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凉郁悒 忧思哀怨——读庚信《小园赋》

骈赋起源于先秦散文和楚辞。赋作为一种文体定型于汉代,这时作家辈出,宏篇巨制蔚为大观。发展到六朝时期已日臻成熟阶段,抒情小赋风靡整个文坛,典范之作的技巧运用达到高峰,最能表现骈文声律、文采、对偶、用事等形式美的是梁代诗人庾信。原因是前辈诗人沈约的四声八病之说注重声律,为当时韵文的创作开辟了新的境界;庾信早期在梁朝为迎合帝王趣味的作品虽然绮艳轻靡,然而积累了形式上追求创新的经验。于是,当他后期羁留     

略论《文心雕龙》声律论对汉语诗歌的普适性

《文心雕龙.声律》篇集中体现了刘勰的声律观,同时也是齐梁时代诗歌声律理论高度发展的集中体现。《文心雕龙》的声律论不仅是齐梁之前诗歌声韵规律的正确总结,而且也对其后发展出来的近体格律诗、词、曲,都有着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可以说,以"和谐"为思想核心的刘勰声律论,对于中国诗歌来说,几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     

从自然音韵到永明声律

在我国诗歌史上,南朝时代是由自然音韵过渡到人工声律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产生了格律诗的雏形“永明体”和对我国诗歌音乐美的理论起了奠基作用的“永明声律”。一、诗文对声律的要求诗歌本是一种音乐文学。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关于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礼,乐工们依次为他演奏了诗三百篇的记载,和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诗三百五篇,孔子     

论沈约的声律理论与“永明体”诗歌

沈约声律理论的核心内容为“四声八病”说,这一理论既从正面提出诗歌创作的声律主张,亦从反面指出创作中应力求避免的病犯,是一种提倡形式技巧的理论。在其指导下创作的“永明体”诗歌句数呈现出由多到少、由不定到统一的趋势,并出现大量平仄合律的句、联,形成最早的“对式”声律结构,在体制上向成熟的律诗靠拢,是诗歌律化进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诗体。     

论齐梁文人革新晋宋诗风的功绩

隋唐以来,齐梁文风一直是浮靡之习的代称。其骨力不振之弊,人皆见之,其艺术变革之功,则毁誉不一。当代学者论及这一段诗歌时,即使对形式追求的成绩有所肯定,也仅限于声律的提倡和写景的技巧,除了少数诗人的名篇佳句受到注意以外,大多数作品都被冷落在故纸堆里。今天倘能拂去上面的尘封,抛开传统的偏见,或许对于我们更客观地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轨迹不无益处。我认为齐梁文人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功绩主要还不在声律技巧,而是在以下两方面对晋宋诗风的革新:首先,他们在晋宋诗歌走到生涩僵滞的绝境时,通     

“双层和谐“论——《文心雕龙·声律》理论体系考察

《文心雕龙·声律》在我国诗歌理论尤其是诗歌声律理论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在“本于人声”、“内听”、“外听”、“和韵”等核心范畴的基础上 ,形成了一个完整、深入的声律理论体系。在声律本体论方面 ,刘勰立足于“乐本人声”,揆以法度 ,从而解决“声”与“心”的矛盾 ;在声律方法论方面 ,刘勰提出了“和韵”原则和一系列具体方法。这两个方面体现了刘勰的声律理想——“双层和谐”。第一个层次“心”与“声”的和谐 ,是“内和谐”;第二个层次是文句之间和谐 ,是“外和谐”。     

论初唐歌行的文体特征与叙事艺术

初唐是歌行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它不仅代表了歌行的勃兴,而且标志着歌行的成熟。本文从题材选择、声律特征、叙事方法三方面对初唐歌行的文体特征和叙事艺术进行全面考察,以此证明初唐歌行的定型与成熟。     

南朝诗学声律论之创建、深化及批判

沈约提出的"声律论"标志着我国古代诗学"声律论"的正式创建,其内涵是将汉语的四声运用于诗歌,强调诗歌音律之和谐及丰富多变的声韵美。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多篇文章论及诗歌的声律问题,从更高的理论层次论述了音律之生成本源、创作中声律运用不合之原因与解决办法及声律与作品审美韵味之关系等,从而深化了声律论。钟嵘对声律论展开了猛烈批判,指出了声律论对诗歌创作的负面影响,并提出了以自然声韵为本的诗歌声律观。     

宋代节令组诗的志录功能与民俗意蕴

节令组诗的大量出现是宋诗嬗变过程中一个独特的现象。和宋前相比,这些组诗呈现出更加深厚的民俗文化意蕴,尤其生动地志录了宋人极具世俗娱乐性、地域性和村野精神的节令图景。为突显纪实性,组诗用语明快浅易,谐趣直白,富于节令生活的意味。组诗之诗题、注释、诗序等副文本所具有的亚叙事性功能亦对节令风俗加以充分描摹。组诗还和相关地理类民俗志书互证互释,进一步深化了纪录节俗的深度和广度。宋代节令组诗的新变标志着民俗对文学发展的渗透与影响,同时亦表现了文学刻画和反映民俗的互动趋势。     

"音以律文声得盐梅"——刘勰声律理论浅析

《文心雕龙.声律》是刘勰对诗文创作音乐美实现的规律性探求,也是从形式美的角度确立批评标准的一个方面。文章试图通过对刘勰声律理论的提出背景,本原依据,声律和谐实现的困境,声律原则以及声律美的实现理想几个方面对《声律》文本进行相对系统的梳理和探析,力求展现刘勰声律理论的价值和意义。     

由《全唐诗》的考察看中唐“列锦”辞格发展演进之状况

中唐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时期,也是列锦辞格发展演进的重要时期。中唐踵继初唐与盛唐,在列锦模式上又有了四种新的变化。列锦辞格在中唐的运用是相当普遍的,它对诗歌作品意境与画面感的营造,对诗歌韵律美的营造,都有很大作用。不过,中唐诗歌中虽然列锦辞格的运用相当普遍,但也有许多形式上类似列锦而实非列锦的辞例,这种情况是需要予以厘清的。     

论王昌龄诗歌在唐代的接受

王昌龄在唐代的接受情况研究分盛唐和中晚唐两个阶段。从诗歌选本的选录数量来看,与同时代他人相较,王昌龄诗歌入选数量属中上之列;就入选诗歌内容来看,盛唐时多为"风骨清俊"之作,且其诗被推为"风骨"、"声峻"、"雅正"的代表,中晚唐选诗则多为"清词丽句"。王昌龄诗作中最富有盛唐之音的作品是最能被大家接受的作品,至中晚唐,随着政治环境和士人心态的变化,王昌龄的直意高歌已失去存在的土壤,只能被束之高阁。     

浅论唐代咏物诗中的生命精神

唐代诗人在与自然的和谐交融中体会到生命的力量,并通过咏物诗将它反映出来。这些作品表现了诗人对大自然中生命律动的感悟,以及对深藏于天地之间的一股生生不息的力量的探寻。唐人正是以一种博大的胸襟和对美的敏锐感受去品味自然和人生,因而咏物诗在唐代诗人的笔下呈现出了属于自己的辉煌气象。     

我的旧体诗声律观

旧体诗就是今人用唐代及其以前的诗歌形式来写的诗。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讲究声律对偶的近体诗滥觞于南北朝的齐、梁时代。至初唐,近体诗的声律趋于成熟、定型和完备。写作旧体诗（包括古体诗和近体诗）应师承高古学唐诗,但是更要学习唐人既讲声律、又不惟声律的那样一种自由解放的艺术精神。谐或不谐声律,皆以自然随性不刻意为好,切勿因之而束缚了自己的创作灵性,影响了情志的自由表达。     

浅论初唐吴越山水诗派

初唐时,一群以“吴中四士”为代表的吴越诗人名扬上京,所作大多为山水诗,在选材、基本表现技巧、艺术风格和审美理想等方面都取法于小谢为代表的齐梁体。吴越山水诗以特有的境界W阔、生机蓬勃的清新诗风影响着诗坛,为盛唐山水诗奠定了优美清新的基调,显示了齐梁山水诗向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发展轨迹。     

论晚唐时期刘白诗人群的文学活动与诗词创作

白居易、刘禹锡在晚唐时期的诗歌创作情况与其在中唐时差别极大,元白诗派就此进一步发展为刘白诗人群。刘白诗人群最主要的诗歌创作活动有联句、诗歌赠答、诗歌别集和唱和诗集的编定三项,而诗歌内容主要是歌咏闲适生活;其词体创作则是就曲填词,著作也颇多。由于该诗人群在诗词方面的创作均取得了一定成就,因而对宋代诗词也产生了相当影响。     

浅谈唐代的"曲江"诗

曲江是唐都长安的一处胜景,它的盛衰与唐王朝的兴亡几乎同步,唐代诗人为它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在这些"曲江"诗中,诗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曲江当作盛唐时期那段辉煌历史的标志,赋予了曲江特殊的情感色彩与文化意蕴.     

统一新罗时期汉诗的晚唐风韵

统一新罗前、中期留存的汉诗作品寥寥无几,直到统一新罗后期汉诗创作的主体——新罗宾贡诗人的汉诗才大量出现。在题材内容上,宾贡诗人的汉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晚唐诗人的影响,具有浓郁的儒释道化的感伤底蕴,这种感伤底蕴以壮志未酬而忧郁难伸的儒家济世情怀为主要基调,又兼有离宦退隐而无奈伤感的释道情怀;在艺术风格技巧上,宾贡诗人的汉诗以淡雅明畅为主导,也不乏清健俊丽、雄劲壮阔之作,并且借鉴了晚唐主流诗派——温李诗派的对仗、声律及用典技巧,使其汉诗在平易通畅中见精工典雅。     

浅论唐代怀古诗不同时期的主题倾向

唐代怀古诗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发展阶段，除了数量上急速增长，共同构成怀古诗的空前繁荣局面外，其主题倾向各个时期也有所不同。它的发展走向，与整个时代由兴盛走向衰败是密切相关的。     

略论孙光宪词对北宋词坛的影响

孙光宪的词创作在晚唐五代词坛是很有特色的,其最大的艺术特征便是洋溢于其中的勃勃生机。这一特质使得其词作无论是在遣词造句、布局谋篇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极富个人风格,并给北宋词坛以一定的影响。在遣词造句方面,孙光宪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虚词、叠字、象声词及俗词的运用上;在布局谋篇方面,孙词中“跌宕起伏”、“一唱三叹”的艺术特色在很多北宋词作中都能看到;而孙光宪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所取得的成就更是给北宋的一些词加以极大的启示。因此,孙光宪在唐宋词发展史上应占据一个较为重要的地位。