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信访制度的法律思考与对策建议

我国颁布实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讼法》之前,信访机构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当前,信访制度的缺陷已逐步显露,因此,必须加强信访立法、剥离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利用现有的政治资源建立人大监督专员制度以重构我国的信访制度。     

完善信访制度的宪政之维

监察专员制度与信访制度在功能以及运作程序方面具有相似之处,但无论是形式还是实质方面并不等同。尽管如此,为了完善信访制度,仍有必要借鉴监察专员制度的有益经验。应确立信访机构的独立的宪法地位,进一步明晰其管辖范围,从而将我国的信访制度发展成为国家人权机构。     

信访制度与监察专员制度比较研究

信访制度与监察专员制度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产生的制度,但这两种制度都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制度,所以它们属于同类制度。信访制度与监察专员制度有许多相同点,同时也有重要的差异。监察专员制度已经得到世界上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采用,它的成功对于中国信访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论宪政视角下信访制度的功能

信访制度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它一方面在救济公民权益和监督行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被党和政府所倚重;另一方面许多学者认为它是与法治相违背的,因此应该弱化或取消.信访制度的功能主要包括公民对行政的监督和政民沟通、公民权利救济两方面.信访制度本身并不与法治相抵触,信访泛滥的原因在于对其功能的认识错位,特别是对其救济功能的无限扩大和对其监督沟通职能的忽视.信访本身并不是超级的救济途径,应通过民主的整体推进、行政自制理念的培育、信访机构独立地位的构建等,使信访制度的功能回归到本位上来.     

解决纠纷视角下的信访制度研究

加强信访的制度建设,重新构建信访体系框架,整合信访资源,通过规范信访的程序,建立高效的信访监督以及权利救济机制.把信访所具有的权利救济和政治参与的双重功能剥离开来,使信访制度在处理重大、复杂的群体性事件时能够有效化解纠纷.通过人大信访监督体制的完善,通过对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监督,把纠纷防患于未然,有效地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浅析我国的信访制度

我国的信访制度是依法治国国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发挥着重要的化解矛盾、协调纠纷的作用。但是在当下,信访制度还存在着体制障碍、立法技术性缺陷、案件办理监督乏力等问题。文章通过对我国信访制度的性质、功能、问题的分析,提出了提高信访机构在工作中的督办能力、畅通公民信访的渠道以及依法治＂访＂、建立责任机制等对策,希望能对信访制度的发展有所裨益。     

解读信访制度

信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其具有信息反馈、法律监督、权利救济的诸多功能,对中国的法制建设功不可没,但是在新形势下,为了更好地发挥信访的功能,就必须在信访的界定、信访机关的权力、信访与司法的关系等问题上对之进行重新的解读。     

推进我国涉法涉诉信访法治化的思考

信访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政治参与、民意表达、权力监督的制度,这一制度在实施中遭遇涉法涉诉信访复杂化、非理性化等挑战。由于相关立法不完善,存在司法腐败现象及不科学、不合理的考核制度等,司法功能的有限性与信访功能的扩张性之间已呈现出博弈之势。"诉""访"分离是涉法涉诉信访法治化的前提,完善案件受理机制是涉法涉诉信访法治化的关键,依法及时终结案件是涉法涉诉信访法治化的有效途径。应当完善冤假错案追究机制、司法救助机制和对无理闹访者的责任追究机制,为涉法涉诉信访法治化提供制度保障。     

法治视野下的涉诉信访与司法的冲突与平衡

我国涉诉信访制度是集反馈民意、权力监督、权利救济、纠纷化解、维护社会和谐于一身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权利救济制度和权力监督制度。但涉诉信访毕竟与当代的法治精神相背离,与司法的冲突难以避免,我们只有将涉诉信访纳入法治的轨道上,才能使其发挥其合理功能。     

突破结构功能主义：中国信访制度研究的三维框架与治理逻辑

信访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重要方式。从结构上看,信访具有政治性与社会性双重属性;从功能上看,信访是国家和社会互动的连接点。当代中国信访制度的研究多使用传统的结构—功能路径,缺少对信访制度整体性、动态性的观察。结构、功能、过程可以作为理解当代中国信访制度的三个维度。信访研究不仅要关注一个更加完整的信访制度丛,研究信访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功能定位,而且应该更加关注信访过程中的行动者及行为互动。结构、功能、过程三个维度的研究用整全的、动态的方法观察信访制度,突破结构功能主义的局限,更能透视国家治理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当下信访困境及其出路

作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信访制度在了解民情、化解矛盾、公民监督和提供决策信息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信访问题也随之成为关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居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以大规模和诉求多样化为特点的信访高潮已经出现,信访制度也引发了广泛的思考和研究。笔者从制度学视角对该制度进行分析,以获得对当下信访困境及其出路的新理解。     

地方治理视野下我国信访制度功能分析

20世纪90年代处以来，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而引发的各类矛盾的增加和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我国信访量不断攀升，人们的信访行为不断升级，形成了严峻的“信访洪峰”局面。文章以地方治理为视角，分析我国“信访洪峰”形成的背景原因和民众诉求信访渠道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的制度原因，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现行信访制度承栽的弥合功能和作用。     

我国信访制度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信访制度的功能也发生改变,信访制度逐渐成为权利救济的制度。目前我国信访制度在运行机制、机构设置、制度绩效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由此应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信访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对策和措施。     

信访制度变迁:从路径依赖到路径创新

我国信访制度在近60年的历程中一直进行着调整和改革,这一制度变迁是社会经济发展、民主政治进步以及制度本身内在调整需要等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信访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的三个表现包括信访活动中"人治"现象、信访机构的"职能安排"以及对信访问题的"归口处理",为使信访制度更好地发挥功能,必须进行包括改革信访体制、强化信访机构的督办职能等在内的路径创新.     

论纠纷解决视野下信访制度的现代转型

信访制度由民主参与方式向多元功能的演进,是适应社会转型的正当功能扩容,但是信访制度的实践却使其处于去留两难的尴尬境地.民众高涨的上访热情以及执政者对信访的强烈渲染使信访承受了不可承受之重,信访不再是化解民怨的地方,反倒是民怨产生和国家权威削弱之处.在此情境下,信访制度变革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亦由此产生了诸多具有借鉴意义的建构措施.笔者认为,单纯政治话语中的信访强化会消解国家权威,而信访回归民意上通下达之本意则难以适应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现状,将信访制度纳入纠纷解决系统进行制度设计应是当前信访困境化解可选择之进路.     

社会管理创新与信访制度改革

"维稳困境"主要源于"信访悖论",化解"维稳困境"重在打破"信访悖论"。与此同时,社会结构的"马拉松"也要求加强政治和社会整合,信访制度不仅是形式上的"来信来访",也在实质上承担"信才访"的功能,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政治和社会整合功能。因此,信访制度事关改革、发展与稳定大局,信访制度改革可通过规范扩容的方式,在社会管理创新战略中发挥核心作用。     

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

信访制度是我国的一种历史产物,近10年来信访持续升温,信访制度改革已经势在必行。对此,信访部门官员和学者们提出强化信访与取消信访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改革思路。通过把信访潮放到整个社会中去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信访潮的涌起是契约社会的兴起与人治的纠纷解决机制的矛盾,强化信访将把中国的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引向人治。目前强化信访制度是一个建立在错误的理论之上的错误的制度选择,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强化法院的功能,将信访机构还原为一个下情上达的信息传递机构。     

将信访纳入法治的轨道--转型期信访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持续的"信访洪峰"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信访制度的广泛关注.本文在考察转型期信访的基本特点和制度内在困境的基础上,从文化根源和现实性的视角分析了信访制度存在和改革的依据.总体设想是,根据转型期的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按照党政、人大、司法的机构性质和基本定位,探索信访与法治契合的可能路径,形成三位一体、各司其职的信访新格局.     

论信访监督

信访监督是具有特定含义的监督系统,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强化信访监督的方法主要有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信访监督氛围;加强规范管理,推进信访监督高效运行;不断开拓创新,为信访监督注入活力等.     

挪威行政监督制度对我国行政监督制度构建的启发

受挪威的提问和质询制度、公共管理督察专员制度、审计制度的启发,我国可建立和完善对政府行为监督的人大质询会制度、评议员评议制度、对各级政府及部门的独立审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