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刑法视角下食品安全犯罪之刑法规制

我国已经步入民生时代,我国刑法正面临着从国家刑法向民生刑法的转向,民生刑法理应成为食品安全犯罪乃至整部刑法典的立法理念。依照民生刑法,食品安全犯罪在刑法分则体系中应当被定位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其规制方案应当这样设计:通过纵向的法益保护前置措施,包括设置抽象危险犯、预备行为犯罪化、增设持有型犯罪,和横向的调控范围拓宽措施,包括拓展打击环节、增设过失犯罪和不作为犯罪,来实现刑事法网的严密化。     

英美刑法和我国刑法教唆犯罪之比较

英美刑法的教唆犯罪和我国刑法的教唆犯罪差异很大。本文试图从教唆犯罪的渊源、性质、未遂、及处罚来阐述二者的异同，以求得对教唆犯罪的进一步认识。     

中国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故意犯罪阶段形态之比较研究

对中国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进行比较研究, 有助于推动两地之间区际刑事司法协助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关于故意犯罪阶段形态的理论及其相关规定方面, 两地刑法主要在犯罪预备、犯罪未遂之概念及其处罚以及犯罪中止的表现形式等三方面存在差异。在上述几个方面, 中国内地刑法与澳门刑法是各有千秋, 各有优劣, 实有相互取长补短之必要。     

腐败犯罪刑法规避问题研究

腐败犯罪领域存在形形色色的刑法规避现象,如何应对,理论界没有达成共识,相关立法和司法处理混乱无序、问题丛生。不能将刑法规避行为简单地等同于一种新型腐败手段,或者仅针对某一类型的腐败犯罪刑法规避行为提出具体的刑事处置对策。应从规制刑法规避问题的视角展开理论架构,在梳理刑法规避行为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对腐败犯罪刑法规避行为进行刑事评价。具体的法治措施是:通过立法的及时调整限缩腐败犯罪刑法规避现象的存在空间,同时出台有关腐败犯罪刑法规避的司法解释,以统一裁判尺度。     

风险刑法、敌人刑法与爱的刑法

风险刑法旨在应对后现代社会或后产业社会中的新的危险源,肯定刑法的扩张和早期介入。然而,此种刑法观有轻视传统刑法保障人权之危险。风险刑法之适用有其限定之前提,即原子力刑法、化学刑法等为确保社会安全之必要应进行事先应对的若干领域。因此,其与传统刑法的能动关系可整合在“三角洲”模式里。另一方面,敌人刑法观与严罚主义思潮如出一辙,旨在应对恐怖主义或有组织犯罪群,把这类犯罪者视为社会的敌人而排除在社会之外。法治国家刑法与刑事程序法所保障的自由保障设施并不适用于这些共同社会的敌人。显然,敌人刑法作为刑法理论登场正是始于对法与爱的理解的欠缺。爱的刑法的任务在于,洗刷因犯罪而变得肮脏的人的本性之残渣,挖掘隐藏的爱的潜在力,进而唤起对于罪的羞耻心。     

论有组织犯罪的刑法配置结构--以国际刑法、区域刑法、国家刑法一体化为视角

有组织犯罪作为一种国内型、跨国型和国际型三种状态并存的社会犯罪,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结构性犯罪特点,对社会秩序的危害十分严重,因此,控制有组织犯罪的刑法配置结构就应表现出国内型、区域型和国际型一体化的结构性特点,只有三大刑法体系形成了一个结构和谐的整体,才能与有组织犯罪发生功能互动的关系,抑制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和蔓延。     

论英美刑法犯罪故意观

英美刑法犯罪故意观经历了从普通法的传统犯罪故意观到制定法的犯罪观过程,期间,学说众多,演变复杂。与我国刑法犯罪故意理论相比较,英国刑法犯罪故意观侧重"目的性",认识上的"必然性"与"准必然性";美国刑法犯罪故意观则只强调"目的性",而行为引起结果的"准必然性"属于"犯罪轻率"的范畴。     

我国水资源刑法保护机制探析

我国现行刑法虽然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以及其他涉及水资源的相关犯罪,但尚无真正意义上的破坏水资源犯罪的有针对性的刑事规范,致使我国频频发生的严重水体污染、水短缺和洪涝灾害等水资源问题无法真正得到刑法的保护与规制.刑法修正案草案(八)虽然从形式上对刑法第338条作了部分修正,但仍然没有明确规定水资源犯罪,水资源仍缺乏切实有效的刑事保护.应结合我国水资源犯罪的实际情况,针对我国水资源犯罪的立法缺陷,准确界定破坏水资源行为犯罪化问题,完善我国刑法对水资源的保护机制.     

网络犯罪刑法走向、反思与路径选择

网络犯罪经历网络对象型犯罪、网络利用型犯罪、网络智能型犯罪三个不同阶段，并呈现出不同的代际特征。传统刑法规范在应对网络犯罪时显示“窘迫”,“力有不逮”,积极刑法又导致网络刑法犯罪化、重刑化。积极刑法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宗旨“貌合神离”,并与传统刑法最后保障法的定位渐行渐远。网络犯罪刑事治理应当注重技术与法律相互支撑、良性互动、深度融合，注重刑事规范的明确性、系统性和罪刑均衡，注重象征性刑法限缩以坚守刑法功能。这既有助于维护网络安全秩序，又有益于防止国家刑罚权的过度扩张，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     

计算机犯罪的刑法规制缺陷及理论回应

计算机犯罪是新型犯罪类型,我国刑法对计算机犯罪的规制存在犯罪客体错位、侵入的“领域”狭小、单位犯罪主体缺失、主观罪过形式单一、刑事责任年龄偏高等犯罪构成缺陷,以及刑事处罚种类较少、刑事罪名不完备、网络空间管辖冲突和其他有关刑法理论问题,有必要在刑法上健全计算机犯罪构成和法定刑,增设计算机犯罪新罪名,确立网络空间刑事管辖权,新型刑法理论,完善计算机犯罪的立法模式。     

试论刑法中的不正当竞争犯罪

新刑法把不正当竞争犯罪纳入调整对象范围，需运用市场经济知识深入全面阐释不正当竞争犯罪的构成，特别是不正当竞争犯罪侵害的客体和客观方面。由于是首次在刑法中对不正当竞争犯罪加以规定，新刑法这一规定还有缺陷需加以完善。首先表现为未对商业贿赂犯罪作出专门规定，从而统一对商业贿赂行为在不同法规里的不同定性。其次是对某些不正当竞争犯罪的规定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不协调。     

被害人刑法理论地位思考

在犯罪事件中,被害人是犯罪事件的一方当事人,被害人在犯罪事件中的过错影响犯罪人责任的大小。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已经作为一方当事人参加诉讼,司法机关也已经将被害人过错作为影响定罪量刑的情节加以应用。但在刑法理论上,对被害人过错却没有给予必要的理论关注。因此,有必要将被害人及被害人过错纳入刑法理论体系进行研究。在刑法理论体系的设计上,将犯罪作为犯罪事件进行研究,先分析犯罪人和被害人双方的过错和行为,再分析犯罪人的行为;先分析犯罪人和被害人双方的事故责任,再分析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中国版权刑法的建构

知识经济时代,面对愈演愈烈的版权犯罪态势,世界各国扩展了版权刑事保护的覆盖范围,延伸了版权犯罪刑事处罚的辐射程度,版权刑法保持着一种与时俱进的张力.作为被动性和应急性立法的体现,我国版权刑法存在着罪名体系失之缜密、罪状设计失之科学、刑罚配置失之合理的缺憾.因此,在我国版权刑法的未来建构中,应当汲取国外版权刑法的有益经验,突出以下三点:在私人权利和社会公益的博弈中,确立版权人权利优位考虑的立场;把版权刑法从刑法大一统模式中分离出来,以附属刑法的模式引领版权刑法的扩张;科学设计罪刑规范,合理组织对版权犯罪的刑事反应.     

论我国刑法上的法律类推

我国刑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木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就是我国刑法上的类推制度。所谓法律类推,就是指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对刑法分则中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刑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的制度。我国刑法实行罪刑法定原则。刑法第十条明确规定,犯罪必须是“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也就是说,必须是法律有明文规定的行为。这是一般原则。但是,刑法第七十九条又规定,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刑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法律条文定罪判刑。因此,可以认     

刑法机能探究

在刑法机能讨论中 ,本文主张刑法三机能说 ,即规律机能、保障机能、保护机能。刑法的规律机能 ,是指刑法规范本身在其结构与运作中所表现出的积极作用。包括犯罪评价机能、刑罚基准机能和行为引导机能。刑法的保障机能 ,是指刑法所具有的防止国家滥施刑罚权 ,以及维护公民自由权利不受剥夺的积极作用。刑法的这一机能奠基于以民主政治为核心的法治国家的罪刑法定原则 ;其基本内容是 ,刑法禁止国家滥施刑罚权 ,禁止国家任意剥夺公民自由。刑法的保护机能 ,又称法益保护机能 ,是指刑法所具有的惩罚犯罪 ,维护社会秩序 ,使各种有价值的利益得以体现的积极作用。刑法的这一机能奠基于刑法的工具属性 ,具体表现为社会秩序的维护、各种法益的保护。     

刑法观的更新与刑法完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产品经济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逐渐取代后,作为上层建筑的刑法观也应随之更新、转变。那么,刑法观的这种更新应包含哪些内容,并在刑法完善中如何体现?笔者就此提出一些看法,求教于学界同仁。一、树立保护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刑法观刑事立法始终面临着犯罪化与非犯罪化这样一个二律背反:一方面,要扩大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把亟需由其调整的新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中美刑法间接故意比较研究

犯罪明知是美国刑法犯罪心理的一种形式,是行为人对其行为的实质、行为所要在实际上产生的结果、以及伴随条件的明确认识。犯罪明知与犯罪目的、犯罪故意和犯罪轻率等在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方面都有区别。犯罪明知与我国刑法中的间接故意在认识因素方面的区别为前者认识到结果发生的准必然性;而后者认识到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两者在意志因素方面的区别为放任的意识程度不同;并且前者更强调认识因素的支配作用;由此提出我国刑法间接故意的应然定义。     

依法治国视域中的刑法功能研究

刑法是法律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对刑法功能的认知和追求也应该因应时代要求。刑法在管理社会、惩治犯罪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刑法的这种特殊性质也要求其必须坚守“最后法”的地位。同时,刑法功能要进一步向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注重刑法和其他法律规范的协调与衔接以及刑事打击与综合治理相结合的方向努力。     

试论我国刑法中的单位犯罪自首

我国新修订后的《刑法》对单位犯罪作了明确规定，这对刑法理论与实务的传统理念带来重大调整，但在惩罚量刑制度上，我国现行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多从自然人角度规定，这就使单位犯罪的量刑缺乏全面系统规定，如单位犯罪自首。本文试就对单位犯罪自首制度的依据加以分析，提出单位犯罪自首认定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并对单位犯罪自首的处罚等问题作一探讨。     

刑法规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系统论思考

刑法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制应当保持谦抑还是扩张,这一问题不是刑法自身所能回答的,应当从食品安全保障系统的整体进行研究。鉴于目前食品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我国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总体上应表现出适度的扩张性。我国应适当扩大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范围,以"罪的扩张"来强化食品安全保障,弥补现有食品安全保障体系功能之不足;应适当宽缓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以"刑的谦抑"来确保公民生活的安定,避免刑法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过度干预。要提高刑法规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效果,还需要加强社会道德诚信体系建设,建立政府、中介组织和消费者"三位一体"的食品安全监管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