵,反对文以载道,有意与"圣道"礼义相对;提出元气自然论,重视"真"与"美",倡导以情为文,体现其对儒家道统思想的超越.     

杨万里“诚斋体”的理学意蕴

杨万里是南宋时期著名的诗人、理学家。他在转益多师的过程中，形成了“活泼自然、饶有谐趣”的诚斋体。诚斋体自然而然的受到了理学的影响，是杨万里诗学与理学的完美契合。诚斋体的形成与理学中所提倡的“活处观理”“格物致知”的治学方法有密切地联系。     

杨万里“透脱”考

“透脱”是杨万里诗学主张的重要范畴之一,杨万里透脱的诗学主张来源于禅宗。通过对禅宗透脱含义的梳理,我们更为准确地了解透脱的真实含义,以纠正学界对其渊源和含义阐释的偏误。     

杨万里“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诗学理论的内涵解构

“以文为诗”是宋诗的主流创作思想,而南宋中兴诗人杨万里却提出“诗非文也,必诗人为之”的创作理念,从而打破了宋诗的总体创作格局。这一诗学思想是宋诗演进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它的提出具有两方面动因：其一是对宋诗“以文为诗”观念的反拨;其二是对理学家文学观念的修正。正是二者的合力作用,扭转了宋诗的发展方向,杨万里也因此成为两宋诗风变异的转关人物。     

"周扬现象"的文化研究

周扬在文艺表现上的两重性被称之为"周扬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周扬在其个人思想发展历程中所呈现的各种状态充分反映了中国在20世纪文化建设上的反复性、特殊性及先进性。文化与人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及文艺在文化转型期的先导作用是今天解读"周扬现象"的核心内容。     

“篇不谋而合,辞不修而工”——杨万里文学创作论探讨

杨万里是南宋创作成就斐然的文学家,他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文学主张独具个性,自成一家。他在文学的创作方法上讲＂活法＂,强调＂活法＂的最高境界就是＂师法＂自然。本文主要探讨杨万里文学创作思想中对创作方法的思考。     

杨万里梅州诗歌考论

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任职广东期间,在梅州写下了20多首诗歌。这些诗歌不仅记载了宋代粤东山区的人文和古生态景观,而且也使其诗风产生了变化;这对于研究宋代粤东历史和杨万里的创作历程,对于订正和填补梅州方志,都有重要意义。     

被“遮蔽”的文本——对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的分析及反思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作为对周扬的定评,文艺理论家的周扬却被"遮蔽",这是欠公允的。1941年前周扬在文学与生活关系上的认识是较为客观的,表现出他作为理论家的时代超前意义。他谈到毛泽东1942年所谈论的问题,包含着他作为文艺理论家独特的理论感受。这里立足《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对1942年以前周扬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作论述。     

杨万里各诗集创作时间考证

杨万里一生共有诗集九部，这些诗集先后作于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七月至开禧二年（1206）五月之间，依次体现了他不同阶段的创作特点。对各诗集的创作时间做具体考证，可更清晰地把握“诚斋体”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观照出杨万里文学思想演变的轨迹。     

“格物致知”对“诚斋体”诗学品格的影响探析

南宋诗人杨万里身兼理学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他在潜心学术的同时,不仅接受了理学"格物致知"的认识方法,而且将"格物致知"与诗歌创作在思维和审美领域里沟通起来.他所创立的"诚斋体",最大的特点就是以自然物象为主要的审美对象,并以独特的视角去对待宇宙自然."诚斋体"的这种审美特质与"格物致知"在本体论、认识论中所体现出的美学意蕴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力图通过"格物致知"与"诚斋体"之间关系的一个侧面,表明文化学术思想经过诗人这个中介,可以化为诗人的人生态度和人格精神,并经过心灵与情感的融会,成为审美化的诗性流露,杨万里则充分体现了这一中介作用.     

杨万里诗歌创作进阶与“诚斋体”的成型

一般认为,杨万里的诗风有4次发展变化,通过文本细读与数据统计可以发现:"诚斋体"的成型与诗人的创作进阶并不同步;《朝天续集》时期创作变化的实质是将七律改造成流转圆活的风格;求"变"伴随着杨万里的全部创作历程。就"诚斋体"而言,从个体诗风特质萌芽到定型的过程是诗人寻找新的语言、新的审美范畴,逐渐摆脱成法和定式,自然而然地对古典诗歌既有的单元化秩序进行解构的过程。不过以"趣"为审美核心范畴使"诚斋体"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局限性。     

作为政治话语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是在新中国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出现的。从其开始之初,即没有按照文学特有的规律和轨迹向前发展。作为文学话语,它已经失去了文学所应具备的审美属性,但是作为政治话语,它却使得自身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形象表达方式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不仅如此,民歌所蕴含的丰富的民间意识形态,在以文学话语面貌出现的强大的政治话语面前被主流化。另外,民众的广泛参与也使“新民歌运动”以政治话语的身份参与到政治节日化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来,从而显现着一个时代的生活特色和精神特色。政治话语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力量巩固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但文学话语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久而久之,文学话语失去了独特的、永恒的魅力,政治话语也失去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应有的积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