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能力分阶段集中培养的实践教学模式探究——以小学教育专业为例

实践教学是培养师范生教学能力的重要途径。基于广义的知识观、教学过程系统观、"教学做合一"教学观以及程序性知识学习理论、观察学习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了小学教育专业教学能力分阶段集中培养的实践教学模式。实践教学模式的操作程序可以概括为"三大阶段"(观摩教学、模拟教学与参与教学)、"五个环节"(观摩教学、教学设计训练、教学实施训练、教学评价训练与参与教学)。该实践教学模式是对"怎样的教学实践更有利于师范生教学能力的发展"的一种回应。     

"以物"如何"观物"

<鸟鸣涧>有三种解读方法,从儒、释、道角度都解决不了以"物"如何"观物"的问题,王国维和邵雍的"以物观物"的理论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通过生态学的解读方法,才能实现"以物观物".生态学考察有机非有机物的"转变"(becoming)与"差异"(difference),以及"邻野生境"(milieus),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以物观物".生态学的方法为解读中国山水诗带来了新的思路.     

德性主体性解读之社会建构论视角

社会建构论认为,人的"自我"(即德性教育的主体)是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与他人互动的产物,是人在与环境的互动中自主建构的.德性主体性的建构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德性的本质就是在社会文化实践和话语中建构的,建构论中的"自我"观充分体现了此观点.从社会建构论的视角来看,"德性主体性"这种特征实质上是由情境(从社会和文化两个角度分析)、话语和"教育"(知识观与学习观的角度分析)建构的.     

孙中山知行认识观与毛泽东实践认识论比较研究

"知行认识观"是孙中山最主要的哲学思想,其重视"行"(实践)的基础地位和"知"(认识理论)的指导作用,与毛泽东的"实践认识论"具有相通之处。但在"知"与"行"涵义的界定、知行统一关系以及对待人民群众的观点上,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哲学认识论却呈现出较大的不同。究其原因,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特征、阶级属性和理论来源有着很大的关联。     

论张学良的国家复兴观

国家复兴观是张学良爱国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欧刺激和强烈的民族危机感是张学良国家复兴观提出的内外动因;力主国家统一、强调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倡导农村建设、谋求国家经济复兴、开发西北等构成了其国家复兴观的核心内容;强烈的实践性、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性和开拓性是其重要特征。     

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

文章把康德的自由观划分为"先验的自由"、"实践的自由"和"自由感"三个层次.(1)"先验的自由"在理论理性中为实践的自由预留了一个可能的自由的"理念";(2)"实践的自由",分为"一般实践理性"的自由即"自由的任意"(derfreie Willkur)和"纯粹实践理性"的自由即"自由意志"(der freie Wille),两者都具有自由本体的意义(不纯粹的或纯粹的);(3)"自由感",分为审美鉴赏的自由感和社会历史中的"自由权"(言论自由、立法自由、财产权等),这两者都被划归"反思的判断力"的范围,并非人的自由本体,但却都是人的自由本体的"象征"或"类比".     

西塞罗的国家观

西塞罗的国家观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把国家看作公民的联合体,试图从"城邦"中抽离出"国家"这一概念,用res publica代替城邦指称普遍意义上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城邦观念的束缚;用历史演进的眼光看待国家起源,把国家看作具有独立伦理价值的精神实体,通过对私有财产的强调,为国家观注入了非伦理因素;继承了古希腊思想家的政体学说,把国家划为三类七种,始终坚持共和政体是最优越的政体;基本上把国家看作高于个人的联合体,但通过对国家的定义和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强调,为他的国家观蒙上了个人主义色彩;接受了自然法学说,力主法治,构建了一个庞大的法律体系,以维护共和制,但后期的"元首制"(princeps)构想反映了他的人治倾向。     

九学期制的"3+X"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设计

在"大教学观"指导下,引入德国应用科学大学认知学期和关键能力培养模式,实行九学期制,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设计"3+X"(X>1.5)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建设开放式人才培养体系,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绘画艺术的体制更迭及其逻辑转换 ——基于雅克·朗西埃的"艺术体制"论

以哲学家雅克·朗西埃美学思想中的"艺术体制"论为依据,西方绘画艺术传统划分为循次递变的三种体制,即"伦理体制"(由柏拉图代表)、"再现体制"(由亚里士多德开端)及"审美体制"(法国大革命以降).首先,逐一说明这三种体制历史性特征:"伦理体制"将绘画视为非理性的影像,"再现体制"为绘画设下一系列二元区分准则,"审美体制"则取消了二元区分.其次,阐明绘画艺术由"再现体制"(古典)而"审美体制"(现代)的逻辑转换,即从等级区分的"正当性"转向阶序瓦解的"平等性".由此呈现本文的另一写作意图,即通过绘画案例的探讨来阐发朗西埃的艺术体制观及其平等主义的美学思想.     

浅析日语感谢场合中的致歉表达

日本人在表达感谢时,除了直接使用"ありがう"(谢谢)之外,还会使用"すみません"(对不起)等表达歉意的词语,这是日语表达中的一个重要特色,在日本人的会话中十分普遍。致歉表达的潜在前提条件就是是否存在"歉疚"之情,它蕴含着日本人的人际和谐观。     

守正创新: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遵循

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重点.守正创新是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发展的基本遵循,爱国、爱党与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是爱国主义教育守正的核心内容.在内容创新层面,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应坚持以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教育为价值归旨,遵循爱国主义教育由"爱祖国"向"爱国家"教育的辩证演进;在路径创新上,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应把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着力点和落脚点,增强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厚植文化底蕴,以文化自信滋育青少年的爱国精神家园,弘扬家国情怀,激发青少年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     

唱诵、仪式行动与仪式过程：以纳人达巴的“木卡布”仪式为例

"话语"(discourse)历来是人类学仪式研究的重点。然而就如何研究仪式话语,学界长期存在分歧。本文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从"唱诵"(enunciation)的角度入手,试图展现"作为动作的词语"(verba in loco actus)在纳人达巴仪式中发挥的独特作用。通过对"木卡布"案例的描述和分析,我们发现仪式行动的分解与排列组合主要依靠唱诵表演的方式完成,唱诵构成了达巴仪式过程的核心。在此意义上,话语的实践方式理应成为仪式研究的重要面向。     

高低权力距离视角下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20世纪80年代初,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教授霍夫斯塔德(Hofstede) 进行了一次迄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文化价值调查研究, ( Hofstede ,1984) 得出了表现各国核心文化价值的4 个层面:"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权力距离"( Power Distance)、"不确定性回避"(Uncer-tainty Avoidance) 和"社会的男性化"(Masculinity).权力是管理学和文化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文章试用霍夫斯泰德4个层面中的"权力距离"理论,结合其在中西方国家产生的文化根源,从家庭,学校教育,公司机构三个方面对中西方文化差异进行分析、透视.     

软实力视域中的“美丽”概念分析——基于“信息复杂全息人”视角

"美丽"是与主体心身状况密切相关的概念,也应属于"软实力"的研究范畴。建设"美丽中国"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现、总概括,又是一项由全国人民共同参与的伟大的系统工程。"信息复杂全息人"(ICHP)是进行美丽城乡与美丽中国建设的逻辑起点和核心要素。凡是有人参与的系统都是"巨复杂自适应智能系统"(GCAIS),所以,"建设美丽城乡"和"建设美丽中国"都是GCAIS。"美丽"的复杂性来自于"人"的复杂性,在"软实力"领域内,与ICHP相适应的"美丽"是"量子信息生态美丽"(QIEB),具有复杂的内部结构,可分为3大类:"硬美丽""软美丽"和"巧美丽",5个层次:"渺观美丽""微观美丽""宏观美丽"(美丽城乡)、"宇观美丽"(美丽中国)和"胀观美丽";"QIEB"具有时空性、信息性、量子性、全息性、分形性等基本属性。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主体向度

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为主要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积极投身于各自国家的政治革命运动,在同第二国际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反驳中形成了独具主体向度的实践观。一方面,将实践的主体定位于现实的能动的人;另一方面,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归结为主体(意识)对现实的把握。其实践观恢复了马克思以实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逻辑起点的理论传统,开拓了重新认识实践的主体性、能动性研究的新领域;同时,一定程度上也隐含着"夸大主观能动性的哲学冲动"。     

契合与冲突:自由主义立法观与国家主义立法观

当代中国法治的蓬勃发展,我们看到立法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有必要回过头来审视这段法律、立法与法治的历史。该文以"国家—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法律观—国家主义立法观"为逻辑线索展开研究,通过对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等概念的剖析,揭示了国家主义立法观的内涵、特征、理论和实践表现,并在结合哈耶克自由主义立法观的基础上,开示国家主义立法观与哈耶克"内外规则"学说之间存在的契合与冲突。     

“文治复兴”与礼制变革——祠堂之制和祖先之礼的个案研究

从宋元到明清,中国社会步步形成士大夫、国家与庶民共谋的"共主体性"的政治文化。"祠堂之制"(伴随着国家礼仪的士庶化)和"祖先之礼"(伴随着民间礼仪的国家化),则是宋代儒家士大夫企图恢复尧、舜、禹三王之治的运动——"文治复兴"中开始的士大夫重要的"制世定俗"的礼制变革和文化实践。"文治复兴"的积极贡献之一是客观上将民众动员和调动起来,并参与到国家的治理和政治事务之中。虽然民众并不简单屈从帝士共治的"修齐治平",却因此"激活"了他们的多元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被"文治复兴"激活和政治启蒙的华南地域,经济和文化有了空前广泛的发展。华南庶民宗族丰富的文化创造、民间宗教信仰的广泛发展,亦都是这一过程的伴随结果。     

权力转变与国家利益维护

"权力"(power)与"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s)是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争论的问题.追求权力与国家利益目标是维系国家生存与未来发展的重要途径,国家利益由权力来界定,国家权力的大小,决定国家所能追求的国家利益的多少.权力的增强意味着国家能力的上升,国家的能力上升则代表着国家利益的增加.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中的权力要素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提出美国在构建世界秩序时应重视硬权力(strong power)、软权力(soft power)的相互作用.[1] 软权力指:文化影响力、榜样影响力、制度和价值观念影响力等,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显著上升.国际关系中如何运用软权力.正成为权力转变中如何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议题.今天有学者甚至关注起"粘性权力"(sticky power)的功能,[2]强调其具有硬权力和软权力的共有特性.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相互依存时代,发挥"粘性权力"的作用,是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考量.     

司马迁对构建民族精神的重大贡献

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他创新了“大一统”的国家观和民族观。他在《史记》中将民族精神人物化、形象化和故事化,在众多人物形象和故事中着重表现了奋发进取、自强不息和爱国的精神。司马迁还将民族精神哲理化和道德化。这一切都有助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事业,有助于提高我们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司马迁对构建民族精神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墨子的"法治"观及其现代价值

"法治"在墨子那里叫"治法"."治法"以"法"、"法仪"、"法度"为治国的标准."治法"之"法"即为"仁"之法,即为"兼爱"之法,为"义正"(正义)之法,为"尚同"(平等)之法,为"天志"之法,为"法天"(或"则天")之法,为"中效"之法,为(百姓广泛参与的)"谈辩"之法.墨子的"法治"观展示了"法治"之法的规则性、规范性、普遍有效性、强制性、实践性、正义性、平等性.因此,墨子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第一位主张"法治"的思想家,而且还因其独具"现代性"而使其成为"法治的本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