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生命周期与背景风险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

基于Ordered Probit模型,利用江苏某银行提供的包含13 000个客户资产配置的详细资料,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重点关注家庭生命周期效应、财富效应、收入风险、房产风险等四方面因素的影响,并在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总体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对第三方存管、基金、黄金和理财等四类风险资产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发现,家庭生命周期效应和财富效应均显著存在,收入风险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呈现非线性关系,房产风险对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则表现为挤出效应。     

基于金融约束视角的中国家庭资产配置研究

金融约束政策是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资本市场的竞争加以限制,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也为这些部门提供必要的激励。金融约束政策在传统的银行融资市场和股票市场中均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将该政策分为价格型和数量型两类,分别分析其对中国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并在家庭储蓄与投资模型的基础上,增加金融约束政策,得出结论:金融约束政策直接或间接影响家庭对风险资产的配置,由于影响渠道很多,所以无法就影响方向得出一致性的结论,还必须综合考虑家庭风险厌恶度、风险资产超额收益率等因素。     

中国城镇居民资产财富效应实证研究

基于2002年第1季度——2010年第1季度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模型,对居民资产的财富效应进行度量.检验结果表明:收入水平是决定居民消费的关键因素,股票和房地产资产与居民消费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是财富效应微弱.股票资产的财富效应大于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债券资产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     

金融素养视角下家庭财务脆弱性问题研究

负债和流动性资产配置是家庭的重要经济决策。我国家庭负债的持续攀升导致13.5%的居民家庭具有财务脆弱特征。本文以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样本,分析居民金融素养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作用效果。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素养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金融素养的作用效果表现为风险转移效应、风险分散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家庭可以通过购买商业保险、投资组合分散化和信贷约束缓解等理性行为来避免陷入财务困境。此外,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城镇家庭的金融素养对财务脆弱性有更大影响。推动金融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提升全民金融素养水平,能够更好地引导家庭适度和合理地负债,有效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     

我国低消费率与阶段性家庭支出

文章在生命周期理论、永久收入理论以及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基础上考虑中国深刻的家庭观念,提出了阶段性支出和代际支出循环的概念。在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家庭的收支行为以及资产价格、收入和消费率的关系,从新的视角提出对我国消费不足问题的解释和改革方向。     

后危机时代我国家庭金融投资风险及防范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大力推进和对外开放的全面展开,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出明显的变化,金融资产已经成为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受我国金融市场制度不健全、国民投资行为不规范、个人承担风险能力较弱等因素的影响,家庭金融投资无疑具有较高的风险,存在较多问题.结合后危机时代背景,针对我国家庭金融投资中存在的问题,提出防范家庭金融投资风险的思路和对策.     

农村成长经历会影响城镇家庭储蓄率吗?——来自CHFS 2019的经验证据

由于城市与农村的经济金融环境存在显著差异,成年前在农村成长的城镇居民比在城市成长的城镇居民具有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和较低的金融知识水平,从而更加偏向低消费和高储蓄。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数据,将“目前居住在城市地区且拥有非农业户口、18岁之前为农业户口”作为“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界定标准,实证检验城镇家庭户主的农村成长经历对其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户主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家庭比户主没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家庭有更高的储蓄率,风险态度和金融素养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即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户主会因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和较低的金融知识水平而导致其家庭储蓄率较高;农村成长经历对储蓄率的正向影响在户主受教育水平较高、家庭资产较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家庭中更为显著。因此,需要从改善城市的经济金融状况(降低生活成本、增强社会保障、减少不确定性等)入手来释放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并通过改善风险态度、加强金融教育、缩小城乡差距等渠道来降低农村成长经历对城镇家庭储蓄率的正向影响。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子女教育投资动机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对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投资动机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了解我国不同层面家庭的教育投资动机状况.研究发现处于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教育投资动机是不同的.因此,建议政府采取不同的政策帮助不同层面的家庭完成子女的教育投资,同时也可以引导家庭正确面对教育投入的回报,减少和化解选择教育投资的风险,避免盲目投入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台北市家庭发展帐户"方案的发展与储蓄成效

2000年7月,台北市政府宣布推出“台北市家庭发展帐户”方案,这是一个为期三年的实验脱贫方案,其理念架构主要是依循着Sherraden博士所提出的资产累积福利模式,透过相对配合存款的诱因设计鼓励一百个低收入家庭定期、持续的储蓄。本论文将呈现发展这项方案的发展背景与方案结构对参与人储蓄行为的影响。     

趋同与差异:中日家庭金融投资的风险与对策

家庭金融投资的目的在于实现资产的保值和增值,经济的转型和社会的变迁极大地对动了中国和日本家庭金融投资风险的趋同.然而,面临相似的风险,中国和日本应对家庭金融投资风险的策略却有所不同,日本政府、金融中介和投资家庭的互动更加有效地保障了日本家庭金融稳定的发展,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千户户卷调查与城市社会学

天津市千户城市居民户卷调查 (以下简称“户卷调查”)从 1983年开始到 1992年连续进行了 10年 ,是由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人员参与 ,天津市政府办公厅组织进行的大型城市社会学研究项目。该项目共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从 1983年到1987年 ,共 5年。第二个阶段从 1988年至 1992年 ,为第二个 5年。该项目每次调查 10 0 0户家庭 ,是从天津市 9个市区近 4 0 0万人口 ,10 0多万个家庭随机抽取的。第一阶段的 10 0 0户样本是从天津市区的12 6个街道中先抽取 36个街道 ,然后再从 36个街道中抽出 10 0 0户家庭为样本 ,连续追踪调查了 5年 ,…     

连带外部性、物业税与居民福利

人们拥有住房所带来的额外的"声誉价值"会产生连带外部性效应,这种效应会扭曲人们的住房需求决策,从而导致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无效率.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上存在的连带外部性是导致房地产市场非理性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尽管物业税不是一种最优税制,然而次优税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增进社会福利,开征差别物业税有助于校正房地产市场的连带外部性,有助于增进居民整体福利水平.     

统筹户籍改革成本的构成、测度与分担*--基于有关文献的研究与启示

统筹户籍改革成本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在统筹“农民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户改成本的形成本质上是一个伴随城乡利益博弈而逐渐累积增大的过程；户改成本的构成具有分类复杂、形态多样的特点；户改成本的测度存在依据、方法和数量上的差异；户改成本的分担涉及政府、企业、个人等利益相关者，中央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务增量成本的主要负担者，其与地方政府分担的比例会因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有所不同。统筹户籍改革还需要在政策上对主要利益相关者的核心诉求进一步聚焦。     

家族企业发展中的软约束:两种类型及其危害

家族企业有两个基本特质:一是在领导人产生机制上,实行基于特殊关系的亲亲原则;二是在企业治理机制上,实行基于唯亲观的人治原则。这两者都是滋生软约束的沃土:一者,家族成员往往把企业资产视为家族财产,把企业业务看作是家族事务,把满足成员对组织的期待看得比组织的成长更加重要,从而产生了严重的财务软约束;二者,家族企业往往因亲情至上而缺乏一般性的管理规范,以致治理往往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从而引发了治理软约束的泛滥。这双重软约束还滋生出各种非法行为,从而严重限制家族企业的成长。     

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化进程研究

以旧时计划经济为背景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中国户籍制度构筑了城市中国与乡土中国的分立壁垒。一方面,衍生在制度之上的各种特权与利益分配使得户籍制度改革错综复杂,也给现行城市化进程设置了重重障碍,延缓了城市化的推进;但另一方面,城市化的滞后发展,城市公共资源的有限性,也构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瓶颈”。     

新中国户籍制度的历史形成及历史地位探析

新中国的户籍制度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它是新中国成立后 ,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逐步建立完善起来的。其本身潜伏着许多弊端。在我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中 ,这些弊端日趋显露 ,并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大障碍。尽管如此 ,它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仍起到了一些重要作用     

Household energy consumption: Community context and the fuelwood transition

We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community context on change over time in households’ use of non-wood fuels. Our theoretical framework builds on sociological concepts in order to study energy consumption at the micro-level. The framework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nonfamily organizations and services in the local community as determinants of the transition from use of fuelwood to use of alternative fuels. We use multilevel longitudinal data on household fuel choice and community context from rural Nepal to provide empirical tests of our theoretical model. Results reveal that increased exposure to nonfamily organizations in the local community increases the use of alternative fuels. The findings illustrate key features of human impacts on the local environment and motivate greater incorpor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 into research on environmental change.     

Household migration and the labor market position of married women

The present paper conceptualize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among U.S. wives as both a determinant and consequence of household migration. A theoretical justification is provided for decomposing these relationships by occupational position of the wife. Applying log-linear models to data from the 1970 One-in-a-Thousand Public Use Sample, we corroborate previous research in that, on the average, the likelihood of interstate migration between 1965 and 1970 was greatest among families in which the wife was not employed prior to the move. However, among employed wives, those classified as professionals or managers were also found to accentuate the probability of household migration, particularly if the husband was not employed in 1965. The implication is that all types of employment by the wife need not limit family mobility as previous studies have suggested. Although migration was found to have a disrupting effect on the continuity of employment among most wives, this effect was most in evidence among wives employed in blue collar occupations. The data suggest the need for a careful reappraisal of traditional economic notions of migration, particularly as they apply to married women.     

论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稳定与农业规模化

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 ,是农村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有力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农村家庭承包经营 ,已经和正在遇到一些矛盾和问题。推进农业产业化、逐步实行农业规模化经营 ,是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有效措施和现实途径 ,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大趋势和总方向 ,也是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和最终结果。土地经营规模化将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 ,需要谨慎地采取一定的方法、步骤和措施。因势利导 ,采取适时、适当的方式进行地块调整 ,实行土地使用权商品化 ,倡导并支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 ,还要大力发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     

GDP增长、投资低效与居民福利提高

经济发展以增进社会财富和社会福利为目的,如果经济增长的存在大量盲目无效投资,那么所能获得的就只是GDP数字的高速增长,由于其中将有相当的份额用以弥补无效投资和浪费,致使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也连连下降,影响人民生活和社会福利的提高,违背了发展经济的目的.而倘若GDP的增长不能带来财富的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那么这样的"经济增长"就没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