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跨国人口贩运之国际法分析

跨国人口贩运已成为对国际社会构成严重威胁的有组织犯罪.通过近几十年的国际立法和机制建设,打击人口贩运的国际法规范体系已初步形成.它为各国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依据,也促进了相关国际法部门的发展.但与此同时,这些国际法规范在对人口跨国贩运本质的认识、规定、执行和实效上都存在问题,也无法解决国际法不成体系的现实与打击犯罪方面全球治理的法律需要之间的矛盾.有必要修改国际立法、统一基本标准、加强实施机制、促进国际合作以及寻求国际司法解决的途径,同时加强多学科的联合研究,力求有效遏制该项犯罪,完善国际法规范并切实执行.     

公共卫生全球治理的法理基础与争端解决

为有效地指导和推进公共卫生全球治理,需要确立必要的国际法原则和法理基础,"保护的责任"将成为一种可能的法理指导和方法。为此,国际社会应当在公共卫生全球治理领域形成"保护的责任"的特有内涵。对于公共卫生全球治理中的各种争端,可根据不同的争端情形适用"保护的责任"予以应对处理。     

全球治理与国家主权理论:影响与展望

有关国家主权的概念不仅是国际法理论架构中的基石,同时也是民族国家共同体得以存续的价值基础和秩序保证。阐释全球治理的概念、形成背景及其对国家主权理论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相对主义主权观的兴起,其次透过全球治理理念,以"全球主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主权让渡论"有可能引发现有主权理论在未来的重构。分析全球治理理念兴起背景下的国家主权理论,并对国际法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指出一个以建立全球公民社会并培植全球公民意识为目的、呼吁"善治或良政"、力图改良和完善主权行使机制的全球治理理论,已成为主权理论增长扩张的新疆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气候治理中的国际法意义

全球问题需全球治理,全球治理靠国际法治,全球气候治理概莫能外。若没有国际法准则下的减排义务履行和气候责任承担,则全球气候治理如同纸上谈兵。然而,因当前国际法治仍以“自身利益优先”的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意志无法得到充分反映,故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气候正义的基本共识难以达成,民主“赤字”难以克服,协议形成的减缓气候变化目标难以实现。面对上述困境,中国展现大国担当,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该理念中,平等互利国际法意涵为各国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以保障弱小国家的平等权利;共商共建共享国际法意涵为治理引入同理心,以实现高质量民主;法律道德意涵为各国履行气候责任提供约束,以弥补国际法强制性弱的不足。     

论现代科技风险的社会控制

科学与技术的一体化、科技与社会的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使现代科技正成为最大的社会风险源。为了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尽可能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对现代科技风险进行社会控制,以减少风险发生的频率和降低风险危害的程度:培养科技风险意识,强化科技风险管理;建构控制体系,采用技术、法律、道德等手段进行综合控制;建立科技风险评估机构,形成科技风险评价机制;加强国际合作,进行全球治理。     

论全球治理与国际法

无论是在全球治理的理论分析上还是国际法学的研究中,准确理解全球治理与国际法的关系,都是一个亟需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全球治理必须在国际法的原则与强行法的约束下进行,而具体的国际法律制度则成为特定领域的全球治理的主要工具.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是推动全球治理走向“善治”,并维护治理过程中的“公正”或“正义”.全球治理不仅引发国际法规模的扩张,也促使其向“良法”转型.国际法与全球治理之间将有着一个漫长的互动过程,表现为一种相互依赖的正相关关系.     

国际法的社会基础与法律性质

作者认为:①国际法的社会基础,是众多主权国家同时并存且交互作用而产生的各种国际关系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存在。但是,国际社会如何形成?它对国际法起什么作用?国际法又怎样作用于国际社会?②国际法是国际社会的一种行为规范。但是,它是不是法?它的约束力从何而来?如果它是法,是一种什么样的法?③古代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国际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国际法。但是,近代中国的情况若何?国际法的输入中国和中国的跨进国际社会,对现代国际关系有何影响?本文将有助于对这些问题进行剖析。     

国际法的社会基础与法律性质

作者认为:①国际法的社会基础,是众多主权国家同时并存且交互作用而产生的各种国际关系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存在。但是,国际社会如何形成?它对国际法起什么作用?国际法又怎样作用于国际社会?②国际法是国际社会的一种行为规范。但是,它是不是法?它的约束力从何而来?如果它是法,是一种什么样的法?③古代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国际社会,不可能有真正的国际法。但是,近代中国的情况若何?国际法的输入中国和中国的跨进国际社会,对现代国际关系有何影响?本文将有助于对这些问题进行剖析。     

社会转型背景下环境风险的法律治理机制回应

人类社会在科学技术革命的驱动下由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后,以核技术、新能源技术、纳米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及其产业使现代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其为人们提供舒适生活环境的同时,也使人们面临生态危机等各种环境风险。改变环境法固有的以政府为主导管制的思想,设立新的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和监督程序,增加对环境风险评估的深度与广度,从而形成环境风险治理的有效机制。     

“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

国际法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存在着价值理性弱化的困境,价值理性的趋弱使得国际社会忽视国际法在国际治理中的地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出世为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带来曙光。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初具影响力,国内政策报告已有初步的系统阐述,该理念在联合国决议中多次出现,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为国际法提供"价值指向"方面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语言系统中的诸多表述对于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皆有启示意义,从内部形态塑造来看,该理念对于"善治"价值中的"合法性""善意遵守"皆有指导性的表述,从外部环境改良来看,该理念可与"合作"价值下的风险防范、角色定位两方面相联结。为确立具备可操作性的国际法价值理性增进路径,中国、国际组织乃至全球国家都需要扮演好相应的角色,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引下增进国际法的价值理性而努力。     

国际法框架下海洋塑料垃圾治理法律问题研究

伴随着塑料工业的不断发展,塑料制品让人们的生活有了极大的便利,获得了不少的经济利益。同时,由于塑料垃圾的不合理处置,越来越多的塑料进入海洋,对海洋生态环境产生了极严重的污染,严重威胁海洋生物多样性。在此背景下,有必要立足于现今海洋塑料垃圾污染的紧迫形势,积极在国际法框架下治理海洋塑料垃圾。通过梳理当前有关海洋塑料废物管理的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发现全球海洋塑料垃圾治理仍然存在执法标准不统一、问责机制不健全、污染源规制有限和国际条约强制力不足等问题,从国际法的执行机制、问责体系、规制范围和审核机制四个方面提出具体的改进建议。     

后实证主义视角下的全球治理机制碎片化及其管控

机制碎片化已经成为当前全球治理发展的一个核心特征和重要趋势。但在围绕整体性治理与复杂性治理的长期争论中，实证主义研究路径未能就机制碎片化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向度作出判定，从而无法阐明面对整体性治理机制的低效或停滞，符合全球治理“去中心化”基本取向的机制碎片化发展为何没有实现多元协调和有效治理，反而加剧了全球治理失灵。文章引入后实证主义研究视角，阐释了人类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共同催生的当代全球风险社会下，理性行为体在碎片化的机制复合体中走向“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导致机制碎片化在全球治理中产生负面作用的必然性。全球风险在国际体系系统层次引发的“根本的不确定性”取代个体有限理性，成为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建立合作秩序的主要障碍。为消减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管控机制碎片化，全球治理机制构建的价值应当被理解为向行为体提供应对“根本的不确定性”的社会空间。以务实性治理实践缓和机制间竞争，以互补性机制协调抑制“规则套利”，以共同发展为导向塑造确定性合作共识，促使各治理主体在机制复合体中聚焦共同治理目标、形成共同责任感、凝聚治理方案共识、提升共同行动能力。     

全球治理中气候环境资源面临的“公地悲剧”——基于国际法视角的对策分析

在全球治理深入开展的背景下，全球公域问题正逐渐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全球气候环境资源作为全球公域的一部分，也正面临着严重的“公地悲剧”。全球气候环境资源开发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缺失和国际社会主体责任与实践的不规范，导致气候变暖、碳排放量超标等一系列严重危及人类自身生存安全的环境问题频发。全球公域问题作为全球治理的一部分，也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其中。在当前以国际法为规则秩序的国际框架下，可以从国际法制度规范层面、责任划分层面、主体实践层面进一步丰富完善国际法体系，为各国有效参与全球气候环境治理，提供多边协作平台和行为规范准则，同时也要正视国际法在解决全球气候环境资源所面临的“公地悲剧”问题中的成效有限性。     

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新进展、新挑战、新路径

近年来,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取得了明显进展,主要体现为产业链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进入新阶段,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格局正在形成,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得到稳步推进,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加速,应对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的机制初步形成。展望未来,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仍面临一系列挑战: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发展不平衡,影响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美国供应链政策的极端化转向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新技术变革要求,给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进程带来不确定性。为此,我国应发挥好、培育好核心竞争优势、基础竞争优势、配套竞争优势和治理体系优势,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国际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和国内外治理体系融通发展。     

现代科技的风险类型及其博弈研究

现代社会充满了未知和风险。科学技术从过去到当今在各种风险规避、防范和治理中都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和作用。然而,随着全球风险社会趋势的日益明显,现代科技在其产生和应用的过程中,自身也遭遇到多重风险,陷入了发展的困境,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开始动摇。科技所带来的＂副作用＂和科技应用的多重风险问题开始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本文运用博弈论研究现代科技的各种风险,归类并分析了现代科技自身的各种技术风险、经济风险和伦理风险,研究了这些风险背后的相关博弈,如知识博弈、利益博弈和道德博弈,等等,并呼吁建立相关的科技风险治理机制和科技责任的全面落实。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观

全球治理的制度安排和价值理念,一直随着国际社会基础的发展而演进,历经国际体系、国际社会朝着国际共同体阶段发展。在全球性问题和全人类共同挑战日趋严竣的今天,呼吁更高的组织化程度、更契合的合作目标和更发展的价值理念,来指导全球治理的改革和发展。与西方个体主义、零和思维、倾向明显的治理理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了从国际共同体层面解决全球性问题、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改革的全球治理理念,包括全面系统的整体治理观、广泛协调的共同利益观和合作共赢的共同价值观,体现了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要求。需要重塑分散的全球治理结构,引导各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的利益和价值判断,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     

共同安全视角下核事故应急的国际法规制分析

为了从国际法视角探索当前全球核电安全保障的合理性的问题,文章通过文献分析法、法律文本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对当前核电领域的核应急法律规制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核应急日益成为核安全保障和国家安全发展以及人类共同安全的重要一环,但从国际法规制层面看,存在着法律责任不明确、条约强制力不足、国际合作不紧密、争端解决机制不健全等缺陷。结合核事故应急实践,国际社会应该强化核应急立法执法的安全文化理念、明确缔约国责任、加强国际合作和条约的可操作性、推进争端解决机制多元化、立法组建国际应急救援联合队伍。     

全球能源安全治理:风险挑战、国际合作与中国角色

能源安全是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目前,全球能源安全治理面临着供应冗余与生产失序、南北差距扩大与运输风险上升、能源消费不振与美国保守主义回潮的风险和挑战。因此,国际社会亟需加强应对这些问题的国际合作。然而,目前既有的能源安全治理平台与行动框架呈现出发展不成熟、区域化趋向和偏重消费方的实际不足,导致实践进展迟滞、参与主体有限、运行机制不畅的发展困境。21世纪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能源安全治理,并为维护国际能源安全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中国需要在继续维护本国能源安全的基础上,引导全球能源安全治理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实现自我革新。     

四百年国际关系的流变及其与国际法的互动

对国际法发展阶段的划分,并不与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完全一致。国际法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在欧洲产生并形成初步体系;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晚期从欧洲扩展到全球,并逐步形成较完整的体系;从冷战后至今直至未来,处于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成熟体系的阶段。新世纪在国际法"当代化"的进程中,应当为形成一个完善与成熟的国际法打下坚实的基础。     

论全人类共同利益原则及其国际作用

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理念和原则在国际立法中已有所反映和体现,它应该成为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甚至是基本原则,以指导新型国际关系的形成和强化,推进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和发展,其深化发展需要国际社会新型国际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