懊悔:知耻明荣的道德心理机制

在一个良序社会,即一个荣辱善恶有着明确标识的社会中,人们如何从知耻走向尚荣?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悔恨是人们由知耻走向尚荣的心理转折点.而这种转化又以知耻为道德前提,即个体已有善恶是非观念,且处于祛恶向善的待发点上.如此,这种道德心理转化才成为可能.     

道德新名词的价值考问及其启示

在现代社会转型的时代语境下,人们总在道德焦虑中面临深刻的道德困惑。“委屈奖”是道德宽容还是道德妥协,“次道德”是道德还是不道德,“见义巧为”是道德应然还是道德功利？这些问题都需要在论争、解读与再思考中进行。只有增强道德自信,提高道德自觉,才能走向道德自由。     

论虚拟社交中的“道德人设”

虚拟社交中的“道德人设”,是道德主体为了获得社交利益,在虚拟社交空间塑构的道德人格面具。道德人设蕴含着“主我”、“客我”及“真我”的有机互动与相对平衡,在其生成过程中有“应然之我”和“实然之我”的动态博弈、“主我”与“客我”的辩证互构、认知认同与反馈认同的自我统一。在利益的驱动下,“主我”隐藏、“客我”束缚、“真我”露馅可能导致道德人设的虚假、异化与坍塌。强化道德主体的“内生性”以促进人设的道德人格统一,弱化道德客体的“外生性”以避免人设的道德人格虚化,提升道德环境的“纯洁性”以营造表里如一的道德人设氛围,成为虚拟社交中道德人设走向道德合理的必然选择。     

道德悖论与道德选择

道德悖论是悖论的一个特殊领域,是道德现象世界中一种特殊的矛盾,是一种出现在行为选择的结果、具有善恶绝对对立和对抗性质的自相矛盾。道德悖论是由道德价值实现的特殊性、人的道德价值判断能力的不足和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分离而造成的。可以从道德选择的角度,通过改造德性主义的道德传统,提高道德选择能力,用"道德智慧"消解道德悖论,以推动伦理学理论更趋于科学性。     

道德的宗教情结

道德的“祛魅”是现代性道德谋划失败的主要表征 ,这使我们发出 :“假如没有上帝 ,道德是否可能”的疑问。道德需要上帝的存在是基于善恶因果律和道德合理性的内在要求 ,而能够使上帝得以设定则是基于人的有死。因此 ,重新使道德“附魅”就必然要求彰显道德的宗教情结。     

人德管理的人性假设——“道德人”

人德管理的人性假设不是基于简单的人性善恶，而是基于人性假设更高的概括——道德人，剖析传统道德人假设的现代内涵：人是有限理性，但具有无限理性（德性）的潜质；指出人是情感的存在。以“道德人”为人性基础的管理模式注重以人为核心，倡导“柔性”激励，这对于在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以德为先”理念，正确贯彻“人为为人”的管理理念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与"儒学道德"

在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儒学道德"由明治时代开始时的被冷落、被排斥到"儒学道德"的复活;又从"儒学道德"的复活到"儒学道德"的被改造利用,直至明治政府颁布以"儒学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方针及国民道德方针,"儒学道德"在与"西方道德"的较量过程中显示出优势,甚至达到了至上的地位.明治时代后期日本对"儒学道德"思想歪曲恶用,二战后日本对"儒学道德"的利用又恢复到常态.在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无论是排斥、否定"儒学道德",或者崇尚"儒学道德",或者恶用"儒学道德",都无法将日本的道德思想与"儒学道德"剥离,"儒学道德"一直与明治时期的"道德运动"密切关联.纵观明治时代日本的"道德运动","儒学道德"是日本明治时代"道德运动"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一直是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中国传统道德的历史价值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的道德传统。对于我们民族道德遗产中具有人民性和科学性的东西，那些反映社会运行的一般规律，具有超时代价值的优秀道德遗产挖掘、整理、归纳出来，并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不仅可以增强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使社会主义道德具有深厚的民族传统道德基础，而且对于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有极大的开发利用借鉴的价值。     

耻感:个体自律的道德心理机制

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即一个荣辱善恶有着明确标识的社会中,人们如何从知耻走向尚荣?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悔恨是人们由知耻走向尚荣的心理转折点.而这种转化又以知耻为道德前提,即个体已有善恶是非观念,且处于祛恶向善的待发点上.如此这种道德心理转化才成为可能.     

“互联网+”时代道德建设的运行机制探究

道德建设机制是道德建设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操作策略和运作图式，在道德建设工程中起基础性、根本性作用。“互联网+”时代，道德建设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与时俱进地探究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已经成为新时代“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应然选择。“互联网+”时代道德建设的运行机制可以从创新培育机制、深化互动机制、强化监管机制、优化评价机制和健全保障机制五方面着手，因时而进地提升道德建设的时效性和实效性。     

道德定位与道德评价

当我们从理论的角度讨论道德定位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在注视着道德实践的定位问题，而从道德理论定位走向道德实践定位的过程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它就是我们所要谈及的道德评价。所谓道德评价，就是人们在社会道德活动中，通过传统习惯、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对社会成员（包括自己）的行为进行善恶判断，从而达到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发生导向的目的。道德作为由经济关系决定的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它突出的特征是善与恶的矛盾，没有善恶矛盾就没有道德，取消善恶矛盾，也就取消了道德。善恶范畴是道德最一…     

道德与道德教育新论

传统观念认为 :道德至上。然而 ,当道德行为超过一定的界限 ,会由于对他人理性自由的侵害而走向自己的反面 ,因而道德也有一定的范围。道德教育 ,出于对人社会性需要的关怀 ,在现代已经不能由意图的“道德”而实现其初衷 ,所以 ,道德教育也有禁忌。道德教育的禁忌在不同的时代有所有同 :传统表现为“自由” ,现代则表现为“过多的干预”。     

论道德判断

道德判断是主体根据自己已有的道德价值观念、社会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对自身或他人的思想观念和实践活动所进行的善恶价值断定。道德判断的标准有三:社会道德体系是道德判断的直接性标准,生产力是道德判断的根本标准,生产关系标准则是对二者的整合。道德判断从形式上而言,具有道德指令判断、道德规范判断和道德评价判断三种。     

浅论新形势下的道德评价问题

正确评价我国的道德现实，对于深入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加快培育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型道德体系，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述了新形势下的道德评价问题。认为：一，道德植根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必须把道德的善恶标准和道德的社会历史标准结合起来评判；二，道德在实践中发展变化，评判新时期的道德不能固守传统观念，而必须有新的视角和观念；三，道德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对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失衡”现象的评判不能走极端，而要作具体的分析。     

利益不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础

利益不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础，而只是阶级道德的基础。道德从属于利益是阶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揭示这一规律正是要把道德从利益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社会主义道德首先要立足于每个人劳动能力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致力于营造一种“使财产成为劳动附属品”的道德氛围和时代风尚     

“悖理”“悖境”与“悖情”：道德悖论的情境理论解读

道德悖论本质上是实践理性领域出现的矛盾，表征在道德价值实现过程中出现的悖性事态。借助当代情境理论的研究成果，可依据“语境”、“心境”及“事境”的不同而将道德悖论区分为“道德悖理”、“道德悖境”、“道德悖情”三种形式，并可通过对特定“语境”、“心境”及“事境”中的矛盾焦点的具体分析来探讨道德悖论的消解之道。     

儒教道德体系与时代文化精神的价值错位

文化的价值与生命不取决于人为的呼吁而在于时代与社会的自然选择。儒教道德体系与文化发展阶段之间表现为一种时差与异质的价值关系。在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非现代化”社会，具有维系宗法秩序，强化人治国家的本质适时性；在现代化体系已经确立、充分物化了的“后现代化”社会，具有慰藉精神、调节心理的非本质适时性；只有在文化转型的“现代化中”社会，儒教根本精神表现为本质的不适时性。作为一种被绝对化了的道德体系，儒教经历了一个由“仁”至“礼”、“由“礼”到“理”及“命”的逐渐被神圣化也被世俗化了的发展过程，表现为宗教理性与现代人权的对立，义利之辩亦由道德性的善恶判断扩大为政治性的是非判断，阻碍着社会和人的变革过程。     

道德空间的拆除与重建——鲍曼后现代道德社会学思想探析

鲍曼是继迪尔凯姆之后道德社会学研究的一位里程碑式人物,道德空间是其后现代道德社会学理论的重要范畴。一方面他看到了现代社会道德空间被拆除的事实,原于人为建造的认知、美学和道德三个空间的矛盾与冲突、理性化模式使得人类的道德本性让位于遵守规则、知识分子由立法者变为阐释者致使道德权威旁落,由此造成了伦理时代走向终结;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返魅"带来了重新面对人类道德能力的机会,对他者负责、走向无伦理的道德自治才是重建后现代道德空间的基础。     

贯彻“三个代表” 加强党员道德建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贯穿十六大报告的一条红线,学习十六大精神,把“三个代表”落到实处,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关键在于广大党员当好“代表”。要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就必须加强党员道德建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有着深刻的道德底蕴,而且为新时期党员道德评价提供了一个科学标准,是新时期党员道德建设的指南。     

由"革命的道德"到"建设的道德"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 ,中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与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相比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需要与之相应的伦理作为其道德支撑。如果说战争年代伦理道德精神的核心是“革命与斗争”的话 ,那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代所需要的伦理道德精神的核心则是“竞争与合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向富裕社会推进的过程中 ,无论从建设所需要的稳定社会环境来说还是全面小康与富裕社会所需要的文明标准来说 ,我们都需要一个全新的伦理道德文明体系。新世纪的伦理道德建设应从指导思想上实现更新 ,实现由“革命的道德”向“建设的道德”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