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与分布格局

通过对2000—2010年间中国286个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水平量化与实证研究,全面分析中国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及其格局变化。运用回归因子分析法,构建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指数,采用与区位商类似的分析方式对集聚指数的内涵进行解析,即集聚指数的大小及正负值表征了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高低和其对外服务能力大小,集聚指数越高,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就越高,若集聚指数为正值,则表示其服务能力高于全国中心城市的平均水平,中心城市具有省域乃至全国范围的区际服务能力。研究表明,全国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分布态势总体上呈现全国性中心城市的大集聚与各省区及城市群内分散化的小集聚并存,国家层面上主要集中于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区域的中心城市,其他省区则集中于省会及副中心城市。依据集聚指数大小可划分出全国性(复合中心)、省域(区域性)及地方性集聚中心。全国总体上呈现生产性服务中心与制造业生产中心空间分离,同时,也呈现出了生产性服务业中心集聚与制造业腹地生产的区域性空间组合关系。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研究——以四大城市群为例

文章根据生产性服务业的不同集聚模式，利用我国四大城市群的59个地级市2005—2018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四大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影响，而且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该研究结论是可靠的，但不同集聚模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差异性。进一步从区域的角度实证检验了各区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作用方向、作用阶段和极值点等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在此基础上，从加快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制定差异化发展战略等方面提出推动我国四大城市群产业结构加快升级的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政府创新偏好调节效应的研究

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以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考察单元,在利用改进的熵值法测度了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接着探讨了政府创新偏好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两者存在着“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考虑抽样误差、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稳健。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政府创新偏好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中介效应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区域、城市群与非城市群的约束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制定与调整以及发挥地方政府的主体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企业创新

基于2003-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使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数据库数据构建企业层面的创新指标,使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构建城市层面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指标,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企业创新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多样化集聚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专业化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主要通过空间技术外溢效应和投入产出关联效应等渠道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水平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不同性质企业创新、不同城市规模企业创新、不同要素密集度企业创新、企业不同专利类型创新的影响均具有异质性。本研究结果对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参考价值。     

福建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研究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有利于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互动发展,推动制造业集群转型升级,培育区域经济新增长极。对2014年福建省各地级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指数的测算表明,福建省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呈现地区分布不均衡特征,除厦门外,多数地级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有待提升。经济新常态下,应通过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创新产业协同集聚模式、推动制度创新、完善城镇功能、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等途径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     

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

基于2005-2016年间长三角地区江、浙、沪、皖市级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研究该区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城市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与“时间惯性”，空间溢出效应十分明显。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空间上对区域生态效率产生抑制作用，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周围城市的生态效率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长期来看，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提升本地区生态效率，而低端生产性服务业的过度集聚则会抑制生态效率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与城市等级规模有关，在特大城市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显著提升城市生态效率；而在其他类型城市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生态效率产生抑制作用。     

中心城区生产性服务业选择及集群发展——以郑州市为例

中心城市在区域发展和城市体系中承担重要职能。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心城市城区经济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其集群发展既要考虑城区经济的特点,也要考虑城市自身的基础和空间结构,最大限度地发挥集聚效应,推动中心城市竞争力的增强和区域职能的实现。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

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利用2005—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发展之间存在“U”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对邻近城市产生虹吸效应,导致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以通过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影响城市绿色发展,其中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从地理区位来看,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不仅有利于自身绿色发展,还会对邻近城市绿色发展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从行业来看,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业集聚不仅能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也会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集聚会促进城市绿色发展,但会对邻近城市产生不利影响;交通运输业集聚的外部性则具有本地化特征。因此,应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发挥东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推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数字经济会洗牌城市规模分布吗?

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且对城市规模的正向作用随城市规模扩大而存在异质性,表明数字经济促进城市规模扩大的同时能维持已有的中心—外围式分布格局,甚至一定程度上强化该格局.理论上,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业互动和集聚效应出发,基于冰山成本、劳动力互补和知识溢出的理论,提出了数字经济对城市规模异质性产生作用的机制.实证方面,应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引入数字经济和产业集聚的交乘项验证数字经济与产业集聚互补效应的异质性,证明了数字经济对城市规模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假设.以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注重区域协调发展,谨防重现区域性贫困.     

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实证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是分析判断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以长三角地区有关统计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基尼系数和区位熵指数的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目前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已呈现较明显的集聚现象,且集聚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行业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的集聚程度相对较高;上海、南京、杭州是长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相对较高的城市。     

再辩大城市：消费中心城市的视角

本文以未来中国如何更好发展“大城市”为主题,探讨新时期构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对经济增长和转型的重要作用。首先,本文从都市圈视角回答大城市规模扩张的原因及其潜在边界。在此基础上,分析（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对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的影响。（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将进一步强化“中心—外围”的城市体系与都市圈一体化的发展。都市圈的一体化会带来服务业型消费岗位向中心城市和中心城市中心城区集中,人流也将呈现出“向心”特征。综合来看,信息技术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将加强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本文认为政策上应以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抓手,发挥都市圈和城市群引领现代化增长的功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地方经济发展——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7-2016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数据,通过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的计算,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对各省经济发展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存在着过度集聚的负向作用,这一过度集聚带来的区域内产品同质化以及过度竞争减缓了产业的发展以及地方经济的繁荣。进一步的分样本检验则表明,过度集聚现象主要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产业集聚程度并未饱和。此外,在金融保险、房地产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都普遍存在产业过度集聚现象。本文研究为生产性服务业的过度集聚所产生的负向外溢效应提供了实证经验,也为我国如何应对生产性服务业的过度集聚、缓解产业集聚拥挤效应以及如何稳定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的现状研判及其对策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安徽省生产性服务业分行业集聚度差异较大、市域间行业集聚区分布不平衡;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优势明显、市场竞争力强,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较低,竞争优势尚未显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对安徽省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因分行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为安徽省生产性服务业的适度集聚与专业化发展提供针对性的参考建议。     

异质性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影响

城市创新圈是创新要素的高聚集、高密度的创新系统。本研究尝试将产业集聚和数字经济同时纳入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2005—2020年26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分析与GMM模型实证检验相结合,讨论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产业集聚均对城市创新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并且促进效果顺序是制造业集聚大于协同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排在最后。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中,南方地区城市均表现显著的促进作用,北方地区城市则只有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只在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中均发挥出负向调节作用。     

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城市群2000—2012年市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在城市空间结构高级形态——城市群的框架内,基于 2000—2012 年市级面板数据,研究中心城市发展对外围城市经济增长的溢出或极化效应,结果发现:(1)针对十大城市群 136 个城市的分析证实,中心城市发展对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正向溢出效应;(2)针对不同城市群的分类分析发现,中心城市对外围地区的影响会出现 U形关系,如京津冀城市群中心城市北京的发展在 2007 年之前抑制了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而 2007 年之后转为正向溢出效应;(3)城市群内部结构的异质性也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山东半岛城市群济南、青岛的双中心结构对外围城市的共同影响较单个城市更为显著。此外,研究结果还证实以受教育水平衡量的人力资本对以熟练劳动力为主的低端制造业地区的经济发展影响较低,政府规模对市场投资相对不足的中西部地区具有积极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基于内蒙古10个盟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以内蒙古2004—2013年10个盟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整体集聚及各细分行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同时采用虚拟变量法深入分析地区经济圈与其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整体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各细分行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程度具有较大差异;地区经济圈与其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的差异并不显著.因此,要以制造业转型升级需求为导向,进一步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同时要重点发展金融业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逐步规范房地产业,明确地区经济圈产业定位,逐步发挥地区经济圈生产性服务业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研究

采用赫芬达尔指数、空间基尼系数、改进的产业协同集聚指数对2011-2015年福建省9个设区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集聚情况及两者的协同集聚程度进行测算,旨在为福建省产业优化升级和合理布局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福建省制造业的企业集聚程度高于生产性服务业,区域集聚程度反之,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为企业集聚程度和区域集聚程度最高的行业;泉州市、龙岩市分别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最具专业化优势的地区;福建省的产业协同集聚程度呈现"平缓-低速"的下降趋势,各设区市协同集聚程度差异明显且变化趋势各异,其中,协同集聚程度最高、最低的地市分别是厦门市与三明市,形成了沿海高值片区包围内陆低值中心的"OJ"双层空间结构。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2003—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统计数据，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并且这种促进效应在分行业分地区层面都成立；其次，高技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促进效果高于低技术生产性服务业，中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效果大于东部地区和全国；最后，金融危机和税收冲击都不会改变集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果，但国内的经济下行压力会抑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效应。此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1—5阶滞后项都可以显著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应积极引导生产性服务业适当集聚,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集聚，同时推动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交流与合作，使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更好地发挥促进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功能。     

中国西部兰州——西宁城市群县域经济集聚格局与空间溢出研究

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中国西部兰州—西宁城市群县域经济的空间集聚格局,探究县域经济集聚的溢出效应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兰州—西宁城市群所辖41个县(区)之间经济集聚水平差异逐步增加,呈现"中心—外围"特征和"点—轴"特征。兰州—西宁城市群经济集聚存在空间依赖性,经济集聚热点区主要集中在兰州市和西宁市所辖经济核心县(区),经济集聚冷点区主要集中在白银市、定西市、临夏州和海东市所辖经济欠发达县(区)。兰州—西宁城市群经济集聚存在溢出效应,人口密度、工业化率、经济水平和市场化率对经济集聚的溢出效应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政府干预对经济集聚的溢出效应具有负向抑制作用,投资水平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中国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空间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运用区位熵指数测度中国八大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指数,并对城市群的空间差异及收敛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八大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采用Dagum基尼系数测算总体差异及其来源后发现,珠三角-关中平原城市群间产业协同集聚差异最大,八大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总体差异主要源自城市群间的差异。同时,八大城市群产业协同集聚水平不存在σ收敛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