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改革、社会分配及政治合法性

建国以来我国政治合法性经历了若干变迁,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合法性主要建立在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绩上.近年来社会分配问题日益严重,且主要集中于公共部门,因此应当通过解决社会分配问题来增强政治合法性.预算改革是解决公共领域分配问题的主要方法.     

制度学理论与苏(江)南学的拓展——评王玉贵《制度变革·社会变迁·制度绩效》

制度学派认为,制度是社会经济变迁中的决定性因素;正式制度在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宏观层面和表现形式上起着明显的作用;在微观层面,非正式制度和"路径依赖"的影响更为重要;以制度学派理论为指导,深入考察人民公社时期的苏南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可以拓展和深化"苏(江)南学"的研究.     

论转轨时期中国会计制度的变迁

中国会计制度频繁变迁,转轨时期尤其如此.会计制度朝令夕改,会计信息割裂失真.会计制度的执行严重偏离制度本身,不仅加大了财会人员知识更新的成本,降低了工作效率,更为别有用心之人操纵财务数据、套取社会资金大开了方便之门,干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秩序.研究表明:中固会计制度的变迁之所以频繁变迁,主要是因为中国缺少一个科学可行的会计制度质量标准,会计制度的制订缺乏一个必要的社会基础,会计制度的变迁没有与时俱进.会计制度在构成上缺乏完整性、系统性、科学性,在执行上缺乏严肃性.只有追根溯源,对症下药,才能革故鼎新,迎来创新建设中国会计制度的春天.     

两大制度变迁理论的差异性分析

马克思和诺斯都是社会制度变迁理论或社会发展理论的主要代表.通过两种理论不同分析框架及其关于社会制度的起源和本质、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动力与途径的理论比较,系统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差异,提出我国的制度建设应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制度理论为基础的前提下,吸收西方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中科学、合理的成分,有利于加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     

创新、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

创新、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是一个互相联系、相互促进的有机系统.创新是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的源泉,也是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而创新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保证下进行,制度安排和经济增长为创新提供了制度支持和经济支持.创新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制度非均衡,从而为制度变迁提供了动力和压力.制度变迁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结果,同时它也成为创新和新的经济增长的起点.     

社会变迁视阈下的公共文明

改革开放,社会急剧变迁,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不断的转变过程之中,社会的转型、经济的发展使得公共文明的范围、内容、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我国社会积极变迁视阈下,公共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既要从农耕社会的传统文明中汲取道德精华,更要建立起一整套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道德规范.当下社会公共文明屡屡缺失,其根源就在于社会评价机制的弱化和国民素质的不高.只有当人的发展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相一致时,这样的社会才达到真正现代化的公共文明.     

制度学理论与苏（江）南学的拓展——评王玉贵《制度变革·社会变迁·制度绩效》

制度学派认为,制度是社会经济变迁中的决定性因素;正式制度在区域社会经济变迁的宏观层面和表现形式上起着明显的作用;在微观层面,非正式制度和“路径依赖”的影响更为重要;以制度学派理论为指导,深入考察人民公社时期的苏南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可以拓展和深化“苏（江）南学”的研究。     

实现良性的社会变迁与发展路径研究

良性的社会变迁,是指变迁的实施者通过周密的有意施行以及相互协作的努力,来提高社会系统的运转能力.良性的社会变迁一直被视为与社会规划、社会设计、变迁管理或者营销相关.在社会变迁中,社区作为一个微观因子被拉入一个超越了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边界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网络,我国少数民族农村社区也不例外.因而,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对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社会变迁问题深思熟虑,特别是对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社会结构变迁与发展问题引以重视.     

村落的经济变迁及主导因素——以长江中游一个移民村落观村为个案

以湖北秭归一个移民村落观村为个案.历史上观村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是一个工商业聚集区,即一个基层的集市,但由于政治权力逐渐渗透的乡村社会,致使村落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根本转变.该文以历次政治运动为分界点,分几个阶段描述观村50多年来村落经济变迁的过程,并结合时代背景,总结村落变迁的特点,并探讨观村的经济变迁的主导因素.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原因分析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过程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变革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它已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具体案例.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过程呈现出"边学边干"、效率取向、阶段性发展等一般特征,这些特征都与经济发展变革和行政利益因素有关.保险制度作为政府的一项独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它的变迁和整个制度环境中的其他制度变革,如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制度改革等密切相关.在变迁的进程中,不论是纵向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分歧,还是横向上不同政府部门间的利益分歧,都对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我国应推动建立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在此过程中,省级统筹成为当前改革最迫切的努力方向.同时,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应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体系来代替现行不规范的制度形式.     

农村发展:一种"分化-整合"的解读模式

以社会学理论为指导,从"分化-整合"的角度,就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问题进行解析,指出中国农村发展目前存在的问题的实质,在于社会各领域的分化过度而整合不足.因此,实现农村发展的根本途径在于推进农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有效整合.在经济整合上,加快消除二元社会结构鸿沟;在政治整合上,强化国家政治制度对民心的凝聚力和在民众中的威信;在文化整合上,积极构建统一、和谐的民族文化价值体系.而且整合的方式应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相适应,以谋求农村社会发展的持久、健康和稳定.     

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建立现代金融制度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制度经历了几次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时,农村金融也存在改革明显滞后、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与担保机制仍需建立与完善等问题.根据这种情况,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相结合,资本充足、功能健全、服务完善、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     

新中国60年阶级阶层社会结构变迁与政治发展

社会结构作为连接社会各组成部分关系网络,与政治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而在社会结构的复杂体系中,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地位又尤为重要.为了在客观评价的基础上更好地理解社会结构变革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就有必要选择阶级阶层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史.总结新中国成立60年来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基本特点,不难发现在总体制度框架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主导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动因由政治动因转向了经济动因,同时,在社会自主变迁色彩取代人为强制色彩的过程中,社会结构多元化的特点也愈发明显.如何推动社会结构变迁继续保持良性发展,新形势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     

技术创新的社会文化功能解析

技术创新作为一种整合科学、技术、知识与经济等要素的人类实践活动,不但在社会经济系统的变迁上显示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通过其特有的活动方式作用于社会文化系统,改变着社会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面貌.根据默顿的显功能和潜功能的划分,透过技术创新的文化视野,对技术创新所具有的丰富社会文化内涵、实现文化创新的显功能,消解社会文化边界的正面潜功能,引发社会文化危机的负面潜功能进行了全面解析 ,不但有利于全面认识技术创新的功能作用,而且对建立一种新的技术创新文化观也具有重要意义.     

论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养老保障的影响

目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正迅速、大规模、高龄化的到来,而我国现有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很难适应这种人口老龄化的形势.针对这人口变迁趋势,我国应当借鉴其它国家经验,大力发展经济,改革现行体制,逐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老年照料服务体系,促进健康老龄化.     

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变迁

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引致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发生变迁.但由于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和社会文化等非正式因素的影响,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与农村工业化发展并不完全同步.对我国31省市统计资料的因子分析表明,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是不同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由于不同因子的作用力度和方向不一致,共同决定了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的具体路径.我国31省市农村工业化水平聚类结果与其对应的农村妇女社会地位指标变量均值的比较,既体现出不同农村工业化水平地区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特点,又以历史的脉络演绎我国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的轨迹和规律性,同时也反映出农村妇女社会地位变迁的时滞性和非平衡性.     

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初始条件的建构及其意义——20世纪50年代制度变迁、转型与发展的绩效及其对长期增长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是新中国制度变迁和长期经济增长的起点。这一时期,新政府结束了无政府状态和不公正的社会游戏规则,建立了高效率的政府管理机制,实现了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变,统一了全国的财政经济,提高了汲取财政资源的能力,推动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在社会发展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20世纪50年代的制度变迁与经济积累不仅对当时的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积极影响,也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制度条件。     

新制度学派对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探索

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等学派有关制度变迁的解释不同,以奥菲、约翰逊等人为代表的部分新制度主义者在详细阐述后共产主义国家特殊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路径偶然理论.[1]这一理论认为,在苏、东剧变后产生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完全是偶然的.这种偶然性表现在这些国家新掌权者偶然的政策选择上,偶然的政策选择在制度遗产、国家能力和政策顺序等因素的干预作用下,制度变迁以消极型制度设计或积极型制度设计的方式发生.路径偶然理论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后共产主义国家制度变迁的方式,也反映了制度变迁研究方法的创新,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     

经济发展-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道德变迁的决定力

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决定道德"的伦理观包含两层涵义:一是经济制度决定着一定的道德;二是一定的经济水平决定一定的道德.文章由此而分别分析论证,经济发展的两个方面即经济制度的转变与经济水平的提高分别促进和决定着道德的变迁.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期经济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变迁的决定性力量--决定力,并从经济发展的两个方面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经济水平的提高这两个方面分析论证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变迁的必然性、必然趋势、基本内容和基本性质.     

城市回族社区社会关系变迁研究——以河南开封顺河回族区清平街道为例

社会关系变迁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为显见的现象之一.城市民族区社会关系的变迁更深深地印上了时代的痕迹.顺河回族区回族社会关系的变迁主要表现在家庭关系、社会组织关系及民族关系上.为了适应不断变迁的社会关系,当地基层政府在处理问题时一定要注意民族因素和宗教因素,回族同胞更应当尊崇生活理性的选择,重塑其传统社会关系的现代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