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现代人的生命断片——里尔克的《沉重的时刻》绎读

里尔克的诗《沉重的时刻》呈现了一个现代人的生命断片,不仅触及到其时代的痛点,更是对现代人"羸弱、荒诞和虚无"的生存感觉的特写。全诗共四节,每节分别以生命最基本的存在形态"哭"、"笑"、"走"、"死"为诗眼,藉以不断复返的修辞和意象,传达出诗人里尔克对现代人的存在乃偶在、无根和向死存在的独特理解。     

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周作人与中国纯诗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对象征主义“纯诗”的译介,是30年代“现代”诗人的中国纯诗运动的重要理论与艺术准备。他1919年所译法国象征诗人果尔蒙的《死叶》,在新文学的象征诗译作中,最早兼顾了生命质感与形式因素的完整性。之后,他不断修正自己早期的平民化艺术观,主张新诗要把现代中国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浮到心头”又“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幽微而深邃”地表述出来。周作人对象征诗艺的兴趣,是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     

诗魂,这样孕育产生——《有的人》探魅

诗魂，这样孕育产生——《有的人》探魅崔石岗臧克家的哲理诗《有的人》，“是作者在新中国写下的第一首诗，也是一首登上了高峰的诗”①。它以深邃的思想力量和隽永的艺术魅力叩击着读者的心灵。这首诗对“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两种人的描绘...     

老子生命观刍论

每个人都同时有着三重生命，即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自然生命指人的肉体生命；社会生命指人的社会存在；精神生命则是对自然生命和社会生命的形上思考，是生命最终的精神皈依。生命观因此就是对人的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这三重生命的观点与看法。“贵身”的自然生命观、“虚静”的社会生命观和“死而不亡”的精神生命观共同构成了老子的生命世界。     

《凡人》之死的生存本体论解读

就生命的终极价值而言,人生就是一个从非本真的“向死而在”到本真的“先行到死”的过程。 此在唯有真正地清醒死亡,避免陷入惧死、避死的“沉沦”,才能以扫尽尘嚣的泰然姿态直面无法回避的死亡,实现超越生存本身的“向死的自由”。 从海德格尔生存本体论下的“存在”视角思考小说《凡人》中的存在与死亡问题并得出结论：作为灵性存在的人的一个伟大之处就是能够通过对“死”的洞悉,使自己成为在世的神;人既是向死而在的凡夫俗子,更可以依藉先行到死的方式超脱凡俗的肉身,凸显此在“存在”的真正意义。     

论张枣诗歌的“内在超越”

依托具体文本,文章从文化思想、存在意识等方面对张枣的古典诗学渊源进行探溯。由“天人合一”思想集中体现的儒家文化意识,让张枣相信诗人应该在诗歌中重建人与世界、自我的和谐关系。他的诗歌内含对现世生命的体谅,对生命领略麦芒似的浓缩,并注重把世界糅合进心境中取其精粹,在诗境中提升人境,以“内在超越”追求诗与生命的动态和谐,在诗歌中赢得“溢满尘世的美满”。     

死了也不死，是诗人的诗──试论朱湘的诗

死了也不死，是诗人的诗──试论朱湘的诗杨泉良“静着！他没有死，他不曾瞌睡着，他已从生命的梦幻中醒觉了──”这是英国诗人雪莱在凭吊英年早逝的诗人济慈时所写下的一段文字，把它用在评价。朱湘身上当然也毫无唐突之嫌。朱湘，在他人生二十九载的风雨中，为我们留下...     

《大地之神》:生命意义的对话

长篇对话体诗《大地之神》是纪伯伦后期英语文学作品的集大成之作,它通过三位大地之神关于生命意义问题展开的对话,对“意义”消解的现代社会中人类生命存在的神圣性提出了置疑、反思和解答。诗作通过“爱、美、生命”这三个既是具体感性存在、又具有超越性的核心范畴,表达了纪伯伦文学创作中贯穿始终的生命观:生命存在是有意义和具有神圣性的,而生命的意义通过当下感性现实体现出来。这一生命观与纪伯伦身处现代西方语境的生命观具有内在一致性。     

与谢野晶子的《君莫死》是反战诗吗？

与谢野晶子的长诗《君莫死》长久以来被当作“反战诗”受到世人关注。但从与谢野晶子的战争观、“诗歌之道”“尊皇之道”以及政治立场分析，她的《君莫死》只是一首真情流露的“心声”诗作，甚至算不上厌战诗。对与谢野晶子的这首诗，应该放到她的整个创作当中加以判断和定位。     

惊人的巧合（3）

“生活即是联系。”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一个人拥有的社会关系越多，他就活得越充实，活得丰富多彩。就是说，我们要扩大交往面，强化各种关系。但遗憾的是，我们过于僵化，什么都是按部就班。除了工作，我们的生存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一个人只对工作感兴趣，对其他事情——诗、散文、音乐、绘画、运动、无私的友谊、政治乃至国际事务都漠不关心，那么，他的生命也就仅限于工作，他已经死了。     

诗－生命与语言的互动

诗是生命与语言的互动，生命主要指人的个体生命，就是存在中的此在。然而，人的个体生命并非凭空御虚地存在，它必须在语言中找到自己的栖居之所。生命与语言双向互动，诗的本质是生命，语言的本质是诗，生命与语言的达成，有一个重要中介，那就是思。思即诗，诗即思。语言在思中才始成其的语言，才始进入自己的本质存在。这样的语言在根本意义上是诗的，语言在运思中成为人的生命诗意栖居的场所，生命与语言在思中互动，正是人生根本意义上的诗。     

生命自我与现实自我的纠葛与幻化——陶渊明《饮酒》诗七首意象结构探索

妥协世俗，扩展生命以用世的现实自我与摆脱名教、回归生命本真的生命自我之间的矛盾、冲突是陶渊明《饮酒》诸诗中一系列意象的深层结构。在《栖栖失群鸟》等诗中，现实自我与生命自我表现为两种对立的精神状态与情绪，以鸟儿与松（菊、兰）的意象表现出来；在《有客常同止》等诗中，生命自我与现实自我的矛盾冲突幻化为“一士”、“一夫”两个人物意象；在《结庐在人境》等诗中，生命自我摆脱战胜了现实自我，其澄明、宁静，自由欣悦的本真状态投射生成一系列浑然灵妙的诗歌意象，构成陶渊明诗审美的最高境界。     

祥林嫂悲剧的文化意蕴

祥林嫂的悲剧是文化悲剧的一种典型。以鲁镇民俗为核心存在的“鲁镇文化” 以其残酷性使祥林嫂“虽生犹死”;就个体生命而言,虽然死能带来微渺的希望,但祥林嫂仍无法获得最终的解脱。这也是鲁迅重视“人的文学”观的真正之体现。     

论日本人的生死观——从日本人的宗教意识谈起

人都会死的,死意味着人生的终结,因此可以说不怕死的人是没有的。先进的现代医疗对人类的贡献在于治病救人,有些病即使无法治愈,但医疗可以使他们的生命得到延续。医疗为人生最大价值的生命作出贡献,其使命是伟大的。现在医疗正面临着癌症等问题。现代日本人能否接受死呢?回顾人类思想史,我们可以看到,哲学和宗教都是围绕作为人生终结的死展开的。加藤周一在《日本人是什么人》中说:“过去的日本人已经没有了”。他说得很对。尽管如此,在现代日本人身上也是能看到过去日本人的一面。如果从宗教意识来探讨日本人的生死观,那么我们应从过去和现在这两个视点来进行。     

春天的诗，生命的诗——关于生态文艺批评三题

生态文艺美学思想不仅要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狭义理解，而且要“研究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和人自身处于平衡的审美状态”的广义的理解。从自然生态到生命生态、心理状态，春天的诗交融着自然、生命、人性、文化，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等关系上形成了一个动态和谐的生态审美存在。     

《死亡之思与死亡之诗》评价

《死亡之思与死亡之诗》评价童梓在西方，死亡是哲学的源头，是孕育伟大悲剧精神的母体。而在东方，在中华民族这块黄土地上，人们执着于现实人生，执着于对生命的拥抱和享乐，所以，对死亡的思考远不及西方人深刻。如儒家的祖师爷──—孔夫子就曾说过“未知生，焉知死”...     

论中国传统死亡观对第三代诗人的潜在影响

儒家的“重生轻死”、道家的“厌生乐死”、佛家的“生死轮回”观深深影响着第三代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他们以对死亡的直面、认同，传达着强烈的对生的关注和思考；以对死亡的想象性体验，表达着对生命本质的观照和认识。“死亡”成了第三代诗人自我认知与个性传达的言说载体。     

用辛勤劳动延伸的生命长度

著名诗人臧克家,在纪念鲁迅逝世时写过一首诗《有的人》。诗的开头四句是:"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开头的四句诗,常常被人们引用,借以说明生命的长度并非由     

论端砚的文化品格——端砚诗、赋研究

端砚作为文房器物，对历代文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历史长河中，端砚引兴文思，文学赋予端砚以文化品格，并在交汇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端砚诗、赋”作品。本文由此开展，重点从“天地之精——端砚诗赋中的生命精神”“巧匠——文质相杂的工艺观”“守拙——端砚特质与端人品行”“比德——流光溢彩的石品与人生德行”等四个方面凸显端砚诗、赋中所蕴含端砚精神及其文化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