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关于中国哲学学科的知识社会学考察

从学科发展的视角分析当前学界所关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我们可以发现 :所谓“中国哲学”只能说是东西文化相遇的一个历史性“错误” ,前辈们苦心经营的“中国哲学”仅属于文化际的比较哲学。学界对“中国有无哲学”这一问题的辨惑工作可以归纳为普遍性证明和特殊性证明两种证明方式。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可以归结为中国哲学 (史 )学科是否有必要继续存在、能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和发展三个层面的问题。未来中国哲学 (史 )学科的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对哲学与思想、中学与西学、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等问题的解决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的语言和观念史考察

百年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的发展史可以扼要地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前50年为“初兴时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为“沉寂时期”;改革开放后为“复兴时期”。从语言上看，现代汉语中的政治哲学译名源于日译著作，于20世纪初在汉语学界出现，但作为具有独立学术、学科意义的政治哲学，则到20世纪20年代才逐步确立。从观念上看，初兴时期以“政治理想”为关键词来定义政治哲学，复兴时期则以“权力、价值、规范、正当”等一组关键词来解读政治哲学。现代汉语的政治哲学观念大体上通过三种进路形成并展开：内在性进路、外在性进路和历史性进路。从学术形态上看，早期政治哲学较弱的学科意识，及其语言和观念形成的复杂历程，造就了现代汉语政治哲学中“以政治思想史撰写政治哲学史”的学术传统。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和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现代汉语政治哲学亦逐步变成显学。梳理百年汉语政治哲学的发展历史，对于当前中国政治哲学学科的发展，或许可以提供学术史支持。     

重建"中国哲学"的双重理据

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至今仍存在着文化传统与哲学学科的双重合法性问题。如何才能使“中国哲学”既根源于“中国”的本土文化,又表达出人类普世性的“哲学”精神?文章强调应该通过民族性的文化寻根与普遍性的哲学寻根两条途径来寻求重建“中国哲学”的两个学理依据,真正实现中国哲学的重建。     

自然国学是否能形成体系(笔谈)

国学 ,指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然而 ,一提起国学 ,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史学、文学、艺术、道德、人生哲学等人文学科的内容。其实 ,国学中还有另一半同样重要、同样辉煌、同属中国文化精髓的方面 ,就是中国传统科技体系 ,包括中国科技史、中国科技哲学、中国科学思维方法等学科的内容。前一半为人文国学 ,后一半当称“自然国学”。 2 0 0 2年 5月 2 3日 ,本编辑部与北京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在中科院中国科学技术史所联合举行了“自然国学是否能形成体系”的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六十余人 ,大家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以下即为一部分专家发言的内容。我们认为 ,对于人类未来的科学和文化的发展 ,中国学者也具有义不容辞的重要的创新使命 ,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无疑蕴涵着创新未来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这成为中国学者思考当代问题特有的思维优势 ,吴文俊先生正是受中国传统数学方法的启示 ,在几何问题的计算化领域做出了举世闻名的杰出贡献。对中国传统科技体系的特色和价值进行讨论 ,不但对我们祖先的创造是一个肯定和纪念 ,而且具有当代意义和价值     

学术型哲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的演进(之一)

中国哲学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演进,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走向学术型哲学,其主要标志是哲学一级学科的建立,包含八个二级学科,在整个哲学学科的演进中.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显出两种既不同又有共同的学术走向.本文对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总貌和具体特征进行了归纳.     

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新解读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是十分复杂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应基于学说与学科的角度,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解构和分析.从学说的角度看,哲学学说由于受地域和文化的影响,具有独特性和个体性,所以,不同文化,不同地域都有自己的哲学学说.从学科的角度看,哲学学科具有动态性和发展性,只有挖掘中国哲学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独特性,并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建构,中国哲学学科的独立性才能建立.     

试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话语系统

中国哲学史学科是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有着还原历史与当代哲学建构两个向度。讨论“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并不是绝对反对引用西方哲学来解释中国思想,而是指其对本属于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和在西方哲学话语系统中言说的一种比较哲学研究范式缺乏自觉,并且质疑它把自身当作惟一具有正当性的范式的合法性。以哲学的方式叙述和整理中国传统思想,并不是理解和表述中国传统思想的恰当方式。而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身的话语系统,就是寻求恰当方式的重要步骤。在方法上,以“涤除玄览”暂时搁置种种西方哲学话语,以“虚壹而静”主观搁置种种解释学前见而深入和贴近传统文本,以字义一范畴研究审查和选择概念,是建立中国哲学自身话语系统的一种可能方法。     

关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几点思考

本文主要从逻辑、历史和文化心理的角度,分析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观点,指出哲学的学科性质不能归结为科学,“科学的”只能作为一个修饰词来限定哲学。把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科学”是特定文化时代的产物。保持哲学的独立性是使其自由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     

马一浮国学观散论

当今谈国学不能不追溯百年前学人的国学观。要追溯百年前学人的国学观,就务必要了解章太炎、马一浮的国学观,因为章马两先生的国学观是上个世纪初学人国学观的典型。本文对马一浮国学观的探讨,重在说明：马氏不赞成章氏以经、史、子、集四部学问谈国学,将“国学”楷定为“六艺之学”。他对于其国学之定义并没有予以论证,只是陈述了他的看法——“国学”为“六艺之学”,是因为中国固有的四部学问为“六艺”（六经）所统摄。他不但认为“六艺”统摄中国一切学问,还进而强调“六艺”亦统摄“西来的一切学术”。这一强调,旨在凸显“六艺之学”的世界意义,为其“世界人类文化最后必归于六艺”之见解确立学理上的依据。     

国学学科设置存在的困境与出路

应该采用理性的态度看待新一轮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没有列入"国学"学科这一现象。所谓"国学"在新的学科潮流没有涌入本土之前,从来都不存在"分科立学"的问题,只有在新的学科潮流涌入之后,"国学"才与新的学科体系产生"同构"。上个世纪90年代"国学热"兴起之后,国学教育与国学学科设置问题浮现了出来,时至今日,仍然存在难以逾越的三大难题:一是国学学术疆界难以确认;二是国学学科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中难以定位;三是国学人才培养方案难以设计。这三大难题足以阻止国学学科进入现有的学科制度体制之内。在国学学科没有进入"体制"内的情势下其出路主要有:一是大学单独自主设置"国学学科";二是在国学相关学科设置学科方向;三是设置高等级的国学研究课题;四是以国学精神统领相关学科。其目的就是为了完成时代赋予国学教育的历史使命:一是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学术;二是创新国学文化与学术;三是进一步推进大国复兴的进程;四是向世界传播国学文化与学术,为人类的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技术哲学：历史、现状和趋势（下）

中国技术哲学作为一种当代学术现象,经历了从技术辩证法传统、论技术或技术论到技术哲学学科确立的发展过程。对于中国技术哲学,可以从两方面考察其思想脉络：一是把它作为一种部门哲学加以对待,主要包括技术的经济哲学、社会哲学和伦理哲学;二是把它作为一种哲学纲领加以对待,主要包括现象学技术哲学、分析的技术哲学、解释学技术哲学和实用主义技术哲学。这种考察表明,中国作为部门哲学的技术哲学发展是体制性的,已有相当发展也有较广的扩散,而作为哲学纲领的技术哲学才作为一种“国际引进”刚刚兴起。也就是说,中国技术哲学正在从部门哲学向哲学纲领构建发展。这种转型意味着,中国技术哲学必须要在思想渊源、传统文化关联和时代特色呈现方面走向更深入的发展。     

中国技术哲学：历史、现状和趋势（上）

中国技术哲学作为一种当代学术现象,经历了从技术辩证法传统、论技术或技术论到技术哲学学科确立的发展过程。对于中国技术哲学,可以从两方面考察其思想脉络：一是把它作为一种部门哲学加以对待,主要包括技术的经济哲学、社会哲学和伦理哲学;二是把它作为一种哲学纲领加以对待,主要包括现象学技术哲学、分析的技术哲学、解释学技术哲学和实用主义技术哲学。这种考察表明,中国作为部门哲学的技术哲学发展是体制性的,已有相当发展也有较广的扩散,而作为哲学纲领的技术哲学才作为一种“国际引进”刚刚兴起。也就是说,中国技术哲学正在从部门哲学向哲学纲领构建发展。这种转型意味着,中国技术哲学必须要在思想渊源、传统文化关联和时代特色呈现方面走向更深入的发展。     

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

冯契诠释中国哲学史的特色之一是坚持“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依据：其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其二，哲学史的创作必须自觉地以某种哲学元理论为指导；其三，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创作者必须拥有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经历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其包括20世纪40年代在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当研究生时思想的萌发，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华东师范大学进行的探索与著述。冯契以“史”“论”结合的学术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体现在他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智慧”说哲学立场诠释中国哲学史，以“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中国哲学史。     

略论文化哲学在马克思实践哲学中的地位

究竟应当如何看待文化哲学在马克思哲学之中的地位?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这是进行文化哲学研究、特别是对文化哲学进行学术定位所必然要涉及的关键性重要问题,对于今天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来说,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人们通常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就是、也只能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只有从这种角度来看,才能在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髓的同时,探讨并确定文化哲学在马克思哲学理论体系之中的地位,从而既使这种研究不再流于“无家可归”的状态,也使它由于得到了准确的学术定位而得到更加健康的发展。     

当代“国学”问题的境况

在当今情境下的“国学”,从根本上应是中国学术精神的振兴。具体地说,“国学”的内涵,应是站在中国学术的人文精神的基础上,来整理和发扬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当代的国际意义和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定义“国学”的内涵,主要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一直是以西方的学术理论为基座来梳理中国的学术史,建立中国学术的面貌是按西方人的理论框架、范畴系统和逻辑程序撰就的。所以,当今重谈“国学”,应把视点转过来,即以中国学术所蕴含的积极的精神为本体,来透视当代中国的和国际的文化难题;通过学理的方式,论证中国     

复旦大学哲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简介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拥有哲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2007),覆盖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中国哲学、宗教学、伦理学、科学技术哲学、逻辑学、美学等8个二级学科;设有哲学、宗教学2个本科专业,哲学专业(国学方向)1个特色专业和逻辑与科学哲学1个第二本科专业;设有10个硕士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中国哲学、宗教学、伦理学、科学技术哲学、逻辑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比较哲学、经济哲学;设有9个博士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中国哲学、宗教学、伦理学、科学技术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经济哲学、比较哲学。     

关于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的思考

在弄清和确定“学术”、“学术史”、“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之上,探讨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学科的合法依据、体系分类以及建构方法。要建构一门有深度、有力度、有高度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学科,应该很好处理“目的”与“手段”(学术观念)、“疑古”与“释古”(学术操作)以及“诗的研究”与“史的研究”(学术批评态度)的关系。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实质性”建构的三个基本面

当前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讨论中,有“实质性”建构与“话语性”建构两种不同的观点和倾向.需要明确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仅仅是一个新概念和原则性的目标倡导,不能仅仅是一种“话语性”建构,根本目标还在于“实质性”的具体建构,因而必须有清晰的“学术定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实质性建构,当前的任务是要在研究范式上彻底实现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及理论体系这个核心主题展开哲学化的研究,在文化根基上可持续地以哲学的形式继承和提升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只有这三个基本面在思想、理论和学术上真正到位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才可能是实质性的.     

民族性与现代性：少数民族哲学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少数民族哲学视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转型的重要个案,是中国哲学转型的重要部分。其理性省思的主题表现为在近现代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不仅传承和阐释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且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城市与乡村的多重冲突中接受和阐释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近现代西方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从而体现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家对“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哲学思考。     

再论哲学“三态”——由吴晓明先生《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所引发的思考

在《论哲学“三态”》提出原生态哲学(即智慧哲学)、对立哲学(即形而上学哲学)、和谐哲学三种理论形态的基础上,对哲学“三态”作进一步的探讨与阐述,主要包括关于“轴心时代”产生的文化根基及其历史性发展,西方形而上学哲学和中国和谐哲学的形成及其核心理念与基本特征,以及中西文化哲学的根本差异。西方哲学的本质是形而上学,中国哲学的本质是天人合一。西方哲学的本质特征表现为“分割”与“对立”,是树立斗争的哲学;而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表现为整体的“统一”与“和谐”,是对立统一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