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荣誉权被侵害的民法救济

在我国《民法通则》中，尽管荣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形态为立法所承认，但是，多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这种权利并没有获得积极的保护，其根本原因在于对荣誉权的内容没有准确界定。因此，只有准确地界定荣誉权的内容，并以此为基础总结侵害荣誉权的具体样态，才能全面归纳出侵害荣誉权的民事救济措施，才能真正保护好主体的荣誉权。     

荣誉权：一项旨在维护自尊的权利

多数学者都将荣誉理解为一种来自单位组织的正式评价,把荣誉权界定为民事主体对其获得的荣誉及其利益所享有的保持和支配的身份权。然而,荣誉概念所表达的价值内涵是人的自尊需要,而不是来自他人与社会的尊重。是故,荣誉权的本质不在于保持外在的荣誉称号,它应当是一项旨在维护人之自尊的权利。在荣誉权纠纷案中判断侵权与否的标准在于：一方的自尊是否因对方的不当行为而受到侵害;一旦侵害事实能够被证明,那受害方应当获得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但对获得的荣誉称号没有记载或记载错误的,并不构成荣誉权侵害,因为该行为所针对的是外在的荣誉称号,而非当事人的内在自尊。     

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解析

本文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解析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关系得以成立的见解,在主体上,提出法人等组织可作为精神损害的求偿主体的理由;在阐述各学说基础上,论证"精神利益说"作为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关系客体的合理性;在内容上,区分不同情况,确定行使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否作为独立的诉因.     

关于我国建立隐私权制度的立法思考

随着因隐私纠纷进入诉讼的情形日渐增多,我国关于隐私权立法问题倍受关注。文章以几个个案作为问题的提出,借鉴世界各国法律中隐私权保护的立法体例,分析了我国目前在关于隐私权立法上存在的不足及其给司法实践带来的困难和无措。进一步提出了完善我国隐私权的法律直接保护制度,通过立法明文规定隐私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利,而非“人格利益”,明确界定隐私权的主客体及其内容,并应采用列举式和概括式的方法对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予以具体化等立法思路。     

论我国民法上的发现权——兼论将发现权作为科学领域荣誉权的理论构想

我国民法上的发现权制度源于前苏联的科技成果权中的发现权制度,《民法通则》将其纳入知识产权体系是立法错位的遗留问题。发现权在性质上不是知识产权,我国司法实务对发现权的定性实为科学领域的荣誉权。建议以《人格权法》起草为契机,将发现权改造为一种科学领域的荣誉权,纳入人格权体系,对发现的判断标准、发现人的确认、发现权的内容和适用范围作出明确规定。     

试论侵害贞操权的民法保护

贞操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以自然人的性为特定内容。作为一项精神性人格权，应注重对其的民法保护和精神损害赔偿。     

也谈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是受害人在非财产价值上所遭受的损失,其基本内容是造成受害人的精神痛苦。正因如此,我国民法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即“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受到侵害时,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的规定。”本文仅从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依据、构成要件、适用范围等问题作一探讨。     

论碳排放权的物权属性

用物权理论去分析和解决大气环境容量问题是碳排放权交易的制度诉求.传统物权客体选择机理以及既有权利类型的缺失,是碳排放权物权客体化的瓶颈.笔者从立法论的视角,论证了碳排放权的准物权属性,并提出准物权理论在划分自然资源所有权人与使用权人之间以及使用权人之间的利益、权利、义务的边界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应迸一步明确和细化准物权理论,明确其属于他物权中一项独立的权利类型,并通过立法手段将准物权纳人物权法.     

论违约与精神损害赔偿

对违约责任是否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国内外法学理论界与司法界尚有争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对人格精神利益的保护,为因违约而造成守约人人格精神利益提供司法救济已成为一种客观趋势。文章在考察国外有关违约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后认为,违约责任应当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并就如何构建我国的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提出了建议。     

对受贿罪客体和对象问题的反思与重构

对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的准确认定是判断犯罪性质的关键。目前在法学界对受贿罪的犯罪客体和犯罪对象存在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把受贿罪的犯罪客体界定为国家的廉政制度更为恰当。把受贿罪的犯罪对象贿赂的范围扩大至物质性利益,即既包括财物又包括其他物质性利益,这样更有助于惩治受贿犯罪。     

侵害他人债权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探讨

侵害他人债权是否构成侵权行为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是民法上有名的争论问题。我国在制定民法典时,应该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借鉴外国侵权行为法的立法经验,将侵害他人债权纳入侵权行为法之中,以完善侵权行为法的体系。     

生命权救济理论重构

生命权本体无民事救济权 ,是文明社会法律的遗憾 ,对死者近亲属的救济水平极低在实践中危害极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民法理论中著名的“悖论”和一些不合理的观念。本文针对以上现象 ,本着加强对生命权的保护和救济的目的 ,论证了死者应当具有救济权、死者近亲属行使双重救济权、精神损害充分赔偿、统一赔偿等等完善生命权救济理论的观点     

信息社会背景下的民事权利客体之解读与重构

信息时代对传统法律带来诸多挑战,民事法律关系也未幸免,其中对民事权利客体进行信息等多维视角的解读与重构即为核心之一。在一系列现实困境中,民事权利客体应从分类标准、内涵与外延的重新界定、突出信息的民法地位等方面对传统进行扬弃,以寻求历久弥新的民事权利客体理论,从而为新时期民事立法和民法功能的实现尽绵薄之力。     

商事权利能力问题研究

商事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能力二者间的关系在理论上含混不清,而商事权利能力之概念是构建商法体系的基础概念,因此有深入研究的必要和研究意义。文章依民法学上“相对权利能力”理论,探讨和论证商事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能力的区别及区别实益。     

法律介入是保护青少年在线权利的必由之路

不良信息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侵蚀不容忽视。就青少年而言,他们有获得有益于其身心健康、文明向上的精神产品的权利;就社会而言,有为青少年提供文明、健康的精神产品的义务和责任。而法律介入是保护青少年在线权利的必由之路。     

评民商合一

民法和商法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两个基本法律部门 ,在立法上一直存在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的争论。我国历史上缺少商品经济的深厚传统 ,建国后又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因此造成民商合一论在学术界占据了主导地位。文章讨论了民商合一论形成的历史根源 ,从商的本质是资本的营利活动出发 ,论证了民商合一立论的不科学性 ;并从商事活动的营利特性要求商法有与民法不同的价值追求和调整原理出发 ,得出结论 ,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有其独立存在的根据 ,在立法上针对民法和商法之间的关系 ,应采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     

论动物法律地位

动物权利论或者动物主体论是一个时髦的话题。保护动物是否意味着要赋予动物权利或者将动物上升为法律主体?动物权利论或动物主体论在理论和实践中是否站得住脚?针对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动物权利论和动物主体论在理论与实践中均存在无法克服的障碍,动物在法律上仍应当作为特殊物、特殊的权利客体来看待,并提出我国的立法中动物法律地位的应有定位。     

物权行为理论有关问题探讨

文章明确了物权变动的三大主义与两大区分原则,指出可以用“物权行为”指称一些物权法上特有的行为,坚持我国民法不采纳物权行为理论的立法选择,但也肯定对物权行为理论的研究有一定价值。      

试论胎儿权益的民法保护

胎儿的权利保护在我国立法中很不充分,导致现实生活中胎儿权益受损时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偿。适值民法典立法之时,有必要重新反思胎儿的法律地位以及我国目前立法对胎儿保护的妥当性,确认其享有的权利范围。文章认为,在采取附条件保护主义对胎儿权益进行保护的同时,还应扩大对胎儿民事权利的保护范围,应当对胎儿在健康权、继承权、抚养损害、受遗赠权以及程序法上作为诉讼主体的权利等方面予以确认。此外,立法上应对胎儿民事权利保护的方式作出较为详细的规定。     

论人权问题的国际化

无论在近代,还是在当代的人类政治生活中,人权问题一直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随着时代的发展, 人权内涵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外延从国内管辖之事务走向国际化。人权的国际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权方面的国际宣言、决议、公约的制订和通过,使尊重和保护人权成为国际法的一条基本原则; 二是人权问题已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主要领域。三是国际上出现了大量的人权组织。在人权的国际保护方面, 要鼓励尽可能多的国家加入有关人权问题的国际条约,并采取一切必要的立法、司法、行政措施贯彻条约的各项规定。但同时又要反对以
人权
为名, 行干涉别国内政之实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