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课外必读书目刍议

前清光绪元年(1875)张之洞在四川提督学政任上,撰有《书目答问》一书,所列书目,上起先秦,下至晚清同治之世,按照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列举书目2200种,涉及作者2400余人,大体能够反映中国古籍的概貌。张之洞编写《书目答问》的目的,是教导当时的举人秀才们如何读书,读什么书。《书目答问》问世以后,在清末产生了重大影响,据传当时的读书人近于“家置一编”。笔者受张之洞编写《书目答问》一事的启发,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告诉现代的读书人,主要是大学生和研究生,以及同等水平的读者,他们在课外“应该读什么书”?要不要给他们提供一份课…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版本辑补

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了宋元以迄晚清的八百余种语体小说,介绍了它们的名称、别题、卷数、回数、存佚、版本和作者、孤本、珍本并记其行款及藏所,有的且兼录笔记、琐闻、序跋,可说是我国小说版本系统研究的开山之作与集大成之作。正如孙先生自己在《重印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提要序》中所说:“《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是包括现存和已佚未见书的专门书目,在这部书里,可以知道宋、元、明、清四朝有多少作家,有多少不同色类的作品。” 虽然该书在体例编排上不无可议之处,也并非已将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搜罗净尽,但自一九三三年北平图书馆铅印以来,迭经一九五七年作家出版社再印增订,以至一九八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补正,半个世纪中间,“有了此书,学者们的摸索寻途之苦,当可减少到最低度了。”(郑振铎《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序》)。     

关于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几个问题

中国古典目录学源远流长,成就卓著,在数千年的发展史中产生了许多重要的书目著作和杰出的目录学家,清代以来竟然在学术界占了显赫的地位,成为传统“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风尚所趋,使大批著名学者涉足于目录学研究的行列。但是,以往对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研究总结大多着眼于书目本身,较少讨论书目之所以产生和发展之故;大多注重于个别书目方法,而较少分析书目工作的组织管理;大多强调古典书目的利用,较少从目录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的高度进行全面的分析。本文拟将中国古代书目工作和目录学研究看作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活动,从联系的和整体的观点,对古代目录学产生和发展的几个重要问题作粗浅的探讨,     

对百年文学专史的审视与关注——评《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

作为一名从事中国文学史教学与研究的教师 ,我很关注近期问世的《中国文学专史书目提要》(以下简称《专史提要》 ,陈飞教授主编 ,大象出版社 2 0 0 4年 7月出版 )。据本书的序言和后记 ,陈飞教授在撰写“九五”国家社科规划重点项目“中国文学史学史”之“专题史”时 ,受其著作既多却少有关注的感动 ,遂发愿编撰此书。编者历时三年 ,艰辛搜罗 ,广泛收集 ,细心编撰 ,复经多方努力 ,终得成书。今读之颇有感想。一是视角独到 ,选题新颖 ,是前人所不曾为 ,有填补空白之意义。“文学史”自从上个世纪输入中国以后 ,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迅速…     

关于《六家诗名物疏》

关于《六家诗名物疏》徐超《四库全书》收录《六家诗名物疏》五十五卷,但在历来的目录学著作或辞书里,其书作者或题“冯复京”,或题“冯应京”。至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索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均已指明当为“...     

持渡书在中日书籍史上的意义——以《戌番外船持渡书大意书》为说

公元1753年一南京船漂着于日本八丈岛,船上带有441种中国书籍。这些书籍的内容被写成《戌番外船持渡书大意书》,成为一份重要的书籍史研究资料。本文以《大意书》作为例证,分析了清乾隆时期中日书籍交流情况,并进而探索大意书内容在中国目录学与版本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意义,从而建议有计划地进行江户时代持渡书书目、大意书与中国公私书目、及今日馆藏书目的比较研究,以扩大书籍史的研究范围并提高其水平。     

关于“刻书广告”

刻书广告,由来尚矣。宋元以还,板刻益盛,书林既多,乃滋竞争。是以宣传本肆刻书,花样时新,名目良多,藉以招徕读者,冀多售以射利也。所谓“牌记”、“木记”者,类具广告功用。然细按之,盖有四类。其一自称本真无讹,若“的无一字差讹”,苦“绝无讹误”,若“真本全帙”,简便易为,牌记每具此类文字。其二汇列所刻书目,今不多见,惟明金台书林汪谅翻刻张伯颜本《文选》序后有所刻书目。凡载据宋元板重刻自《司马迁正义解     

新见《天一阁书目》摘抄本校读记

天津图书馆从清管延芬《待清书屋杂抄再续编》一书中发现的数页抄自明范大冲编制的《天一阁书目》资料,为研究天一阁提供了新的宝贵材料．但经与三种有代表性的天一阁书目的核对,管氏摘抄本只占康熙间抄本所录书目的百分之二、三,不能代表范编书目而称之为“现存最早”的天一阁藏书目录．而刘尚恒先生对范编书目的考证文章则一误将黄宗羲字“太冲”与“大冲”张冠李戴;二误范钦的生卒年。     

叙录书中的杰作——评《两刻豫章丛书题记》

章学诚在其名著《校雠通义》中,归纳出目录学有两大功用,一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二是“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故此,优秀的目录学著作被历代认为是治学之门径,刘氏父子《别录》、《七略》,为我国目录学开山之作,龚自珍曾谓:“微夫刘子政氏之目录,吾其如长夜乎?”(《六经正名》)又晚清张之洞所著《书目答问》亦为著名的目录书,范希曾称:“书成以来,翻印重雕不下数十余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故目录之学,沾溉后人,厥功至伟。喻剑庚君主编的《两刻豫章丛书题记》(以下简称《题记》),为江西先贤陶福履、胡思敬二氏所刻《豫章丛书》,凡129种书…     

从历代书目的著录看《大学衍义》的文献价值

《大学衍义》是一部理学名著 ,其书因大学之义推演而成。自成书以来 ,受到了人们的普遍重视 ,宋元明清各大书目对其都有著录。作者对宋元明清各大书目对其著录情况作了一次全面的梳理和分析 ,展示了《大学衍义》的文献价值。     

"畅销书"现象与大众文化

"畅销书"(Best Seller)一词是舶来品.在我国,畅销书是20世纪80年代逐渐兴起的新生事物.本文试图从界定畅销书的概念入手,浅析畅销书随大众文化而产生的时代背景、畅销书的多元化以及如何理性看待畅销书阅读.     

《疆村丛书》札记

(强村丛书>校劫尚有疑误之处或可做多面理解之处:一、词牌不一;二、名号误写;三、正文与目录不一;四、正文与校记内容不一致;五、校记内容不全或错误;六、衍误;七、避讳表述之异;八、节气称谓之误;九、误收他人之词未予校出;十、集注位置安排错误乱而致错简,等等.     

明代典籍里的“UFO天象”

近年来UFO作为一种奇特的天文现象常常出现于国内外大小报刊,引发人们的种种好奇和猜测,对于这一现象,我国历代文献早有详尽记载.本文所录,只是其中极有限的一部分,旨在据此建议有关部门或专家组织力量、穷搜古籍、内外旁证,对UFO现象进行科学的研究.     

书籍装帧艺术中的"形神"关系

书籍装帧艺术的目的之一,就是创造形式意味的美感,它具有不可忽视的"形"美.在艺术创造中,如何才能"以形传神",将书籍的本质特征描写得突出、鲜明,一是借书籍之"题"立意;二是与装帧艺术家的情感相联系;三是需要艺术家一种实际创造的本领--技巧.在艺术审美中,审美活动源于"形",并在美的"形"的直接观照中展开;艺术审美的最终目标是"形"与"神"交会,完成情感的超越;情感是"形"与"神"交会的媒介,以情感为推动,达到形神兼备的最高境界.     

古籍“旋风装”演变探微

受文献和留存实物的限制,学界对古籍旋风装的具体装帧形式一直存在着争议。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古籍旋风装在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中经历了旋风叶卷子（龙鳞装）、旋风叶（叶子）、旋风册子（经折装）三种不同的装帧形态。     

《礼记》"月令"之"令"考辩

《汉语大词典》、《辞源》释“月令”“春令”“夏令”“冬令”所引例句皆出于《礼记·月令》。在《礼记·月令》中 ,这是一组意义相关的词语 ,其中的“令”都是“政令”之义。《汉语大词典》和《辞源》将“冬令”之“令”释为“政令” ,这与《礼记·月令》语境文义相吻合 ;而将“春令”“夏令”“秋令”之“令”释为“节令” ,这与“令”所处文本语境意义相悖。这两部辞书对这一组意义相关词语的解释未能充分顾及其含义上的相关性 ,因而释义前后抵牾 ,缺乏准确性。本文考察了《礼记·月令》的文本语境 ,并结合儒学“礼法自然”的思想观念 ,对上列词语中的“令”进行了考释。     

解析“Google图书搜索”的目标

"Google图书搜索"是Google公司的一项庞大计划,它把图书出版商、图书经营者、作者、图书馆、读者这几个紧密相关的对象连接起来,实现了图书资源配置的优化以及图书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从上博竹简看《论语》的编纂特点

上博竹简中有一批孔门七十子后学作品,将这些竹书与<论语>进行对照,可以看出<论语>的某些编纂特点.经过研究发现,今本<论语>中的孔子语录应该经过编纂者的节选、提炼和取舍,因此它既不能完整地反映孔子思想学说的全貌,也不能代表春秋战国之际的诸子散文水平.     

《诗》"兴"与六朝后诗歌"兴"之比较

关于诗歌的"兴"的界说,不同历史阶段有所不同.从大处看,以六朝为界,分野显然.<诗经>兴体诗的"兴"其本质是"起";六朝后的诗歌,"兴"的本质则是"感".<诗经>兴体诗是借物起兴,较单一;六朝以后诗歌则是感物兴情,较复杂.<诗经>兴体诗中情与景大都只是局部交融,六朝以后诗歌的"兴",其情与景渐趋"融彻".但是从总体上说,作为美学范畴的"兴',其本质都是物对心的感发和心与物的相互契合.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书考

《三国志》裴注的史料价值超过陈寿《三国志》本身,这几乎是史学界的共识。其所以如此,在于裴注引书甚丰。因而研究裴注引书问题者不少,主要有赵翼、钱大昕、沈家本与王祖彝诸家。然而,赵、钱、沈、王四家之说,差异颇大,以致后之学者,各承一说,言人人殊。本文试图考察赵、钱、沈、王四家差别的具体表现及其造成差异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裴注引书目为258种,分别指出其中四家均未著录者36种,各家所著录但互差异者15种及存疑待考者16种,最后列出裴注引书目表及裴注所引书目存疑表,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