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

政治文化的巨大作用是通过政治社会化方式来实现的。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最基本的特征是伦理政治观。建立在以“礼”、“仁”结合为本体的政治哲学基础之上的伦理政治观，不仅包含着政治意识、政治价值、政治心理等方面的内容，而且其本身就是政治的最高原则。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集中体现为儒家学说的传播、延续、变化和发展。传统政治社会化的深远影响启示我们，文化的因素对于政治社会化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传统伦理型政治文化的德化功能

中国传统伦理型政治文化最集中的体现就是政治道德化,即以道德替代法律,道德与政治混同,也就是把政治目的、政治秩序、政治权力等归结或者赋予为一种道德观念,从而使政治受到道德的控制,同时又把道德所产生的社会功能引申到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扩大道德的政治功能。传统伦理型政治文化是专制政治不可或缺的统治工具,其影响涉及社会的多个领域,其中尤以在法律、教育、艺术三个领域所发挥的教化功能最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     

河洛文化若干问题的讨论与思考

河洛地区是以洛阳为核心,以郑州为东界,以潼关或函谷关为西界的黄河与洛水流域地区,河洛文化系河洛地区的古今地域文化,以夏代至北宋时期最具有辐射力和影响力.由于地理、经济和政治等因素,河洛文化以正统性、传承性、融合性、原创性为特点.河洛文化是一统文化和国都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     

政治中心主义的自我超越 --论政治生态文化的建构

以社会发展与人类进步为标的看政治文化,对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要求,就不仅仅满足于政治行为的合法性和相应的公民认同,更进一步,它对政治体系提出了超越政治本位主义的要求,旨在要求政治体系之政治制度、政治行为的制定和实施,以更宏远的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为目标,因而它就超越了政治本位、集团本位和阶级本位,也就不再是政治中心主义的政治文化,而是政治工具主义的政治文化。再进一步,当着这种政治文化不仅以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为旨归,而且执著于政治、社会与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圈的生态联动时,痴迷于社会进步、人类福利与自然环境的荣辱与共时,这种政治文化的境界就更上层楼、更为高远了,它就升华为一种政治生态文化了。     

迈向和解的政治

运动是现代政治的典型特征,公民权运动、追求理想状态和追求宗教-文化同一性的运动,构成现代政治的主要风景线。这些运动的意识形态,皆不足以为现代政治奠定基础。能够为现代政治提供框架的,是和解的政治,它吸收各个文明的基本假定,以和平与说理作为最根本的承诺。     

扬善与抑恶 --中西政治文化之比较

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紧密联系。本文从民众对政治本身的认识、民众对待政治家的态度、民众与政府官员的距离、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等四个方面 ,对以扬善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以抑恶为核心的西方政治文化进行全面比较后 ,提出必须借鉴、吸收西方政治文化中有益合理的内容 ,提高国民参与政治的理性和技术 ,充分发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     

古代市民政治文化的独特性与局限性分析

大凡论及古代政治文化,总是以上层社会的皇帝、官僚、士为主要对象,对下层社会往往忽略不及。其实,正是在下层社会才产生出了与占主导地位的纲常礼教名分为中心的政治文化所不同、富有生命活力的政治文化。其中,以钱权交易意识和政治冷漠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市民政治文化更是独具特色。     

文化、政治与文化政治

本文以“文化的政治”和“文化政治”两个概念为分析线索,讨论西方文化与政治的内在关系及其演变逻辑。首先分析文化现代性的政治含义,进而分析政治如何取得文化形式,最后评论“后现代”的文化政治观。本文认为,“文化政治”回应了西方社会的当代变化,在法律和经济模式之外对权力和斗争作了新的思考,在政治思想上强调了重建社会、文化、主体和理论的必要性,为社会改造提供了新的主体、运动和策略,但文化政治只是当代政治的一种形式,而不可能是政治的全部领域。     

纳西族木氏土司时期政治文化的形成因素探析

纳西族木氏土司时期的政治文化对纳西族社会发展和纳西文明的进程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对历史上滇西北区域的政治稳定和民族关系的和谐做出了积极贡献。历史因素、地理环境、政治生态、主流政治文化、民族固有文化传统等社会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各层面的因素都对纳西族木氏土司时期政治文化的形成产生制约和影响,从而形成了这一时期纳西族以共同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政治文化。     

对当前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

中国的政治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变革和发展,在每一个固定的时代都给了当时的政治最可靠的政治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采用的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文化,但是以往的政治文化传统并不是荡然无存,优秀的文化被保留和继承,同时新的政治文化形态正在逐步形成。政治文化是政治的根基,社会需要稳定和有说服力的政治文化来为它服务。现阶段中国,不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在快速发展,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我们需要更加慎重地审视政治文化是否可以给社会发展带来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文化认同。     

论“孝”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新空间——整合与超越

孝道自古具有维护家庭年长者权威和成员间融洽相处的作用，且被认作是“诸德之首”，是社会和谐稳定的伦理基础；因其在中国封建社会曾具有的政治色彩和社会矫正功能自然成为伦理学与政治学关注的对象，但孝道的“弥散性”和“基础性”特点使得它没有局限在某个学科的研究视域之内。近年来，心理学本土化的研究趋势使得孝道研究的领域和价值诉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心理学的视角考察孝道，了解孝道态度变迁情况、孝道态度年龄与地区等差异情况、孝道态度与心理因素的关系、孝道态度的改变、能否通过孝道教育改善人们心理和行为等系列问题，使心理学成为孝道研究、学科整合趋势的主线，探求其在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中的独特影响作用，发掘孝道对于道德失范行为以及一些心理问题的矫治潜力。     

唐玄宗的孝治实践及功能分析

以孝治天下是唐玄宗的治国原则和施政特点。唐玄宗亲注《孝经》,阐释"孝治"思想,并将其付诸政治实践,以天子身份行孝垂范,以孝驭官、以孝化民。其提倡孝道、推行孝治的目的,不仅是为其统治权力披上合法外衣,而且也想通过孝道有效地控制庞大的官僚系统,安定社会秩序,实现王权对社会的有效"支配"。     

家庭代际伦理和谐与传统孝道的继承和创新

伦理与道德都是历史范畴。在传统家庭中,家庭代际伦理是家庭伦理的核心,维护这种伦理核心的家庭道德规范便是孝道。传统家庭代际伦理和谐与传统孝道建构的"以孝治天下"的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模式有其合理性和历史价值。在当代中国改革发展与社会转型中,传统家庭代际伦理和谐与孝道面临有悖"善事父母"的突出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继承和创新传统孝道。     

农村老龄化问题与孝道文化的重建

中国农村的老龄化问题严峻,数目较大、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较低,面临的社会文化环境较差,是其基本特点。受市场经济和多元文化的冲击,农村孝道文化衰微,进一步加剧了农村老龄化问题。以传统孝道文化为根,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社会实际,重建农村孝道文化是解决农村老龄化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     

论宋朝孝文化发展的特征

宋朝承袭了汉以来“以孝治天下”政策,大力推动孝文化的发展。宋朝孝文化的发展表现出两大明显特征:一是完成了“移孝于忠”的历史进程,确立了“孝”重于“忠”;二是将孝道纳入理学之中,将孝理学化。     

试论佤族的孝道文化

佤族孝道文化主要包括善事父母、尊敬老人、孝敬是＂礼＂、尊祖敬宗四个方面,在凝聚民族情感、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解决＂中国式养老难题＂提供了重要的力量之源。     

弘扬传统孝道文化,关注农村养老问题

传统孝道的道德内涵,如养亲、敬亲等规定,是传统孝道文化中的道德精华;传统孝道的推广手段,如宣传教化、榜样引导、以法助孝、以政保孝是行之有效的道德教化手段。在解决当前农村养老问题时,应该继承和借鉴传统孝道文化中的优秀道德资源。     

试论近代中国的非孝与拥孝

孝道曾被视作天经地义。然而到了近代，特别是甲午战后，孝道开始受到人们的非议。非孝者并非反对子女对父母的敬爱，而是认为传统孝道主恩，使子女丧失独立人格；孝道造成了中国家族本位，不利于培养公民的国家意识；孝道中的亲亲原则，不利于建立法治国家；孝道中的移忠作孝，成为帝王专制主义的基础。他们主张父母子女的关系应该建立在爱与平等的基础上，父慈子孝应该是对应的。而拥孝者则认为孝道是道德的本源与起点，孝道的根本精神在于珍重生命，激发人们爱与感恩的情感。父慈子孝是道德义务，而非对应的权利。正因如此，就不应该因为传统孝道中的一些偏颇，或被帝王利用，就根本否定孝道。     

中国古诗词中忠孝文化的英译

忠孝文化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精粹。中国古诗词中忠孝文化的英译应结合文化翻译的本质以及中国古典诗词本身的审美特征进行综合翻译。从文本分析入手,对中国古诗词中蕴涵的忠孝文化内涵进行细分,发掘中国古诗词中忠孝文化的独特性与审美因子。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古诗词英译时如何通过选词、构句、语篇效果等各种语言手段,表现中国古诗词中忠孝文化的独特性与审美性,使英语读者也能够体验到中国忠孝文化的神奇魅力。     

孝文化的现代价值研究——基于中国式企业文化视角的探索

＂孝＂思想统治了中国社会上千年,它对每一名中国人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文章通过对孝文化内涵和本质的探究,认为根植在中国人心中的孝文化在现代社会体现为家庭式的感恩文化。因此在企业中构建家庭式的感恩文化,将孝的思想落实到企业文化的各个层面,可以激发中国人心中内化的孝意识和情感的共鸣,有助于提升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忠诚度,推进和谐企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