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域下"减税降费"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减税降费"的规模在不断扩大,经济效应也在不断增强,对企业降低成本、减轻税负和科技创新等均产生重要促进作用.但政策实施过程中,"减税降费"在"去""降""补"三个层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影响政策落地.因此,应当加大清理僵尸企业和供给冗余,推进结构性去杠杆;深化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改革,进一步完善现代税收制度;补足科技创新进步、民生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短板,以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减税降费、财政压力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作用路径及影响效应

我国持续推进减税降费，地方政府通过债务融资缓解财政在社会公共服务等领域支出的刚性持续增长压力，形成了现实的财政分配“不可能三角”。通过对三者数量关系研究发现：第一，减税降费力度增加和财政压力升高均对债务风险产生正向影响，且存在减税降费通过影响财政压力间接作用于债务风险的路径；第二，财政压力对债务风险的总效应大于减税降费的总效应；第三，减税降费与债务风险存在非线性关系，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仍存在数量空间。据此，应在减税降费的同时提高征管水平，以绩效评估促进财政资源优化配置，加快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     

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模拟——2019—2020年中国宏观经济再展望

"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于2019年10月举行了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的第二十七次预测发布。本次预测发布了2019年下半年和2020年共六个季度的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预测值,继续跟踪考察中美贸易摩擦发展变化的可能性及其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并模拟分析了当前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结果表明,中国GDP增速"稳中趋降"的态势还将延续,增速下滑的幅度取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方向。当前减税降费政策主要从供给端为企业"降成本",在外部市场需求不确定性提高以及国内市场消费增速趋缓的背景下,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的投资激励效应有限。若将减税降费政策的主体由企业转向居民,从需求端拉动消费增长进而带动投资增长,那么,相同规模的个人所得税减免所产生的宏观经济正向效应会更为显著。因此,课题组建议:当前应加大对居民个体的减税力度;同时,应防止居民家庭债务率进一步提高;长期应从根本上加快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并缩小收入差距。     

减税能够有效推动中国经济动能重塑吗？

减税既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的关键措施。基于2002-2019年数据，剖析自加入WTO以来我国主要税种减税对经济动能重塑的影响，研究发现：（1）增值税减税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渠道，全面推进经济动能多维重塑；企业所得税减税以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及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为媒介，重点聚焦新动能培育，且“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创新资源优化配置”之间存在次序性逻辑，企业所得税减税需要首先解决人力资本错配问题，而后才能释放创新活力。（2）北方省份新动能培育的正向激励作用主要源于增值税减税，而南方省份则主要得益于企业所得税减税。（3）增值税减税在经济震荡期和经济减速期并不利于经济动力平稳换挡，直至改革期才开始释放正向效能；企业所得税减税的经济驱动激励作用自减速期开始显现，积极培育支撑未来发展的经济驱动。（4）财政自给率低的区域能够通过增值税减税获得更为强劲的经济动能重塑表现，财政自给率高的区域企业所得税减税新动能培育效能释放更为充分。（5）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在减速期会扩大经济动能重塑差距、加速区域分化，其余时段则有助于实现经济动能重塑进程趋同，契合协同发展的根本要求。     

减税降费、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动态关系——基于PVAR模型的分析

基于PVAR模型,考察减税降费、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减税降费、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协调关系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减税降费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正向影响明显,但受限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边际效应递减,产业结构升级对减税降费和经济质量的影响有待强化;中部地区减税降费和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有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质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驱动作用有待增强;西部地区减税降费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驱动效应,持久性不足。     

降税对中小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效应研究

以2007—2019年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降低税负对中小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效应。研究表明,降低税负能够有效抑制中小企业金融资产的配置;随着减税降费的推进,税负的抑制作用更为高效,中小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呈显著的加速下降趋势。然而,对资金超募企业和规模较大企业的抑制作用不明显。由此,继续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增强对中小企业转型发展的精准支持,加强对实体经济金融化的精准监管,是抑制中小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聚力主业经营的可行路径。     

中国企业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基于环保补助与生命周期的视角

环境污染是典型的外部性问题，企业主动进行环保投资的意愿不高。如何引导和激励企业进行环保投资是环境治理的关键所在。本文选取2008—2020年制造业上市A股重污染企业的数据实证研究企业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以及环保补助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具有显著的减税效应，且资本性环保投资相较于费用性环保投资具有更显著的减税效应；环保补助会削弱企业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基于生命周期的分析表明，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和环保补助的削弱作用在处于成长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媒体关注度有助于发挥环保补助的削弱作用，但企业现金流较为短缺会限制环保补助的削弱作用。研究证实了环保投资的隐性激励机制，揭示了显、隐性激励机制之间的关系，为企业今后更好地利用政府环保补助、强化环境责任和环保投资理念提供了方向，也为减税降费背景下环保投资激励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参考。     

企业的物流成本优化控制探析

企业经营管理中,物流成本高低对企业利润产生直接影响。如何优化企业物流成本,实现对企业物流成本的有效控制是企业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通过分析物流成本优化控制对降低成本、提升效益、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意义,基于物流成本的构成与核算方法,就如何实现企业物流成本优化控制进行探讨和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在回顾近年来全球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基础上，以2019年年末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分析疫情背景下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短期生存危机和长期竞争压力。同时，梳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台的支持企业抗击疫情的各类扶持政策，评述相关政策的得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支持企业渡过疫情难关的政策建议：（1）从短期来看，应科学推进复产复工，发挥减税降费作用，加大金融输血力度；（2）从长期来看，要完善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规则，提升国家产业链的整体水平，增强中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废金属商品进口、成本加成与中国出口企业利润

文章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海关贸易数据库以及HS商品目录下的废金属商品数据,实证分析废金属商品进口对中国出口企业利润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显示,中国出口企业进口废金属商品等作为中间投入品进行生产,将显著提高出口企业的利润水平,且该作用是通过提高出口企业成本加成产生的。据此,要完善对废金属商品进口监管,提高进口质量,允许符合国家有关产品质量标准的废金属商品进口,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影响国内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成本加成,从而提升企业利润水平。     

基于资源和能力观的农民工新创企业成长路径探析

资源和能力是企业成长的基础,新创企业总是在资源与能力“均衡、失衡、再均衡”的过程中实现螺旋式成长。对农民工创业而言,新创企业的资源累积和能力提升难以同步,嵌入社会网络和产业网络以获取资源或者累积能力,是农民工新创企业实现资源与能力均衡发展的重要渠道。由于农民工创业者各自拥有的网络渠道不同,农民工新创企业成长可以有两条不同的路径:一是以资源累积为基础,在企业规模扩张过程中实现能力提升,进而实现资源与能力均衡,即“由外延到内涵”的新创企业成长路径;二是以能力提升为基础,在企业核心能力累积过程中实现规模扩张,进而实现能力与资源均衡,即“由内涵到外延”的新创企业成长路径。重视农民工创业者的获取资源与能力的网络渠道差异,才能够提高政府扶持农民工创业的政策绩效。     

减税执行下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行为——基于支出偏向和支出效率双视角

基于中国当前减税降费的政策背景,研究了长期减税任务的执行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行为的影响。通过选取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并构建计量模型来识别减税政策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偏向和支出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伴随减税政策的实施,各地方宏观税率的变动虽未对当地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偏向产生显著性影响,但相应的支出效率则会随着宏观税率的下降呈现出相同趋势;这种影响效果在不同所属地区会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且经济越是落后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行为越易受到减税政策的影响。此外,在各地区减税增支的财政压力下,如何保障地方自有收入、防止地方政府发展当地民生事业的积极性受到制约的同时,提升各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效率应成为下一步财政收支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     

社会保险征缴与企业创新行为:来自演化博弈模型的证据

通过构建社保征管与企业创新行为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社保征管和企业创新行为选择的动态过程,模型解析和数值仿真结果表明：当企业处于创新起步期,无论征收部门是否尽职,企业始终选择维持原有生产;当企业处于创新成长期,征收部门的策略选择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即当征收部门不尽职征收时,企业选择维持原生产,当征收部门尽职征收时,企业选择进行技术创新;当企业处于创新成熟期,无论征收部门是否尽职,企业总会主动进行技术创新,并在敏感性仿真分析中引入“社保入税”和“大规模减税降费”的场景,发现“社保入税”会使处于创新起步期和成长期的企业从维持原生产转变为进行技术创新,“大规模减税降费”则不会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选择。     

社会保险缴费调整、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与宏观经济效应

文章实证检验了社会保险缴费调整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社会保险费率上调挤出了企业资本要素投入,企业难以维系过度依赖人口红利的增长模式,企业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显著下降;社会保险费率上调通过提高劳动成本,降低企业内部现金流和增加外部融资约束,从而对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社会保险费率上调通过增加实际缴费额,受融资约束的企业以降低参保程度的方式降低劳动投入。此外,养老金费率降到16%时,样本期间所有企业的总量生产率年均提升了4.24%,说明社会保险降费有助于从成本端提升企业的中长期竞争力。该研究对深入理解社会保险降费引致经济增长的微观企业传导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绿色信贷政策干扰了市场定价吗？——来自中国钢铁企业的证据

为了顺利实现“双碳”目标，综合运用金融工具开展事前预防和前端治理很有必要。但是，绿色金融工具可能影响市场原有的竞争格局和定价，进而影响社会福利。为此，文章以钢铁行业为例，利用双重差分法(DID)集中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市场势力及定价机制，从而为政策非竞争中性干预市场价格的机制提供一个直接证据。研究发现：总体上，绿色信贷政策加强了企业市场势力，该结论经过四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存在成本叠加效应和技术占优效应两大机制，成本叠加效应导致高成本企业更有动力在绿色信贷政策冲击时提升加成率，因此企业可能通过涨价的方式将成本向下游转嫁；技术占优效应导致高技术企业更有能力在绿色信贷政策冲击时提升加成率。融资约束对绿色信贷政策的效果起调节作用，同时会加强成本叠加效应，削弱技术占优效应。政策效果在企业所有权属性和所在地区层面表现出显著的异质性。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面对当前复杂多变市场环境的必然选择。基于2007—2020年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构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并结合国泰安数据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成本加成率,该结果经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对于高生产率企业、非国有企业、高技术行业企业及高市场规模地区企业的影响更为显著;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资源配置效应、成本节约效应及研发创新效应带动企业成本加成率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所采用的数字技术中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更为显著,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边际成本对企业成本加成率产生影响。     

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双元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08—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减税降费政策背景,研究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双元创新投资存在差异影响,表现为显著促进了探索式创新,但对开发式创新不存在显著影响。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同时通过“要素替代效应”和“员工激励效应”对探索式创新产生促进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     

脱虚向实:减税激励赋能实体企业发展路径研究

提高实体企业效能是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的重点之一。利用2012—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政府减税激励政策对实体企业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减税激励显著抑制了企业金融化,二者之间以缓解融资约束、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提高创新研发投入为实现路径;在民营企业和传统技术企业中,减税激励对企业金融化的削弱作用更为显著,“金税三期”的实施也能够起到同样的治理效果。因此,在企业层面,应增强企业的内生动力,强韧微观主体活力;在国家层面,要重视减税激励对于实业发展的积极政策作用,政府税制改革应关注企业多维异质性的不同影响,国家税务机关要着力提升征税服务水平,从而激活实业高质量发展动能,促进企业“脱虚向实”。     

企业核心竞争力识别分析

竞争力培育与提升的前提是对企业的竞争力进行有效的识别。文章拟在评述已有企业竞争力识别理论前提下，以资源和能力作为研究变量，建立“资源-能力”企业竞争力识别模型，为企业竞争力的培育与提升提供易于操作的理论依据。     

企业“一刀切”裁员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现阶段中国大多数企业的员工与企业讨价还价时处于劣势地位，企业员工无法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困境企业实施的“一刀切”裁员政策尽管减少了企业对员工能力的鉴别成本，但是由于该政策会造成企业高能力员工的内退，不仅未能给企业带来内部人力资源利用的最优化。而且会给被内退的员工带来效用损失，这就从两个方面降低了社会福利。反之，若企业支付鉴别费用，则会减少高能力员工下岗的概率。这样，无论是给企业还是给员工都会带来效用的提升，从而提高社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